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县曾有略阳人为官
略阳(布)政司参议分守口北道程绍孔碑考
作者：马爱平高正武
2015年12月下旬，于略阳县金家河镇寒峰村龚家营水磨坊处发现古石碑一方，长约120CM,宽约60CM。上刻： （布）政司参议分守口北道程绍孔墓所 祖茔焉生进士，官明山西参议，世皆同时人也，父贵封朝议大夫，子世章，承□□知县.弟继孔,侄世典，俱本朝岁进士。又查，祖茔有知县玉衡，训导玉文，（不）知为公之何人。嘉庆初，教匪王逆迭相犯境，公之元孙文生振绪挟公器西避甘肃，因迁焉。至今犹冠裳济济，子孙绳绳。予不敏，懒而多病，未目睹公。□而□感公之成□。愧己之□，不自努力，空负先伯祖。贡生予竣峰 父 仰亭□并□廷□□之望。而今老大，悔莫能及。因兴众，勒石墓右，特彰典型，用劝有志记，□因立学，期有成□为。若是，舜同人彼，我丈夫问事侈惊，愿后起者。是矜是程。玉文，鄱阳县知县，玉衡，黑水洲□，俱顺治门任，疑公之侄。后学 刘校禄 识刘树德书。董事 宋永安刘利铭。石工 包信善。仝众勒。□□二十四年三月清明立。 作者注：括号内字及标点为补加，谬误之处望方家指正。 此石碑虽然系民间粗陋制作，又因局部破损，缺失部分碑文和落款年号，但却包含了丰富和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所以一经发现，便引起略阳地方史学界和河北正定县文史专家以及甘肃有关专家的高度关注，现经多方考证，解析如下：
一、程绍孔考证 按碑题以及碑文内容判断，此碑是为“程绍孔墓所”所立。所谓“（布）布政司参议”（立碑者此处官职沿袭明朝官职称呼，和清朝史料记载略有出入）是程绍孔府担任过的官职；所谓“分守口北道”者，乃是程绍孔行政管辖区域口北道。口北道是明清朝时行政地区，清初沿袭明制，康熙年间改为改怀隆道置，辖宣化府及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辖治在今河北省宣化市一带，属直隶省管辖（直隶下辖保定、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河间六府）。查明清档案【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档案有：查得张家堡旧有市圈房屋，商贾贸易其中，岁征课银向贡抚赏，于是檄行道臣程绍文孔备查。该堡元额官房一百九间半，除披踏外，现在房一百四间半，每间岁该课银陆两，共银六百二十七两，见今催征”。文中“张家堡” 就是今张家口市桥西区中部位置，在明清时期属于张家口厅，归口北道管辖。 此文说明清朝初年有口北道臣程绍孔者，辖张家口地区。再据《大清世章皇帝实录》卷五记载（144卷）“（顺治元年）壬申（八月）。升刑部郎中陈鹏举、为山东按察使司佥事河间道。真定府同知程绍孔、为山西按察使司佥事宣府口北道。”文中“真定府”就是今河北省正定县一带，清朝属直隶省辖下六府之一，而碑文中“口北道”就是清朝初年直隶省下辖的口北道。 又根据碑文中“嘉庆初，教匪王逆迭相犯境，公之元孙文生振绪挟公器西避甘肃，因迁焉”推断，嘉庆初年，即公元1796年左右。碑文中“元孙”即为玄孙，是第五代人（此处疑程振绪为程绍孔第六七代后裔），按照中国旧时代二十来年一辈人的传统估计，也就是说，略阳墓碑上所记录的程绍孔应该生活在嘉庆初年前一百多年。而根据《大清世章皇帝实录》所载，顺治元年，即公元1643年，清政府提拔原明真定府同知（从六品）程绍孔为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正五品），那么，自顺治元年至嘉庆初年（公元1643年至1796年），间隔了约150年，这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内地家族子孙延续五代或五代以上人的所需100到150年时间。 至于略阳程绍孔石碑文中“（布）政司”一职，就是明朝机构“承宣布政使司”的简称，意思为“朝廷有德泽、禁令、承流宣播，以下于有司”， 清初沿置，乾隆十八年（1753）废。承宣布政使司下设左、右承宣布政使各一人，即一级行政区最高行政长官。而一省之刑名、军事则分别由提刑按察使司与都指挥使司管辖。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合称为"三司"，皆为省级行政区最高机关。其中“提刑按察使司”在清初改为“按察使司”， 是省一级的司法部门，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同时也是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而碑文中“参议”则是明朝、清初布政使的下属官职，分左参议，右参议，分守各道，并分管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抚名等事，秩从四品。 清顺治朝授予程绍孔的官职是“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按察使”就是明朝清初承宣布政使下属三司之一的“提刑按察使”。而“佥事”一职是提刑按察副使，秩正五品，任分道巡查之职，于乾隆十八年（1753）废按察使副使、按察使佥事之衔，概称分巡道， 秩正四品。由此可断定，略阳金家河“（布）政司参议分守口北道程绍孔墓所”碑文中对于程绍孔官职介绍有误，是“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才正确。基于此，又引发出一个问题：是因为刻写程绍孔官职时的失误呢？还是立碑者耻于提及程绍孔公杀大顺守将黄应选帅宣府降清的历史史实（史料见下文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卷三○。故意用了微言大义的手法，将错就 “错”？这个问题给后来者留下一个遐思无限的历史谜案。 在此言之，按正史考证，程绍孔在明朝崇祯年间官职为“真定府同知”在清朝顺治初年为“山西按察使司佥事宣府口北道”（ 《大清世章皇帝实录》卷五记载（144卷）是确凿无疑了。 但是，虽然在略阳发现了程绍孔墓所的石碑，却在明清历史资料中无法考证其生平，只有不多的几处提到其人。方裕谨著《明崇祯年间驿递制度史料》中记有“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兵部为参违禁多骑驿骡骚扰驿递之兵部差官事题行稿文中‘有兵部题为违禁多骑驿骡，骚扰递。车驾清史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宣府巡抚李鉴咨事内称‘崇祯十五年八月十六日据怀隆道魏知微呈称，据宣府东路通判程绍孔呈…’”。此文中崇祯十五年，即公元1642年，宣府即是明清时期的宣化府，归属直隶省的口北道管辖。而文中提到的“宣府东路通判程绍孔”（此处“通判”等同同知，是知府副职，正六品或从六品）就是后来被清顺治帝提拔为“山西按察使司佥事宣府口北道”的程绍孔。那么，程绍孔因为什么原因从一个明朝末年的六品官员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明崇祯十五年至清顺治元年,公元1642年至1643年8月）提升为清顺治朝正五品官员的呢？ 查宋荦《记文康公遵化平伪始末》，见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卷三○，《纪事》中有“顺治元年五月八日 宣化地区 明宣府巡抚李鉴、守道程绍孔、署总兵王应晖 杀大顺军守将黄应选等，以宣府地区降清”。文中说明口北道道臣程绍孔协同宣化府巡抚李鉴、总兵王应晖于顺治元年五月八日，公元1643年5月8日杀了明朝末年大顺政权驻宣化府守将黄应选，向入关的清顺治朝投诚。也就是因为这段功绩，才有程绍孔当年（顺治元年）五月杀贼，八月（顺治元年 壬申）就被清朝政府授予五品官职予表彰的历史事迹。再查雍正九年范昉修《重修略阳县志》卷之二。人物志有“明贡生：程英士训导、程绍孔参议。皇清贡士：程继孔、程世典；封赠 ：明程英士，训导，以子绍孔赠朝议大夫。皇清 恩荫： 程世章，承父绍孔荫官鄱阳知县。”至此，再结合碑文中“父□□□□□□贵封朝议大夫，子世章承□□知县.弟继孔,侄世典，俱本朝岁进士”文中三个名字来分析，原来，程绍孔家族可谓一荣俱荣：其父程英士本为明之训导，因为儿子程绍孔缘故，受当朝赠封朝议大夫（从四品，此处看来应该是一种荣誉性官衔）；程绍孔的弟弟程继孔乃是清朝顺治年间贡士（贡士不同于贡生，举人经会试而被录取者称贡士，第一名为“会元”。贡士经过殿试录取者为进士，第一名为“状元”。也就是说，贡士比举人高一级，比贡生差不多高两级）；而程绍孔的儿子程世章，因为父亲的功勋而被封赠为鄱阳知县；程绍孔的侄子程世典为清贡士。
既然已经证明略阳金家河龚家营古石碑上记载的程绍孔就是曾在明清两朝为官，且官至正五品的历史名人，那么，便引出程绍孔是哪里人，葬于何处的问题。 略阳金家河龚家营发现的石碑上刻“（布）政司参议分守口北道程绍孔墓所”十四大字，因为石碑上部残缺，疑缺“布”字，如此，方可符合明清朝官职名称。但是石碑中出现“墓所”两字颇耐人寻味，不同于一般古墓上所刻的某某之墓。墓所是某人的坟墓所在之地，而某某之墓则为某人的坟墓，两者概念不同。再结合碑文中有“祖茔、又查，祖茔有知县玉衡，训导玉文，（不）知为公之何人、嘉庆初，教匪王逆迭相犯境，公之元孙文生振绪挟公器西避甘肃，因迁焉。”等字句解析，略阳县金家河镇寒峰村龚家营社原刘氏庄园附近，在清嘉庆年之前就有程氏墓群存在，程绍孔亦安葬于此，程氏后辈有知县，训导等亦安葬于此。只是因为后来嘉庆年间白莲教战祸，避难迁移甘肃了。在经历过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侵染的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风俗习惯上总是讲究“落叶归根”，不管身在何方，在生命将要终结的时候，总是要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归葬祖茔，尤其封建社会时期这种情况更为突出。略阳县是一个建县两千多年的文化大县，名门望族众多。县内每一大家族里必有自己的祖茔之地，以供本家族人使用，不许族外姓入葬（封建时期），倘有，则是对列祖列宗的玷污，而且祖茔之地一般不会离居住地太远，便于祭祀。所以，据此推断，程绍孔为略阳籍人氏，且为当地名门望族。 既然推断出程绍孔墓葬就在金家河龚家营一带，为什么略阳地方县志史料均无任何记载？而且在龚家营刘四老爷庄园周围找不到任何有关一个朝廷正五品官员墓葬的一点文物线索？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对政府官员的墓葬规模有严格规定，尤其之宋明清时期。例如张廷玉著《明史》卷六○,记有“洪武三年及五年，礼部规定了官员的墓碑形制：五品以上用碑，龟跌螭首。五品墓地方五十步（一步五尺），封土高9尺。五品置石羊、石马、石望柱各2 件” 。清朝基本沿袭明制，在清《钦定大清通礼》卷五十《凶礼》对五品官墓葬的规定为“五品五十歩封，皆八尺石兽。五品以上用碑，龟趺螭首”。程绍孔是清朝政府五品大员，其墓葬规格必然依照国家规定而建，可是为什么在石碑发掘现场除过记录程绍孔简陋石碑而外，找不到文物资料来佐证呢？ 再次对照碑文中“公之元孙文生振绪挟公器西避甘肃，因迁焉”分析，碑文中“公器”亦颇令人费解。公器，语出《庄子》外篇·卷五下《天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一指国家之有才能的人，二指持有国家器物之人。在此，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解释终为不妥。此处公器之“公”乃是对程绍孔的尊称，“器”者，应该是程绍孔公的墓葬器具，包括棺椁墓碑等等。以此推断，就是程绍孔的玄孙程振绪为避白莲教战祸，在迁居甘肃的同时，也把自己家族内官职最大的祖先棺椁及墓碑等祭祀物迁移到了甘肃。（注：发现古碑现场农 户家门口有一残缺石柱，疑为墓葬之“石望柱”，因为目前暂无相关资料验证，留之待考）继续根据碑文“因兴众，勒石墓右”继续展开调查，采访了龚家营81岁村民李荣昌、79岁村民马仲武，得知程绍孔碑在文革以前一直在本地望族刘四老爷庄园外墙边拐角处树立，有石质屋檐状碑帽和碑座，保存完好。文革时期，红卫兵前来破四旧时，砸毁了碑帽和碑座。而碑身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得益于李荣昌老先生。老先生申告红卫兵，以磨坊门前有水沟，急需一块石板搭桥为由保存下了这方史学意义重大的石碑。 就在经过村民指认程绍孔墓所碑原先树立处不远（隔一条2米宽道路）陈正堂家院坝里，又发现一方残碑。残碑上有：诰封朝议大夫分守口北兵备道山西布政司□□□按察司佥事□（□有禾苗旁和口，疑“程”字，以下缺失）、生员杨□□刘□□（以下字不能辫识）、（此处破损，缺字若干）仲春日吉旦，最关键的年号同样缺失！ 经过询问陈家隔壁候姓老人（人称候大姐，年龄74岁），老人指出，石碑是在陈正堂房屋背后挖土发现的，掏出已多年，一直铺院坝用。这块石碑虽然破损严重，且粗陋不堪，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证明龚家营处有程绍孔墓葬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极大！由石碑内容和当地村民口述情况判断，程绍孔之墓就在龚家营原刘四老爷庄园外墙不远处，距离309省道不过30米，而这方“布政司参议分守口北道程绍孔墓所”碑即在其墓室的西边，而且极有可能，是一座空墓，随葬物品及墓碑等器件已经迁至甘肃。 那么，龚家营刘氏家族也为当地大户人家，族内必多书礼之士，如何把庄园建在程氏家族祖茔上呢？由龚家营嘴上刘氏家族老坟园查考碑文得知，金家河龚家营刘姓家族略阳始祖早年由四川绵竹县迁移到略阳，至光绪六年已经有第九代、十代、十一代子孙。光绪六年是公元1880年，至前文考证程绍孔为明真定府同知的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整整相隔了近240年！参照清沿袭宋明而定的《大清通礼》内容，清代没有具体规定结婚法定年龄，只规定适婚年龄为男16岁，女14岁，有因为民间习俗不同，各地结婚年龄不尽相同，但相差不会太大。由此按男子结婚二十来岁估计，刘四老爷家族取中按十代计，从光绪六年（1880年）起算，其始祖来略阳时间最大不超过240年。这就是说，当程绍孔公已经身具六品官职时（真定府同知），其家族已为（或早为）望族之时，现金家河龚家营刘姓户族略阳始祖才刚来（或未来）到金家河境内。这又充分说明金家河龚家营这个神奇的地方上，程绍孔之家族先于刘姓家族存在，且祖茔便在今龚家营周围。由以上所有旁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去掉龚家营墓所碑中谬误之处，可推断证明： 略阳金家河龚家营发现的墓所碑主人“程绍孔”和明清史料所记载的程绍孔为同一人。程绍孔为略阳县籍人氏，生卒年待考。其于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担任真定府同知（六品），在清朝顺治元年五月因为杀李自成大顺政权驻守宣化府守将黄应选有功，被顺治帝提升为山西按察使司佥事宣府口北道（正五品，乾隆以后改为四品）。程绍孔去世后归葬于今略阳县金家河镇寒峰村龚家营社原刘四老爷庄园外墙不远处。 程绍孔父亲程英士，曾为明朝训导，后被赠封为朝议大夫、其弟程继孔乃是清朝顺治年间贡士、其子程世章因为父亲的功劳被顺治朝恩荫鄱阳知县、其侄程世典亦为清贡士。嘉庆初年（公元1796年左右），因为白莲教徒奔袭陕西，犯及略阳，程绍孔玄孙程振绪避祸（疑为第六，第七代后裔）迁居甘肃，并同时将程绍孔（程氏家族里官职最高者）迁葬甘肃，随迁西去的应该还有墓碑等祭祀标示。 二、程绍孔墓所碑考 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对于程绍孔其人的考证结论，随即又出现两个大问题：程绍孔是略阳县金家河地方人氏，且安葬于此，虽然于嘉庆初年因白莲教众进入略阳境内滋生祸乱而西迁甘肃，但为什么有非程姓后人于其墓右勒石以记？他们勒石立碑的目的是什么？ 带着这些疑问继续研究石碑，碑文中两次提到“祖茔”，再结合碑文中“又查、（不）知、疑”等充满悬念的字词判断，这应该是在龚家营程氏家族西迁甘肃若干年后，后起的刘、宋家族在发现此处有坟茔后，做了番“考古”的调研之故，考证出是程绍孔先生的墓所，并收集整理程绍孔的一些基本资料记录下来。只是因为考察程绍孔的这些民间乡绅，因为获取资料途径的不畅，加上一些重要文物实证的缺失，所以在所程绍孔墓所碑上介绍其官职时出现一些谬误。 再对应碑尾有“后学 刘校禄 识刘树德书。董事 宋永安刘利铭。石工 包信善。仝众勒。□□二十四年”字句考证，足可断定为程绍孔立碑的属刘，宋两家族成员。根据碑上刻“贡生予竣峰 ，父仰亭□并□廷”判断，撰写碑文的是一个其父名“仰亭”，本人名字叫“峻峰”（此处怀疑“峻峰、仰亭”是人物的“字”，而非其“名”）之人，而且是个在清朝皇都国子监读书学习过的“贡生”。从行文风格来看，这个叫“峻峰”的贡生文笔洗练，风格清远，是饱学之士，而且在家族里，在乡土上都极具威望。至于撰碑文的贡生“峻峰”姓什么，碑文中没有显示，或为刘姓，或为宋姓，但总不会超出此二姓。那么在程绍孔家族迁移之后，当地刘宋家族特别为程氏树“墓所”之碑是为什么？ 根据碑文中比较完整的“而今老大，悔莫能及。因兴众，勒石墓右，特彰典型，用劝有志记，□因立学，期有成□为。若是，舜同人彼，我丈夫问事侈惊，愿后起者，是矜是程”解读，原来是刘宋家族在发现其居住地是当朝（清）官居五品大员的故土时，不免于心不忍，便为之立碑，又借着本地出了位大人物的自豪感，便在当地办起了乡学，并把程绍孔作为弟子学习的楷模树立起来，用以激励子弟，以期有程绍孔那样的成就。乡学机构由碑文中提到的宋永安，刘利铭担任董事，总领事务。 解读到这里，必须引用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略阳县西北白水江镇的一方《白骨塔序》碑文信息。《白骨塔序》文中说到曾姓地方官员因为发现其地区大量逝者坟茔（还有悬棺）破损，达到“骸骨为犬豕侵凌，拖弃满道”的状况，便号召修建墓塔一座，收储荒骨，并由此发出“死者不能自卫，见者何以忍心”的感叹！这里的“何以忍心”就仁者之心。在中国长达两千年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和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而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仁，礼”之治，这个“仁”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道主义情怀，它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根植于人心，教化于万民。再加上中国自佛教文化兴起以来的渲染，大众相信来世之说，忌讳惊扰地下亡灵，一些民俗禁忌等便相应产生，并影响其社会活动。所以说，宋刘家族为先贤程绍孔勒石立传，也有这方面因素在里面。 很遗憾，墓所石碑落款年代因为破损无法得知，连走访当地宋刘家族考察其族谱也不可能了。因为，遗留在当地的刘姓家族后裔无信息可查，地方史料亦无任何记载。至于宋姓户族，虽然有一两户在此居住，也因为没有家谱的原因，也无法考证石碑上“董事宋永安”生活年代，在此只好用排除法来推断。 首先，此碑不可能立于顺治年间，因为顺治朝统共才18年，而碑文时间落款是“□□二十四年三月”，况且也和碑文中“公之元孙”不符；也不可能是嘉庆以前，顺治之后的康熙（在位61年），乾隆（在位60年）两朝，因为那时程绍孔后裔还在略阳居住；同样也不可能是嘉庆年间，因为嘉庆朝虽然也有25年之久，但距嘉庆初年程绍孔后裔程振绪西迁甘肃时间太近，区区二十来年间不至于所有社会信息和文物资料都消失殆尽，以至于让后来的宋刘姓家族把庄园建在其祖茔旁而不知。而在嘉庆之后，清朝只有道光和光绪在位时间超过二十四年，其中，道光在位30年，光绪在位34年。结合在龚家营目前还存在的刘姓家族墓地考察资料得知，刘氏族人于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才开始为其略阳始祖树碑立传，而且墓群里一些石碑材质和程绍孔墓所碑材质基本一致，所以推测刘宋族人为程绍孔墓所勒石以记的时间在光绪年间或者以后的民国时代的可能性要大些。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 略阳金家河龚家营磨坊处发现的“程绍孔墓所”碑是当地宋氏家族和刘氏家族所立，有纪念程绍孔的作用，也有标示作用，即指示程绍孔墓室实在位置，同时还有树立模范典型，激励后人的功效。立碑的原因是他们经过调查考证得知其聚集地处有程绍孔墓及其墓群。这里根据碑文中人物落款上有“后学刘校禄识”分析，应该是先有刘校禄识别了有关程绍孔墓所的相关文物或资料，才有立碑之事。碑文撰写就是碑文中提到的名字叫“俊峰”之人，书写则由刘树德完成，石匠包信善镌刻，完工后树立在程绍孔的墓室右边。而且宋刘两家户族在为名人立碑之际，还号召成立了农村私塾类的学校，而建校发起人便是撰写碑文的俊峰，同时成立了私塾管理机构，由宋永安，刘利铭担任董事。三、研究程绍孔墓所碑的重大意义 于本年12月下旬在略阳县金家镇河龚家营发现的“（布）政司参议分守口北道程绍孔墓所“碑为研究略阳县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佐证。其碑文中涵盖的信息量足以让学者专家为之痴迷倾倒，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又把河北正定县、甘肃、略阳三地联系了起来，带动了一个研究考证三地文史的大课题。下面就研究略阳金家河镇龚家营发现的程绍孔墓所石碑有着研究和发掘略阳人口迁移历史、明清时期本土乡贤文化等的积极意义予以揭示。1、石碑的发现对于研究略阳人口迁移的意义 略阳地处甘肃、四川、陕西三省交界，自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在各个历史演变时期，略阳都有灿烂的文明和文化遗产。也正是这些灿烂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奠定和确定了略阳历史文化大县的地位。比如略阳之郙阁文化、灵岩文化、氐羌文化、二吴文化、乡贤文化、杨氏武兴国文化、故道文化、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嘉陵江漕运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元素的存在，给略阳这块神奇热土增添了新鲜活力，使之名声远扬。而造就这些文化元素或者促其产生的原始推动力中，少不了在历史各个时期迁移到略阳的人士之劳功。也就是这些源源不断迁移到略阳的家族繁衍壮大，给略阳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巩固了地方政权，留下璀璨的历史文明。 略阳曾经是氐羌民族的衍息地，并创造出辉煌的文明。但是随着历史进程的演进变迁，其又逐渐顺嘉陵江南下，留居于四川北部。所以，在发掘整理略阳当地历史文化活动中，只能靠一些遗留的文化元素推断其生活场景，并不能直观地领略其文化魅力。但是从略阳各个地方发掘发现的大量族谱，碑铭等文物上来研究，不难看出略阳人口迁移活动的痕迹，这就为今天的探讨留下珍贵财富。比如今略阳明水坝高氏家族就是明朝年间逆嘉陵江大峡谷从四川迁居而来的，至今已有二十六辈人，遍布略阳四乡八野，是略阳有名望族；略阳白雀寺青白石王氏家族也是在清朝中期自四川北部迁移至燕窝山后又移至青白石河口的，也是名门望族；略阳徐家坪马家湾马家是在清朝时期因为捕鸟打工而由四川迁移而来，至今也人丁兴旺；略阳九股树及县城北郊菜籽坝刘姓家族是自明朝早期由甘肃天水而迁居略阳的…… 略阳虽然建县已经两千多年，但是有第一本县志却是在明朝嘉靖年间，所以就探究在略阳历史上究竟是哪一家族最先迁入略阳县的，已经不可从历史资料上判断，而只能靠地下地面出现的文物线索进行考证。但是依据略阳最早的《嘉靖县志》，结合发掘整理的文物线索，可以判定，略阳历史上人口迁移最剧烈的应该是明清朝时期，当然，现代略阳社会人口迁移情况远远超过清朝，但不属于考古研究范畴，在此故不做讨论。据略阳县志记载略阳县自隋朝开始有人口统计以来，人口情况如下：隋大业五年（609），顺政郡统辖四县，4261户辖，顺政、长举、鸣水三县。唐贞观十三年（639），兴州统三县（顺政、鸣水、长举）1225户，4913人。开元年间（713～741），兴州统三县，2049户。天宝元年（742），兴州统二县2224户，11046人。元和年间（806～820），兴州统三县954户。 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980～989），兴州总户数4759户（主户2222，客户2537）。元丰初（1078—1080），兴州总户数13244户（主户3192，客户10052）。崇宁元年（1102），兴州统二县（顺政、长举），12430户。元代略阳隶属广元路，人口数无考。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全县441户，6339人。清初，略阳10264人，因战祸及灾荒死亡7683人，康熙初实有2581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招徕外地新民开垦荒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康熙五十年人口3972人。道光三年（1823），人口69400人。同治末，增至5169户，85939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全县12979户，72354人。 由以上数据看出，至少在明朝末年，清顺治初年以前，略阳人口数量基本平稳，大都维持在万人左右。只是在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略阳遭遇战祸和灾荒时，人口才剧减到康熙初年的2500人左右。因为人口的剧减，所以才有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招徕外地新民开垦荒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优惠政策。从这个资料看来，略阳不仅在现代，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移民城市。这些迁移而来的人口必然把自己原属的文化元素和特征带到迁徙地，而因为战祸迁移出去的人口必然带着自己所属的文化特征和个性与其他地域的种族进行交流和融合。从某方面说，这些流动迁移的人口，就是一个个文化载体，并随着自身的转向而加入到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行列中来。再由中国历史社会文明发展史来看，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实就是在迁移过程中完成的，也就是一个一个迁移流动四方的家族为其培植传播的。至于近代西方世界给中国留下百年耻辱的历史时期，其实也是一个迁移和传播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迁移是单方面主导的，这个传播是以暴力方式传播的，所以很难被中国人民接受。 所以就金家河龚家营发现的程绍孔墓所碑所研究开来，可清晰看到程氏家族因为战乱而离开略阳迁移到甘肃，而为程绍孔里墓所碑的刘姓家族却是由四川迁居到略阳的脉线，这就是民族交融，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而研究这些迁移现象，就是剥丝抽茧，拨云见天，有助于我们在了解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能更好地还原覆盖在汉族文化之下的氐羌文化，为打造地方文化产业做出实质性的成绩。2、石碑的发现对于研究本土乡贤文化的意义 由程绍孔墓所碑的立碑原因和历史背景可以看出，立碑的董事宋永安、刘利铭以及撰文书写的俊峰，刘校禄，刘树德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威信，有号召力的乡贤。正是这些乡贤的发起和号召，才聚众为先贤程绍孔里了墓所碑，同时还建立了乡学机构，培育读书人，并把程绍孔成功的事例作为家族弟子学习之榜样。所谓“乡贤”即是民间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根据专家总结，其具有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三个基本因素。 有专家如此论述到“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乡贤在维持乡土社会有效运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中央政令在地方上的有效实施，还是民间社会愿望的上达，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乡贤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乡贤的存在使得上通下达的‘双轨制’得以有效运行。历史上的乡贤热心公共事务，造福一方百姓。在胡彬彬看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方政府往往因人力、财政等困难，难以有效地组织地方上的公共工程、福利机构和教育设施等。此时，乡贤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便显现出来。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支持公共事务，而且在发起、经营、管理中，都发挥了作用。在我国传统社会，乡贤在维系地方社会的文化、风俗、教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礼法合治是我国古代优秀治理经验，古代乡贤们为县以下广大乡村的治理贡献了智慧。”这段话精辟地诠释了乡贤在社会活动中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在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包含着传统乡村治理的智慧与经验。乡贤文化则根植于其中，在古代国家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时金家河龚家营的乡贤们就是这样做的，为先贤立碑，指示墓所；为先贤树传，传承其奋斗精神；为族人成立乡学，培育有志之士；为弟子树立榜样，激励奋斗。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有“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传统习惯，占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儒家也推崇“学而优则仕”的观点。所以，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基层人员要想出人头地，施展抱负，最佳方式就是通过读书学习考入国家机构，这种情况在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以后最为明显，以至于早期西方人来到中国，或探知一般平民竟然可以通过读书学习而进入国家机构时，惊叹羡慕不已，以为天朝。所以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读书致仕是每一个家庭的梦想，但凡有条件无不为此而奋斗。近代有人说过，一所学堂就是一座村庄的灵魂！而那些维持乡村伦理秩序，以道德或宗族威望管理村庄的乡贤就是灵魂里的灵魂，宛如一座明亮的灯塔，照亮中国农村漆黑的夜空。因为程绍孔墓所石碑刻制时间的缺失，只能大概判断其成立乡学的时间在光绪年或以后的民国年代。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在二十世纪初，金家河龚家营附近就出了两位在历史上留下美名的人物，一位是刘姓家族后裔刘茨枫先生，此公追随孙中山革命，在民国时期任中央立法委员，在新中国初年曾担任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委员。刘公不仅通过读书提高了人生价值，还继承了其先祖行善兴学的优良传统，在汉中各地兴办教育。还有一个大读书人——革命志士康炳熙，此公因为反抗清政府在略阳的统治而牺牲。这两位出于金家河龚家营子弟虽然未像程绍孔那样取得五品功名，但却都在历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推想其之所以有后来成就，至少离不开龚家营那些乡贤们的熏染指引。当然，还有个巨大的历史讽刺：先辈树立的杀寇降清的学习榜样，却培养出反抗清政府统治的革命志士。以程绍孔墓所碑释放的信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当时乡贤们的义举和风貌，进而研究考证乡贤们在中国传统社会村落里发挥的积极作用。而且，如能更深入地发掘略阳文化里不可缺失的乡贤文化，还会给当今社会管理带来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同时，借助此碑上记录的筹建乡学的资料，也可探讨略阳当时的教育情况。比如，略阳县有史料记载的是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才建有嘉陵书院（官学）。那么，在官方书院建立之前或之外的民间教育形式是什么？由什么人来主持？要研究这些问题，必然要靠能发掘到的文物实证和历史资料，两种旁证结合起来，形成二重印证法，才能准确推断当时的教育情况和形式，无此研究考证的方法，其结论都是有瑕疵的。由此看来，略阳金家河龚家营发现的程绍孔墓所碑的确是一方研究略阳历史文化的珍贵实证，有需要，也是非常必要组织专家学者来共同研究讨论，把略阳历史文化研究提升一个新的高度，为当代社会建设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完）
2015年12月23日
由此看来，略阳金家河龚家营发现的程绍孔墓所碑的确是一方研究略阳历史文化的珍贵实证，有需要，也是非常必要组织专家学者来共同研究讨论，把略阳历史文化研究提升一个新的高度，为当代社会建设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略阳金家河龚家营发现的程绍孔墓所碑的确是一方研究略阳历史文化的珍贵实证，有需要，也是非常必要组织专家学者来共同研究讨论，把略阳历史文化研究提升一个新的高度，为当代社会建设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感谢西部文学，感谢各位文友。 太高深了，细读了好半天。 拜读，了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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