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节
生离死别忆慈父 西部老土 小时候，大概是上小学三年级吧，有一次语文课布置的作文是“我的父亲”。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篇并不难写作的文章，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无从下笔，因为，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只有童年朦胧的点滴回忆。 童年的记忆很零乱，父亲工作很忙常常住在学校里，我平时也难得和他见面，更多的记忆却是妈妈、姥爷和姥姥。 记得有一年的夏天，父亲把我接到学校里住了几天，在教师灶上吃饭，在大操场上遛弯。记忆最深的是一场篮球比赛，第一次看到父亲在球场上的风姿，后来听教师灶上的炊事员说，父亲是学校球队的明星，还说父亲讲课学生们最爱听。 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我得了重感冒，躺在床上十几天，父亲用钢笔在纸上白描出老虎、山羊、兔子等各种各样的动物，姥姥用剪子剪下来贴在白布帘子上，窗外的光线投在上面就好像动画一般栩栩如生，以后回想起来，父亲轻轻的几笔的确功力不凡。 记得有一年的春天，父亲和母亲带我去临潼游玩，来到古城的火车站，眼前的候车大厅就和秦始皇的宫殿一般雄伟，也许那时年龄小看什么都宏伟吧。坐上火车，长长的鸣笛声和隆隆的车轮声令我欣喜不已！这也是有生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有生第一次坐火车。 记得有一年的秋天，父亲给我报名上小学一年级，领回来的新书都是父亲用牛皮纸给我包好书皮，然后用钢笔给我书写姓名，父亲的小楷秀丽挺拔好像是字帖一般，我好羡慕啊，父亲还带我去古城大名鼎鼎的“大芳”照相馆照了入学像，这张照片至今还保留在妈妈的像册中。 童年对父亲的记忆就是这么点点滴滴，真是无法写出[我的父亲这篇作文]，那次的作文被老师批为不及格。 有一天，那是在我上小学一年级不久，早晨起来父亲用自行车送我到学校，我看到了父亲凝重的表情和痛苦的微笑，他目送着我消失在同学之中，从那天起我便失去了父亲。 许多年后父亲平反时我才知道他被流放的原因，因为母亲在父亲离去的二十年中从不提起，她怕我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把眼泪悄悄地咽在了肚子里。 我经历了被歧视的学生时代，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经历了疯狂的文化革命，经历了艰苦的上山下乡，但与父亲的遭遇相比，那能及九牛之一毛！ 新中国建国以后，由于人心所向，中华民族复苏了。如果按照科学发展观去建设，祖国应该在70年代便富强起来，亚洲四小龙的倔起就是很好的例证，可惜的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使中国沦为了世界上极为贫困的国家之一，父亲就是给“三面红旗”提了意见而被流放到他乡的。 父亲是在北京上的中学，那一年刚刚考上北大，北平就沦陷了，父亲按照学校的指示与部分老师、同学往后方撤退建校（也就是日后在城固的西北联大），一路上为躲避日寇而风餐露宿，据父亲说沿途的河里都淌着红色的血水，浮尸从上游漂下来让人心惊胆战，父亲每当说到这一段经历时都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都会用精忠报国的故事激励我们的爱国之情，所以，我总觉得父亲是个好人，是个有血有肉的汉子。 父亲在他们家排行老三，父亲的大哥是和李大钊先生在一起共同出生入死的早期共产党人，后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父亲的二哥在大哥的召唤下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俘后在狱中叛变革命，解放后被处决；父亲的四弟是国民党人，长期在国民政府里供职；而父亲的五弟是共产党人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父亲崇倡学问，不参加任何党派，年轻时和前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先生在兰州一起创办革命读书会，可是始终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直到被关押和流放时仍然还是个无党派人士，我要表达的是我的父辈中既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还有无党派人士，是个政治关系复杂的大家庭。 父亲也曾在执教法律课时兼做西北法院大法官，当时的西北行署长官胡宗南将军，为了展示执法公正而任用无党派人士。 解放前夕发生了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突然接到法院的通知，说是有两个政治疑犯要我父亲出面审理，由于父亲有着大哥的熏陶，在庭上审理时感到这两个人应该是共产党人，于是就暗示他们供词，第二次重审时便以证据不足而当庭释放，解放后这两人都出任省部级要职，在三反、五反当中给父亲写了证明使其没受牵连；第二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同在法院工作的一个同事找到父亲，问道：“你愿意参加保卫法院的工作吗？”，父亲答应了，他给了父亲一支手枪，父亲和保卫组的同志们齐心协力昼夜值班，使法院的设施和资料完整无缺，直到解放军前来接收，父亲自然也被算作了解放前参加地下工作；可是在反右和文革中不顾事实，给父亲定性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真是好可笑。 那一年，伟大领袖发出了“大鸣大放”和“百花齐放”的号召，父亲是个一心做学问不问政治的人，在大鸣大放的后期，不知政府为何出尔反尔地秘密宣布要引蛇出洞，于是乎，领导就串通好了人来动员父亲写张大字报，说是欢迎给领导提意见好整风，父亲经不住劝说就随笔画了幅漫画来讽刺官僚主义，没曾想到正好被装进了早已拟好的右派名单里，那一年全国五十万知识分子一起被打成了“右派”，中国基本没有了知识，再联想起文革，又将中国的文化一把革去，哀哉！中国人在没有知识和文化中渡过了几十年。 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我刚刚下课，有人从教室外面走进来问我：“你是叫XXX吗？”，我说是的，来人拿出一支钢笔，说道：“这是你父亲托我带给你的”，随即便匆匆地离去了，我拿起这支笔仔细地观看，绿色的笔杆，透明的笔身，可以看到里面装墨水的笔胆，真是漂亮极了，打开笔帽，一个金光闪闪的笔尖跳跃在眼帘，仔细地看看，上面刻着50%纯金的字样，这是自从父亲走后又一次让我感到了父爱的温暖，后来听父亲说，这支笔是他省吃俭用攒了一年多的钱才买下来的，若干年后我并未用这支笔去考取大学，而是带着它去了山村务农，当然，这支笔也给了我日后学习进取的强大动力。 父亲酷爱音乐，自己能写词谱曲，精通多种乐器，笔名“高原”，在学生年代和他那个圈里也算得上是位明星了，父亲走后，遗留在家中的口琴让我启蒙了乐理，也给我日后的生活带来了欢乐，音乐的伟大之处就是能够拯救生命（心灵），父亲在文革中的遭遇恰好印证了这个真理。 一场前所未有的和平年代的暴风雨来临了，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有一天，父亲去上厕所，随手从宿舍的桌上拿了张旧报纸，父亲有个习惯就是上厕所要看书。当天下午就有人去领导那里举报说：“XXX把印有伟大领袖和亲密战友的报纸当手纸用了”，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不能责怪举报的线人，只能怨自己不注意啊，第二天父亲便被革委会批捕，在没有法律可依的宣判中被投入了大狱。 有一次我偶然在母亲的抽屉中发现了一封信，发黄的信纸说明了时间的沧桑，以下是我在当年（70年代中期吧）写下的日记，没有年月日的记录，只是草草地写在笔记本上，日记写到：“我用颤抖着的手，再一次打开了父亲的来信，舒畅漂亮的字迹立刻映进了我的眼帘，这已记不清是我第几次打开这封信了，信中的大部分章节已经能够背诵下来，但我仍然小心翼翼地捧起它，仔细地从头看起。信中这样写着：你们的父亲是个刚刚刑满释放的罪犯，是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被判处十年徒刑的，你们当然想象不到父亲到底有多么坏，罪行有多么大，在这里我就简单地告诉你们，免得你们再猜疑”，父亲如实地叙述了文革中发生的一切。 当时我还写到：“在看到这封信后，我开始感到恐慌，没有给父亲回信，因为一旦组织上知道了那将会是什么后果呢？！想必父亲也不愿看到，痛苦的泪水偷偷地淌在心中，天啊！这是什么世道啊，只为一纸之擦就被判刑十年？这些宪法上写了吗？法律上写了吗？对于父亲的事情，我只能违心地说：继续思想改造，争取重新做人，但是这是我的心里话吗？呸！见鬼去吧！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父亲是个坏人！！！是个罪犯！是社会的敌人”。 这则日记是今年无意中翻出来的，字迹虽潦草，但却历历在目，让我们珍惜今天的生活吧，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进步吧！ 一直想写父亲在二十年中的遭遇，也拟好了题目叫：“大墙脚下”和“千里寻父”两部曲，但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没有落笔。大墙脚下要写的是父亲在大狱中非人的生活，只是想揭露那些伪“共产党人”的暴行，告诫我们的后代不要忘记历史，预防悲剧重演；千里寻父要写的是父亲得到了平反，接到平反通知书时却不知他在祖国的何处，我和弟弟带着政法机关的介绍信，行程千里才找到父亲；要讴歌真共产党人的勇敢和博大胸怀，要颂扬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性决策。大丈夫恩怨分明，错的就要鞭挞，对的就要歌颂。 父亲在大墙里受尽了折磨，有一次给炉窑下料，长期的非人劳动已经让父亲成了弯腰驼背的老人，他用瘦弱的身躯架着人力车给炉中送料，不料车子装的太满了，重心偏移，在快速跑动的过程中把父亲甩了出去，一下子掉在了火热的炉窑口旁，父亲忍着疼痛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高呼救命，在众人的帮助下才得以逃生。像这种超体力的劳动经常进行着，稍有怠慢就会招来非人的待遇，在极度寂寞的生命边缘中挣扎时，父亲总是会大声唱起“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舒伯特”、“聂耳”、“洗星海”、“付庚辰”、“雷振邦”等中外音乐大师的歌曲，这些旋律抚慰着心灵和身躯的创伤，使父亲的生命才得以延续，这就是音乐的最伟大之处！ 我，一个从小失去父亲的孩子，在迎接父亲归来时的心情，可以用痛哭流涕和欣喜若狂来形容，对中国共产党用博大的胸怀和勇敢的决策拨乱反正感激的痛哭流涕，对我重新有了父亲和政府给父亲政治平反则欣喜若狂，还历史的真面目就是真共产党人应该去做的事情。 有人说这都是一个公民应该得到的权益，不用去感激谁，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谁会去维护一介草民的权益呢？没有重大的历史变革就没有冤案的平反！ 父亲回家后由于身体严重受损就直接办理了离休手续，在家中颐养天年，有时候我想到父亲的遭遇难免发发牢骚，父亲听到后常常开导我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还能活着回来，应该知足了”。 其实，仔细想想，政党和人一样，不经受大的挫折，就不会反省去进行变革，国民党当年是何等的繁荣昌盛，曾几何时便滚到一个小小的海岛上面去了，究其所以，那当然是失民心者失天下！蒋介石经过痛苦的反省，终于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幻想，转向务实的经济建设，更为伟大是经国先生毅然放弃了独裁王朝统治，开创了中华民主自由的先河！就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如火如荼时，台湾的经济腾飞了，让台湾的民众逐渐过上了好日子。 中国共产党也在经历了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后幡然苏醒，将文革钉在了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把精力转入了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的变化世人有目共睹，否则，我们还在饿着肚子，穿着咔叽布，在那里高唱：我爱我的台湾啊，……，那里的人民不自由，如今更苦愁，睁着眼睛说：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救呢，当然了，我爱我的台湾啊这首歌非常抒情，非常的好听，至今我还常常地唱她几句呢。 父亲重返家园后，又平安地生活了26年，于2004年去世，在这期间受到了党和政府温馨的关怀，在他能够自理出门的那些年，组织上都组织离休老干部外出旅游，使老人在暮年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平日里看病医疗都按照国家承担的方式报销，逢年过节单位老干处的同志都会前来探望，这一切，老人都在感受着。 我的女儿在一岁多时便被老人接了过去，为了让我有足够的精力来完成大学的学业，父亲毅然承担起了照看孙女的责任，我能默默地感受到曾经失去的父爱在悄然回归。 父亲的生活依然保留着年轻时的习惯，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出门锻炼，八点吃早餐，九点与母亲一起出去买菜，午饭后稍事休息，下午读书看报，有时还拿出本英文著作来大声地朗诵，教教孙女复习功课，唱唱中外名歌靓曲，养养绿草红花，可以说老人晚年的生活是幸福的。 有一年我回去探亲看望父母，父亲悄悄地把我叫到一旁，说他和母亲共同写了份遗嘱，就在柜子里的铁盒中存放，等他们去世时可打开来看。我心想家中又无什么值钱的东西，还写什么遗嘱啊，当时也就没有去追问。 这一天突然就来到了，夜半时分我家里的电话响了，电话的那一边是弟弟的声音，弟弟说父亲刚才突然发病已送往医院抢救了，我赶忙披上衣服，打开电脑买了早晨的机票，脑海中反复地响起一句话：愿上帝保佑老父亲平安吧！ 父亲在医院昏迷了29天，在这期间全家全力以赴地照看老人，然而老人始终没有能够苏醒过来，老人去世后我打开了铁盒中的遗嘱，只有一页纸，只有短短的几行字，上面写到：“我们去世后，一切从简安葬，不布置灵堂，不开追悼会，不保存骨灰，将骨灰撒向大海或埋在大树下。” 我将遗嘱内容与父亲单位的领导作了沟通，领导说其他都可以照办，唯独不开追悼会不行，弟弟说其他都行，惟独不保留骨灰不行，这两条我尊重他们的意见都照办了，愿老人的在天之灵能够体谅我的孝心。 父亲的故事是千千万万个受到迫害者的缩影，它好像一盏灯，将与千千万万盏灯火一起照亮人性回归的道路；它好比一扇窗，将与千千万万扇窗户一起打开，让人类文明进步的清风吹进千家万户。 愿父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亲爱的老师，那一年您布置给我的作文没有写好，今天我来补考了，重新献上“我的父亲”这篇作文，请您评判吧！
后语：这篇文章是2008年写的，有些思维与现在相比还有差距，敬请谅解，但是父亲的悲剧决不能再去上演，良知与人性一定会战胜邪恶！这才是现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心意。2017年6月18日修改于闻声·土居修改时泪如雨下！父亲早年照片。
作者简介 西部老土，真实姓名：高光宇，西安市人，老三届下乡插队学生。工科电子专业，工程师，曾就职于中石油、建设银行等所属单位，现已退休，爱好文学写作，爱好音乐，爱好独自旅行，爱好健身锻炼。 2005年开始步入写作，至今已经写有一百多万字的各类作文，2016年注册西部文学网，2017年建立了个人工作室《闻声·土居》，用来学习写作和交流HIFI音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