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洛沙 于 2014-11-27 11:15 编辑
藏传佛教的寺院比汉族地区的寺院更加神秘诡异，我对汉族地区的寺院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敬畏，但到了藏传佛教的寺院，却噤口不敢多言，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文化差异，我对佛教并不陌生，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却不识之无，又没有无知者无畏的勇敢，只能当小学生，得拘谨就拘谨起来。 西藏从来没去过，其他地方藏传佛教的寺院倒是去过两个，一个是位于北京的雍和宫，一个是锡林浩特的贝子庙。 锡林浩特市的中轴线就是从北端的贝子庙广场到南部的锡林广场的额尔敦路，在锡林浩特去贝子庙很方便寻找。 离数百米外就看到庙宇的飞檐斗拱，看到飞檐斗拱，就会不由自主产生对宗教的肃然，与朋友一同走入额尔敦陶力盖敖包山南坡下的贝子庙广场，在广场上，有电子喷泉，处于休息时间，喷泉之后，有三座白色帐篷整齐地摆在寺庙前，帐篷本是游牧民族在草原的家，摆到城市中，或许只是为了“特色”而特色，属于为了兴旺商业而搭的民族文化之台，矗立两个高大的经幡如旗杆一样。 贝子庙广场占地五万多平方米，浓缩了锡林郭勒盟蒙古族阿巴嘎、乌珠穆沁 、察哈尔、苏尼特四大部落民俗文化特征，东西两侧是仿古建筑的贝子庙商城，主要经营民族工艺品、佛教用品、民族餐饮和古玩。 清晨朝克沁、明干、却日三庙前多为锻炼身体的市民，只有最东侧的珠都巴殿（密宗学部）有很多信众出入，我认真看了门前的介绍，知道珠都巴殿有主寺、有东厢房和其他庙房。珠都巴殿是上、下两层楼阁，其本尊为集密金刚、大威德金刚、上乐金刚。该寺殿是按照贝子庙五大学府要求建的，是喇嘛教密宗（塔尔尼伊苏）专学经堂。所以亦称密教殿或密宗学部。学的经是获佛缘、得佛法的《旺经》，念咒的经，即供奉亚玛恩达格佛的咒经。本学部每年举行三次法会外，还要经常进行咒经会。珠都巴殿是五世活佛阿布干海都布·普如来拉布吉与阿巴哈纳尔左旗第十世贝子车林多尔济（后来晋封贝勒）修建，现存殿院则是六世活佛罗布森道布登一九零七至一九一九年间主持重建的，据记载，一九一一年，格鲁派（黄教）中两大宗教领袖之一，当时已经被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土登嘉措来贝子庙放经时，珠都巴殿是他的专用经堂。 进入寺院，院内有许多人，这些人的肩上背着包裹着黄色布匹的小方凳，在转固定在寺庙里轮架上的铜质转经筒，顺时针用右手转动它们，并在嘴里喃喃地念着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咩吽，转经筒被朝拜者的手磨得黄铮铮发亮。转经筒的结构大同小异。每个转经筒的里面都有一张写满的经文，因为在过去的时代，人们大多不识字，所以把经文装在转经筒里，每转一圈，相当于诵经一遍。转经就相当于念经，是忏悔往事、消灾避难、修积功德的最好方式。若士兵转动经轮，能保护其生命并消除业障。若商人转动经轮，则能够生意兴隆，心想事成。若普通男人转动经轮，可获得人天果报。若贫女转动经轮，来世能获得殊胜清净男身。若穷人转动经轮，能够消除业障，转贫为富。转经筒有一个能转动的轴，每当转动到一定圈数时，就要更新，这样人们就能知道自己念诵经文的遍数。在专门的转经走廊上，一排排不易数清的转经筒被整齐排列固定在木轴上，一眼望去，既感到壮观又感到神秘。 不仅有转经的，还有中老年妇女趴在木板上向着大殿中的佛像和喇嘛做最恭敬的五体投地行礼仪式，其虔诚让人感到信仰的力量确实存在。 贝子庙中只有主寺朝克沁殿收门票，这是二OO四年修复后开放的，殿门檐下挂崇善寺大匾，崇善寺是乾隆御赐的寺院正式名字，乾隆三十三年，皇帝亲笔为贝子庙题名“庆善寺”，四十八年皇帝又为该庙亲书“崇善寺”。贝子庙只是俗称，如今正名没人叫，俗名叫成了大名。进去时，朋友问为什么寺院的名字是贝子庙？这是因为主持修庙的人身份为贝子巴拉吉道尔吉，而且是建在贝子旗，寺庙因此而得名。什么是贝子呢？清代的封爵分王爵和世爵两种。王爵也称显爵，用于宗室贵族和蒙古贵族；世爵也称民世爵，用于功臣勋将。4VZ中国儿童资源网王爵分为五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贝子是第四等显爵。 这个贝子家世可谓无比显赫，元太祖之弟布格博勒格图第十八代传至诺特莫克图，号其所部曰“阿巴哈纳尔”。该部于康熙四年归附清朝，所部置阿巴哈纳尔左右二旗，其部族领主道尔吉伊勒登之次子栋伊拉布诏授扎萨克固山（满语“旗”）贝子爵，掌管左旗军政事务，初时驻牧克鲁伦河，一六六七年康熙亲政，赐游牧地于锡林河畔。 清代在藏传佛教地区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但西藏与蒙古又有不同，西藏是完全的“政教合一”，没有世俗的官衙，活佛既是宗教领袖，也是行政长官。而蒙古则是两套班子，一套是活佛喇嘛，一套是王公贵族，活佛喇嘛是宗教领袖，王公贵族则是行政长官，格鲁派（喇嘛教）共分成四个管辖区，现今内蒙古等地的黄教由章嘉活佛所统辖，始于康熙五十二年，皇帝命其掌管西藏以东格鲁派。贝子庙是阿巴哈纳尔左翼旗之旗庙，贝子兼任一旗之长，管理一旗的军事、行政和司法，受理藩院和将军、都统监督，官名叫扎萨克，参加管理宗教事务，贝子庙与呼和浩特的大昭寺，包头境内的百灵庙和武当召并称内蒙古四大寺庙。 朝克沁殿的院落很大，正殿居中，四方立有四座配殿，也称朝克沁殿的卫寺，是属于正殿的管辖之下的特殊庙堂。正殿东南角和西南角与汉族地区寺院一样筑有小二层楼的钟楼、鼓楼。 主殿内三尊金灿灿的主佛居中，端坐于莲花宝座上的佛祖释迦牟尼高两米五五，头带尖顶的正统法帽，两侧供着阿玛佛、头戴三个华丽突起物短宝冠的文殊菩萨和朝克沁殿院内修复后请进的十五尊开光佛。 鼓楼之后是密宗殿和护法殿，钟楼后则是宗喀巴殿和药师殿，后面一座大殿正在施工中，或许也同汉族寺院一样是藏经阁吧。 出朝克沁殿，西庙明干殿仅存部分建筑，没有开放，到东面的却日殿，如今是锡林浩特市文物管理所、贝子庙博物馆和锡林郭勒盟红色旅游基地，其基本陈列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不需购买门票。很多人，对于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文化一无所知，却又不注重到博物馆等文化殿堂学习，甚至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空辜负了一次次游览的机会。 却日殿亦称东庙或巴嘎·吉斯，却日意为大诵经堂或显教学部，却日殿院规模仅次于朝克沁殿院，是本庙最重要的念经堂。该殿院与明干殿院（延福寺）是二世活佛阿克旺老布生丹必扎拉僧与阿巴哈纳尔左旗第六世贝子衮布旺扎拉所修建。始建于嘉庆二十年，正式名称是福源寺。 院中一株古树被围起来不许游人靠近，理由是古木参天与贝子庙共同经历了雪雨风霜，是贝子庙历史的见证。 南院东厢房为贝子庙简史陈列，介绍了贝子庙的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建筑特色和寺庙制度、宗教活动等。 贝子庙蒙语称班迪达格根苏默，始建于清乾隆八年（公元一七四三年），后经七代活佛六次大规模扩建，花费白银一百七十四万两，形成了以朝克沁(行政教务部)、明干(哲学部)、却日(千佛殿)三庙为中心，包括珠都巴(密宗部)、曼巴(医学部)、丁阔尔(天文学部)、宗喀巴殿、新拉布仁(活佛府)共八座寺庙及呼图格图喇嘛庙、老笨喇嘛庙、甘珠尔庙、农乃庙十几座小殿庙等十三座院落组成的中轴线对称大型建筑群体，极盛时占地一点二平方公里，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米，既具有汉式构制风格，又有藏传佛教建筑装饰艺术的特色。 看过了贝子庙三大殿，还未算领略到贝子庙景区的全部，沿庙后台阶拾级而上，登上额尔敦敖包山顶，才是制高点。额尔敦敖包蒙语意为宝山、宝地，矗立在锡林河畔，面积四百亩，相传成吉思汗剑吉西山移山峰于此而闻名，被视为祭祀的圣地，所以贝子庙选址于此。敖包是地形、地界的标识，更是蒙古族爱护山河草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象征。敖包祭祀是蒙古族敬仰崇拜大自然，祭祀山神河神的传统习俗。敖包始建于公元一七五三年，祭至一九五七年。在这二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中，额尔敦敖包曾三次搬迁。作为阿巴哈纳尔左旗世袭贝子的旗敖包，载入我国《民族大辞典》。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出现。筑十三座敖包，寓为祭祀最大的山河神“玛沁”，并供奉十二尊山河之神。每年的五月十三为额尔敦敖包传统祭祀日，祭祀时，将奶食、全羊、水果等九九八十一种食品供奉，九位勇士骑着白马，环绕敖包，供敬招福。喇嘛点香诵经，祈求神灵，恩泽幸福。祭祀者顺时针绕敖包三圈，敬献哈达，增添贡石，祈求好运常在、风调雨顺，五畜兴旺，国泰民安。 因为有了阿巴哈纳尔左旗才有了贝子庙，因为有了贝子庙才逐渐发展形成了锡林浩特，但锡林浩特之名的由来却与贝子庙无关，它是因一条河-锡林郭勒而得名。贝子庙鼎盛时期，常驻喇嘛保持在千名以上，曾达到一千五百名，平时一般在千名左右，因而有“山麓千僧”之称，一九五七年时，总数也达到过八百名。上世纪以来，贝子庙地区逐渐向集镇发展，各类集会经常不断，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各地客商也陆续到贝子庙附近设点经商，于是形成了“东商”、“西商”、“南商”。贝子庙地区已经成为锡盟北部旗里最大商贸活动集散点，基本满足了牧民、喇嘛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贝子庙前正对着的额尔敦路，已经是锡林浩特市的中心商业圈。 休闲时间登高望远是人类最喜欢的一项活动，敖包山顶人很多，但真正熟悉贝子庙和想熟悉贝子庙的人却不是很多，多少世纪以来，在农奴制的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曾经是维持强权统治的最好土壤，寺院并不是农奴的天堂，却是农奴幻想来世进入天堂的唯一地方。清政府认为：“兴黄教即可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在蒙古地区建一庙，胜养十万兵”。 不过，当信众觉悟到宗教不可能真正带给他们幸福，而别人能带给他们想要的生活时，他们就可能抛弃虚幻的信仰，转而投入尘世的追求努力中。所以当贝子庙成了中共锡察盟工委所在地，开展起了民族自治运动时，寺庙中不少年轻的喇嘛自愿参加人民解放军行列，还有的在基层当干部或从事领导工作。六十年代寺庙的建筑遭到惨重的破坏，宗教活动完全停止。破坏者并不是外来的他人，却是原本对寺院和佛像做最恭敬的五体投地行礼仪式的信众，他们真正想破坏的不是建筑，而是从来不曾改变他们际遇的虚幻信仰，所以他们砸毁了奉献他们和他们的先人毕生辛苦赚取的所得修建的寺庙，并从此不再相信宗教活动。现在，贝子庙所能修缮的，也只是建筑而已，而不是无比虔诚的信仰。政府所保护的，也只是文物而已，而不是毫无节制的宗教活动。乾隆皇帝在雍和宫立一块碑，是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写下的《喇嘛说》，其中说，“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土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现今“不得不如此”的情况不那么紧迫了，贝子庙的时代便回归给了历史，不再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最高寄托，除非那些属于弱势群体的中老年妇女。 即使是对大多数当地人，贝子庙如今也只是“古今多少事”中的一个他们身边的谈资而已，或许依旧神秘诡异，或许也多少保留一些敬畏，但神圣的光环肯定大不如前，多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了，走入贝子庙的人依然很多，但好奇的游客多过了虔诚的信众，审视的冷眼多过了狂热的目光，这也正合乎存亡之符效、废兴之必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