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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河散文】搬家

2018-05-01 20:34 | 西部文学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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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家最早在古城建国路十一道巷的省委行政处南的圆门,那时刚刚三岁。从建国路到和平门的家属院门前是个大下坡,冬天下雪就成了孩子们的溜冰场。整个省委除办公厅与农工部、统战部是楼房外,家属院包括雍村、三号院、四号院及幼儿园都是平房。我们兄妹5人就是在这儿的两间南北走向、泥墙砖地、席棚瓦顶的小房和有着省委花房、车队、电影放映场、坑底下树林子及三、五个互通的大杂院中长大的。家中最值钱的就是一架蝴蝶牌缝纫机和一台熊猫牌电子管收音机,还挂有一幅舒同手书的毛主席诗词“雪压冬云白絮飞……”中堂。
       上小学四年级时,文革袭来,整个建国路和十一道巷成了学生串联、静坐,造反派“革命”,揪斗“走资派”的战场。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和小报铺天盖地,“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的口号、广播不绝于耳。路边搭起了席棚,家属院的空地或坐或卧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人。以至引发武斗,吃了亏的“工总司”在26中办起了尸体展览。我也被当做“修正主义的苗子”,从西七路的“西安保育小学”赶到建国路小学上学。没多久,学校停课闹革命,省委也被占领,父母和一些叔叔阿姨转移到和平门外后村的八号院,将我先后送回陕北老家和北京外婆家躲避,弟弟妹妹也被疏散到保姆陈姨家。
       等我回到西安,已是1968年的夏天,家搬至雍村,是一家一户或两家一户的独门四合院了,但房子仍是土木结构的胡基墙、砖瓦房。据说过去是原省委宣传部部长吴刚的住房,他家搬至三号院后,分给我们和徐海泉俩家。父亲为此专门到东大街买回一个大红的板柜,添置了两只棕箱和一张小饭桌,使家中凭添了些喜气。房子由两间变成了两间半,徐家不久搬走,整个小院就都属于我们家了。兄妹们在院中养兔喂鸡,摘梨钩槐花,还搭建了一个牛毛毡灶房,垒了个拉风箱烧煤的灶火,蒸馍做饭特别方便。小院什么都好,长有两棵苹果结的果子较小,前后院还有两棵高大的洋槐与一株年年果实累累的黄梨,大院还有宽畅的草地,十多棵番桃、石榴,成排的红叶李、夹竹桃和数株柿子、海棠、桑叶树,往往成为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外。只是老鼠特别多,用了多少办法也除之不尽。
       大约在1970年,父母被下放到泾阳的杨悟“五.七”干校分别养猪、做粉条,不久又举家迁至汉中,连人带家什一卡车拉完。只留下我一人,与一只小麻鸭、一只小黄鸡守家。这时我就读于“十个电棒,九个不亮”的市26中学,当了班上的红卫兵支队长。那一段闹过打家劫舍的“五湖四海”,好在有几个要好同学轮流陪伴,倒也不感孤独和害怕。记得学校歌咏比赛,为与班主任蒋仲芬做对,男生一小半到我家剃成了光头,出尽了洋相。
        1972年底高中毕业,我被分到大南门外的锦华木器厂参加工作,全家又从汉中搬回雍村小院再次团聚。家人行李还是一车装完,当年公家配发的桌椅床板虽已折价售给了我们,但已破旧。弟弟妹妹也成了大小伙、大姑娘,家中用具确需增添。父亲找人买了两根水渠柳原木,我在厂供销科买了十张三合板,请班组的师傅给家里做了套老虎腿的三开门大衣柜、梳妆台、挂板床和写字台。我还在厂里买了些板皮、弹簧和沙发布,学着做了一对沙发,给家中又增添了亮色。为了鼓励我努力工作,父亲送我一块上海牌手表,还托人给我买了辆永久牌加重自行车。
       父母从汉中回到西安,分别在省外办和新城区上班,工作特别忙。这时大妹、二妹参加了工作,三妹和小弟分别考取中专大学。我为方便就住进锦华厂的集体宿社。省外办1980年在西四路盖楼,我们第四次搬家,终于住上了搂房,但只是个两室一厅、一卫、一厕的小户型,不到60个平方,七口人根本就挤不下,我一人暂住雍村小院。为照顾我成家,同时雍村要翻建成干休所,而我所在的单位是个集体小厂,没有职工住房,省委行政处佟罗叔叔协调外办临时在西四路一号后院给我找了俩间共20多个平米的平房居住。
      1985年我到北京上学,暑期回西安,外办盖2号家属楼要拆中院和后院的平房,讲我不是外办职工,不给安置。我据理力争,说从雍村拆迁到外办拆迁,你们理应解决我的住房问题,他们只好将我和外办的一些人安置到大雁塔村的临时房里。从此我的搬家噩运开始。
     当好不容易让工厂的同事,将我结婚时买的板式衣柜、半截柜、写字台等家具和单筒洗衣机,准备今后给父母和自已小家做家具的三、四方板材和20张胶合板,还有一套木工工具搬到大雁塔。刚刚一年,那里要修建道路,整个村子拆迁。我第二个暑期回来,发现小厨房被撬,一套木工工具不翼而飞。开门一看房顶被扒开几个口子,漏下的雨水,湿透了被褥和家具。我立马傻眼,欲哭无泪。只能找外办吕平安处长和何克敬主任大吵一番,何才让外办派车,将物品搬到后村一院农家的小二楼的两间房临时居住。
        在此住了三年,又遇城中村改造。这次外办还好,通知我搬至东关索罗巷小区。虽然是个上下各三间的二层小楼,与后来当了外办副主任的翻译刘湘莲为邻。我住楼下两间,她住楼上两间,另外一上一下住了也是外办子弟的小唐。可外办2号家属楼盖好,父母家搬到后楼三层,面积增加了一些,三个妹妹也陆续出嫁,弟弟也到外地落户,住得宽畅了许多。麻烦的是没有电梯,那时做饭靠蜂窝煤后改用煤气罐,搬煤驮煤气罐着实累人。但外办不让我回迁,理由是你的住房应由所在单位解决。我就继续住在东关,虽然上班远些,但小区环境尚好,我也由工厂先调入市二轻局,后又考入政府研究室成为公务员,相安无事直到1996年4月。
      不知为何,外办要将索罗巷的小楼抵账,通知我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当时妻子身怀六甲,我俩都在市政府工作,但机关一直没给分配住房。我们只好再找到吕处与分管的裴长菊副主任诉求,几番回合才让我们搬到外办一号家属楼106室暂住。这是只有36个平米的小套,因紧靠围墙和窗户上边是二楼的阳台挡住光线,白天也须开灯,唯一优点是冬季暖气热量足。因房间太小,原在索罗巷的那几方木料、衣柜与两把椅子等家具寄放在外办(西京招待所的圆厅),后来两把椅子也不知谁顺走了。算了算20来年,父母家已搬了6次,我的小家也搬了5次,每搬一次就将人弄个灰头土脸,折腾个半死。尤其是我的小家,面称越搬越小,每次都是被动的让人驱赶,求人说好话,遭白眼受辱。乔迁难喜,成了极大的精神负担。不知何时才能有自己的一个窝,不再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能够“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这一天终于来到,2000年机关终于在南二环给了一套108平米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的福利房。装修吊顶,铺上石材和木地板,装上空调,新买了家具,更换了冰箱等电器,高高兴兴搬进了新家。最大的好处是使用上天燃气,不用搬煤气罐了。父母也搬到雁塔路120多平米四室两厅一卫的新居,先后都亨受了房改政策。又过十年,行政中心北迁,机关团购房选到北郊,卖掉房改房加上贷款,现在小家又搬进有地下车库、电梯和绿化环境的小区,面积也扩大了一倍。小区附近除了城市运动公园、熙地港商场外,近期还建了开元和地铁寨两个公园。这次搬家就成了件大喜事,可谓苦尽甜来,安居乐业,想想心里就舒畅多了。

作者:郝小奇,笔名、 祁 河 ,曾任工厂党总支书记兼副厂长、市委副秘书长、西安日报社长。经济师、高级政工师、高级编辑职称。现任市规划委、决咨委委员,黄土画派成员、曲江摄影学会会员,黄土画派艺术报执行总编。

 
(责任编辑:洛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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