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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南柯散文】有朋自远方来

2016-10-25 18:04 | 西部文学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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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如果这个朋友竟是以前素昧平生,自然就更多惊奇了!我和她,都曾是——而且现在好象还是,至少我还是——大家慷慨散发“诗人”这顶瓜皮帽的那种人。起初,我被别人视为诗人还喜滋滋的,可等我翻开五花八门的报刊,发现这世界的诗人比自封的经理还多,就多少有点泄气。
   新世纪某年年尾,应该正是最寒冷的那一时段。当时的我还是与家人寄居在小镇上教书的愣头青,有一副犀利的牙齿和消化力极强的胃,整日稀里哗啦读书,五花八门的东西,有什么读什么。读倦了,走到阳台上,瞧瞧后院外南来北往的车,对远方充满莫名的、惆怅的、幸福的预感。
   那天上午,我可能好梦正酣,要么已经迷瞪瞪醒起;仍留恋于被窝的温暖,懒得起床。母亲敲门进来,唤一声我的小名。我还来不及对母亲大人的呼唤作出某种反应,就扭头瞧见她背后——MyGod——她背后竟然站着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
   我大吃了一惊。实际上,吃惊倒是小事,这猝不及防的情况让我更多的是心慌,为自己这时还躺在床上这个明显无法理直气壮的状态,尤其当你面对一个陌生的姑娘;再说,母亲她当着别人的面叫我那个远不及“紫椋鸟”堂而皇之的小名,就仿佛让我兜也兜不住自己的那点底儿,下意识拉了拉被子,差点盖住半张脸。
   母亲跟那大姑娘客套着说了几句家乡普通话,下楼忙过年的事去了。姑娘向我笑了笑,扶了扶眼镜。我也赶紧笑笑,好像做贼被人当场抓住似的。她一定看出了我的隐衷,二话不说出去了,并轻轻带上门。我立马从床上跳将起来,三下五除二穿好行头,甚至还抓了一把缺齿的梳,胡乱梳了梳平时难得整顿的头发,认为自己勉强达到了某种标准,便走过去拉开门,走进客厅,神经质地连说:“你好你好。”
   她又是爽朗地一笑,很大方的样子:“紫椋鸟是吧。我是M。打扰你了。”
   那时,M这个名字可能在诗歌界刚刚发芽吧。当她自报家门,让不喜交流孤陋寡闻的我更感陌生。她说两个月前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受宠若惊,又实事求是地告诉她,问题肯定出在邮局方面了。她一听,就有几分不安,为自己是个不速之客来打扰我感到抱歉。这事实上使我更不安,搓了搓双手,请她坐下烤火,又给她泡了一杯红茶,仿佛她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旧社会那种无家可归的薄命红颜。
   她来自很遥远的成都。关于这个西南名城,我除去青海跟昌耀老师学诗时曾经过几次,其余的常识只限于知道它的火锅不仅辣,而且麻嗖嗖的。我因此调侃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教导过我们,不吃辣椒的人不革命。你大概比我更革命吧。”
   她不动声色地回敬了我一句:“让你这种过了十点钟还没有揭开被窝的人去闹革命,恐怕‘三座大山’今天还稳坐在咱们头上吧。”
   我们嘿嘿一声,都不自禁乐了,很有些一见投缘的意味,于是无拘无束地打开了话匣子。几个月前,我在《诗刊》头条发表的长诗《轶诗》引起了她的兴趣。她甚至在成都的大小文艺沙龙四处朗诵之推广之。这次她趁在长沙参加一个行业会议,然后去上海陪母亲过年的机会,中途转折坐火车汽车来到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我插话说,我经常对火车充满莫名的、幸福的预感,没想到这回真的兑现了。她笑道:她来到这镇子一点儿也不幸福。她一下车,寒风呼啸,已是晚上九点半,好不容易敲开一家旅馆的大门,要了半碗比屋顶上的冰还要冷(但可能比女服务员的面孔要暖和一点)的面条,扒了几口,无从下咽,到二楼的客房躺下,就想紫椋鸟是怎样一个有点才华的乡巴佬,是怎样一个勤学苦练的外省青年,为自己不远千里来寻找这个勤奋的乡巴佬感动不已。今儿大早,她到邮局打听我的详细地址,殊不料我的家正与她入住的旅馆——你瞧凑巧不凑巧——隔壁。
   而现在,她一眼就已看出我既不怎么乡巴佬,好像也不蛮勤奋,就有点失望,就有点笑自己先入为主的都市想象力。
   年关已近了。办年货,搞大扫除,家家户户弄个明窗净几焕然一新也有头有脸。往年,这些事全由母亲一手包办。这一回,四川来的远客主动接过活儿,并鼓动我:“闲时干点家务,是一种生活乐趣,又简单又纯粹。”我一点也不为所动,一边吐烟圈,一边说:“爱纯粹你就纯粹吧,伙计。”她听我居然称她为“伙计”,就知道我有点无可救药:
   “我一直觉得,电影里的汉奸都是一副懒样子。没想到你这人比电影里的汉奸还懒。”
   她非常麻利地替我整理了书房卧室,并把她特意替我带来的几本马蒂斯、布拉克的书也塞到架子上,说:“想不到你还有不少好的藏书,看起来你不是一个只知睡大觉的家伙。我还真有点喜欢你的浑浑噩噩了。你不介意吧?”
   “我有点心虚。”我小心翼翼说。
   “为什么?”
   我忽然仿佛真的心虚,有点语无伦次地说:“你瞧。我总是无法过一种比较严肃的生活……当然,我的性格非常被动……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一个女孩子跟我说这话,所以有点……心虚。”
   她哈哈大笑了出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鸟儿你真可爱。”
   我就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可爱。
   当天的晚上,晚餐也由她一手炮制,色味香俱全。我大赞:“看不出你这样一个女秀才,十八般兵器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不简单不简单。”
   “告诉你吧,”她有点不动声色,“只要我愿意干的事我都干得好。比如说,玩枪。”
   瞧我愣愣的不得要领的样子,她“噗嗤”一笑:“真的。我背过半个月那种老式猎枪,蛮好玩的。”
   为了心爱的摄影,她曾跟重庆的一个女画家结伴,提一杆猎枪穿越西双版纳大森林,还在那里染上了湿疹。我羡慕得把手掌搓了又搓。搓到最后,便搓出一些遗憾来,想到自己在家蹉跎岁月,嗟叹不已:“我觉得我失去了很多。”
   “嗨嗨,”她说,“每个人都会失去点什么。别谈它好吗?来,咱们喝一杯。”
   我们喝酒,听从旧留声机缓缓流出的小提琴曲。夜很深了,偶尔有一辆汽车隆隆通过,之后,好像使寂静的深度和长度在思想的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外面在下雪。
   寒冷而又温暖的雪啊!
   第二天,镇子赶集。她在风衣里揣着一架相机,到处看新鲜,玩偷拍。我没滋没味地跟在她后面顾盼溜达。一上午下来,她总是一副该死的不知疲倦的样子,谈笑风生。回到家里,她变戏法似的从风衣里掏出一条品质不错的烟扔给我:“诗人,打起精神来。我哪能亏待你是不是?”
   “下午还拍吗?”我忙问。
   “瞧瞧瞧,你这副嘴脸。”她伸手指点着我。我们笑弯了腰。
   中午看新闻。播音员报道一起重大的空难事件: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72秒突然爆炸,7名机组人员,包括中学女教师麦考利夫,全部遇难。瞧着电视荧屏上再三播放的爆炸画面,实话说,我似乎没有多大感触,那毕竟是在太平洋彼岸发生的事儿,离风石堰太远。而她,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我吓了一跳,忙问:“你怎么啦?”
   她摇摇头,不吱声。
   我开玩笑说:“瞧你,好像麦考利夫是你亲姐姐似的。”
   她不理我,径自去了旅馆睡午觉。
   晚上,我到旅馆去看她。她向我笑了那么一笑,跟我要了一支烟,极优雅地吸了几口:“请原谅。我有点多愁善感。我经常这样。”
   “还为她难过吗,为麦考利夫?”
   “不啦。”她说,“我想我已经没事了。谢谢。”
   “你的职业是外科医生。对吧。你经常为病人操刀,心肠应该是铁了。多愁善感还真不容易。”
   “别忘了,我可是个写诗的人呐。”她不称自己“诗人”,而是“写诗的人”,这一点让我肃然起敬,但仍然不忘跟她较劲:
   “谁也没有赋予写诗的人多愁善感的权利。”
   “我是个女人。得了吧。”她非常光火地说。
   腊月二十八,她起程去上海。她在车上,我在车下。我穿一身皱巴巴的西服。她对我的不修边幅已习以为常,但仍然令人信服地指出:男子穿西服,绝对要干净笔挺;否则,不如不穿。
   第一次,我觉得一个人对服饰的意见值得重视。
   我们在一起很纯洁、很开心地度过了难忘的一星期。我们在异性之间找到了一种和谐、微妙的平衡;我们的相识,相信是必然命运信手拈来的一次偶遇。她叹了一口气说:
   “鸟儿你相信吗?我有点爱上你了。”
   “当然。”我点点头。
   “但我这个主意也许明天就会改变。你也相信吗?”
   “当然。”我又点点头。
   “你放屁!”她喊了一声。火车疼痛似的猛然抖一下,开动了。
   我看见她别过头去时,泪光一闪,如同一只打探天空消息的飞鸟,稍纵即逝。
   一个月后,她给我寄来一件真皮夹克。附言:夹克是懒人的服装,无须熨烫。偶有污渍,可一擦了之。
(责任编辑:洛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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