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熟悉鲁迅作品的人一定知道这是他在《秋夜》这开头的一句话。
据说有些人对这句话还有异议，认为他不够文学水准，“一棵是枣树，还有一颗也是枣树”，这要是别人这样写，那就不及格了，干嘛不说有两棵枣树呢？
问题是不在这的，因为这是鲁迅写的而不是别人，特别不是我写的。中国人一向是崇拜名人的，名人放个屁也是香的。
我认识一个爱好写作的人，听说巴尔扎克喜欢用淡蓝色的稿纸写字，于是就也去买淡蓝色的稿纸，中国的稿纸好像没那么全，所以没买到。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这位文学爱好者今天早就把文学扔到了爪哇国，前几天还看见他领着孙子放风筝呢。
啰嗦半天我其实也想说说枣树，一颗我过去住平房里的枣树。
这棵枣树长在院子墙犄角，显见当初种树的人根本就没拿它当回事。可是枣树挺拿自己当回事，长的枝繁叶茂，从我小的时候见到它就是那样，树身一个人搂不过来。树冠很大，一半把房子都遮住，另外一半还伸到毗邻的一个院子里，所以夏天躲在树荫底下挺凉快。
枣树的生长速度很慢，所以我觉得它至少得有一百年才能长到那个程度。
挨着枣树的一家是一个孤老头子，树身紧挨着他的窗户，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因为枣树遮挡了窗外的视线或者进出不方便，他在树上钉了几个大钉子，用来挂鞋，衣服，以及零七八碎的工具，有刨子，锯等等，他是个木匠。
枣树一年之中绝大部分时间无人问津，甚至没有人多看它一眼。只有到了接近中秋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关注它，因为它开始结枣了。
枣树不像别的果树，在结果的时候会把果实露在外边，你要仔细的观察才会看到一串串红枣隐蔽在浓密的树叶中，在微风中时隐时现。
这棵枣树结的枣两头尖尖，并不是十分的红。浅绿色带有斑驳的红色。最多也就是红上一半儿。别看是这样，那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最甜的枣。
这种枣在北京有一个名字叫“马牙枣”，和它齐名并肩的还有一种葱叫“羊角葱”。这两种东西都是北京人的最爱。
和马牙枣一样，羊角葱也不是特意种植的，因为没人认为它最后会成名。农民种地，地边种不到的地方怕浪费，用锄头刨几条土沟，把葱籽撒上埋好，浇了水就没人管，所以，羊角葱又有一个名字叫“沟葱”。
羊角葱不似山东的大葱那样长的很长，只长一尺多高，因为葱叶尖尖的像羊角故此得名。羊角葱长不大，与其说是与品种有关系不如说是因为没人照料，肥料不够。
马牙枣甜的让人难忘，羊角葱葱香扑鼻，特别是做爆羊肉那简直是绝配。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人特意侍弄它们。我想会不会正是因为如此，它们才用自己的味道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呢？
枣树结了枣就要打枣，什么时候打呢？并没有一定的日子，也不是谁说了算。因为这枣树没有主人。
会有一天，院子里的大人们抬头看了看枣树说：“熟了，该打了。”这就是命令了。
打枣一般都是在黄昏的时候，一个是那个时间不热，再有就是上班的人都回来吃完了饭人马齐全。打枣不光是为了吃枣，也是全院子人的统一行动，这是大家难得交流的日子。在平日，虽然都住在一起，但是各人忙各人的，没有时间像这样的一起交流。
打枣是个节日，是院子的节日，特别是孩子们的节日。每一家都会拿出各种各样的盆子，大人们都上了房，用竹竿打着枣。枣树叶“哗哗”的响声，枣落到地上“噗噗”的声音，加上孩子们的欢笑，整个院子在黄昏的暮色中充满了欢乐。
枣装到盆子里，摆在院子的中央，并没有人拿回家去，院子里的人会根据家里孩子的多少分这些枣。
木匠分的最少，他也从来不参与打枣。
有一年，木匠悄无声息的死了，那年的中秋前打枣，大家还是给他的窗台上放了一小盆枣。
又过了几年，院子要拆迁了，我已经搬走，由于离着原来的地方不远，我路过的时候总是看着院子原来的地方。
有一天，终于看到那棵枣树被锯掉了树冠和树根，单单只剩下树身，静静的躺在路边。在它的身后是拆光了的老院子，一片废墟的模样。
我走到枣树跟前看着它，突然觉得，没了院墙和木匠屋子的陪衬，没了小院，没了钉在树身上的钉子和那些木匠工具，枣树显得没有以前那么粗壮了。
大概是刚刚把这棵枣树锯掉，锯树的几个工人坐在那抽烟。
“师傅，这树弄到哪儿去？”我问他们。
“也就是劈了烧火，枣树有什么用处？”工人轻描淡写的说。
一颗给我无限甜蜜，快乐，期盼的枣树，最后还要粉身碎骨。
又过了几年，院子和胡同原来的地方让一个香港的公司盖了一座大楼，是个人寿保险公司。
每当我走到那的时候就想起了那棵枣树，粗大的树身，浓密的树冠，还有那隐藏在树叶里红绿相间的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