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阄

抓　　　阄

       这是这个城市刚竣工的标志性建筑，市长和一帮大腹便便的人物在艳丽的旗袍小姐簇拥下正在楼前进行剪彩仪式。

       这时，高楼的楼顶边缘忽然出现了一位满脸灰土衣衫褴褛的老人，只见他挥舞着双手，嘴里愤怒地呐喊着什么。

     下面欢笑的人群死一般的寂静。市政府秘书长顾不得身份，急急地冲着满脸油光的老板嚷道：“你他妈的怎么搞的！”老板诺诺地点头，转身又训起了黑塔般的跟班。

       民工跳楼讨要工资已算不上新闻，但是在剪彩仪式上发生这样的事情着实使领导难堪。

       很快，警车呼啸而来，紧接着救护车也来了，电视台、报社的记者也闻风而动。

       一个很有经验的警察上了楼顶，却无法接近老人，底下的人只看到警察小心翼翼的劝说和老人激动的手势。三分钟后，在众人的惊叫和躲闪中，老人如一片落叶飘落在地面的红地毯上。

       无奈的警察带下来的消息：老人是该大楼施工队的民工，为工队30多名民工讨要拖欠近一年的工资而走上绝路。他根本就不给警察劝说的机会，只说他如果讨回了大家的工资，他就没有白死。警察说，还有，他说一星期之内如果还没有发工资，还会有人跳楼，是真跳，不玩虚的。说完他就跳下去了。

       市长沉默，然后定定地看老板，老板发毛了，慌慌地说：“明天就发！明天就发！”

       市长说：“今天！现在就发！”

       剪彩的仪式成了发还民工工资的现场。

       欢天喜地的民工踩着血红的地毯点着哗哗的票子。有一个年轻人却拿着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爹呀！你老人家可以闭眼了，我们拿到钱了！”

       有一个善于写深度报道的记者找到这个年轻人。

       原来那个刚才跳楼的老人是他的父亲，昨天晚上他们开了会，决定今天以跳楼的方式来讨要拖欠的工资。

       刚开始说是假跳，利用这要挟他们。但有人说不行，现在城市里不允许这么做，他们村的大毛被警察劝了下来，工资没要到，罚5000块钱，还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回到家，老婆跟了别人，大毛一气之下，砍死了老婆和情夫，自己又回到那座楼跳了下去。

       有人说：“那咋办？还真跳呀？”

       没人吭声。

       有人说：“30多万哪！死也值得，抓阄吧，谁抓上谁倒霉，我们负责把钱要回来，并且为他办好后事。”

       没有人反对。

       然而他却在心惊肉跳中抓到了写有跳楼的纸条。

       他的父亲和他在一起打工。老人从他手里夺过纸条，说：“我活了68岁，受了一辈子苦，受够了，也活够了，年轻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去死，我老朽豁出老命了。”

       他抱住白发苍苍的爹哭着：“爹不能啊！爹！”

       众人无声。

       二柱的爹颤颤地说：“你去吧，你再要不来，下一个我去跳！”

       二柱“哇”一声也哭了，大家都哭出了声。

       结果，他的爹就义无反顾地跳了楼，结果，大家就都领到了工钱。

       第二天，还是在这个楼顶，有一个年轻的民工把大把的钱从楼顶抛向天空，然后从楼顶纵身一跃，摔死在车水马龙的街头。

       民警清理现场发现，他的手里紧紧攥着一份当天的晚报，报纸的头版是《民工跳楼讨要工资背后的故事》。

       每到岁尾年头，关于农民工讨薪的辛酸苦楚，便如“四季歌”一样如约而至，如影随形。虽然离“年关”还有些时日，但讨薪的“悲喜剧”却已早早地络绎登场：无奈站到楼顶的、被逼攀上塔吊的、数日寒风中守候的……今日竟然又出现欠账的包工头，明目张胆地找人把讨薪者活活打死！此情此景，何其嚣张，令人震惊！

评　　　　论

　　当讨薪的故事接踵而来的时候，或许，我们已多少有点麻木。但每一个故事背后，都凝结着一个个、一群群弱势者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每念及此，虽千万人千次万次地说过论过，总还是萌动着为之疾呼的冲动：讨薪“四季歌”，何时方有“休止符”？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世间没有比这再简单的逻辑。但为什么虽千万人努力，却似乎仍然还是奢侈品？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为什么就无法让刺耳的讨薪“四季歌”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凝结休止？ 刚开始，有人说是因为大量农民工浩浩荡荡进城，我们没有做好政策应对、辅助安排，大家只好八仙过海，各自为战，各出各招。但几年以来，国务院发布《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建设部发布《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办法》……今年2月，劳动保障部“劳动合同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启动；3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

    按照这些制度，农民工工资是要按时足额发放给本人的，工资发放是应月清月结的；按照制度要求，劳动保障部门是要对落实进行监管的，对一些特殊单位，是应该强制在开户银行按期预存工资保证金的……

　　就在血案发生地宝鸡，今年3月开始还专门设置了“农民工维权专用合同”：用工单位每月要向乙方支付一次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曾明确表示，凡用工单位，都要使用此合同。据说，当时受到普遍欢迎，相信从7月开始在此打工的谢友远们也在此合同“荫护”之下。问题是，在一个个个案中，我们只看到了携老赖惯性而扬威的老板们，却看不到这些制度约束力所在。否则，为何会有现在的“几个月的工资都没有发”？让大家如何把这些细致的纸面安排跟钢管、木棒横飞之下农民工毙命的一幕联系到一起解释？———与其说包工头敢打死人是“无知无畏”，不如说他们是因为缺乏约束而嚣张跋扈！

　　有人调侃说：农民工是中国最早“享受”年薪制的群体。只是如此黑色幽默的“年薪制”，背后联结的岂止是几把辛酸血泪。常听老板们抱怨，说对农民工实施“年薪制”，有助于控制农民工流动的随意性。这样的因素或许有吧，但问题是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广大农民工的利益作为牺牲品？

　　任何制度、规定，其生命力所在，不单在于“看起来很美”，更在于“用起来有劲”。写得面面俱到，却被束之高阁，护佑的阳光照不到一个个个体的身上，这样的制度，尤其伤人。没有制度，或许还可以期待，有了制度却悬在空中，留下的只能是更多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