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杯”西部文学孝德文化征文】【高文德随笔】往事悠悠忆母亲
往事悠悠忆母亲
文／高文德
我的母亲于一九三五年出生在甘肃临洮县一个叫蒲家庄的村子。我的外公解放后是国家干部，亦是蒲家光宗耀祖的人物。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外公曾任临洮县糖厂厂长。所以，母亲在我眼里，便是大家闺秀了。而外公，也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不堪忍受莫名的罪状，竟服毒自尽！我的舅舅替外公鸣不平，亦被造反派殴打致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竟给母亲一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母亲二十一岁时嫁给了我的父亲，父亲要比母亲小三岁。母亲后来常对我说，她之所以嫁给父亲，都是外公的决定。那时父亲人聪明有文化，且写得一手好字，外公非常看好这个女婿。母亲亦常对我说，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她完全听从外公的话，认为外公是一个很有威望的知识分子，眼光不会错，但她跟了父亲，却吃了大半辈子苦，受了大半辈子罪，没享过啥福。
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家里很穷，除了锅碗瓢盆，被子也是旧的。当时的新房，竟是用石头垒的墙，上面用木头、柴草遮盖而已！但我为父亲而感到庆幸，那个年代都看重的是人，钱财不是择婚的决定因素，不象现在，娶个媳妇彩礼就要十万八万的，还要有房有车有家底！母亲小时侯，有外公、外婆的疼爱，她就是外公、外婆的一只小鸟呵，但这只小鸟却长大了，飞走了。母亲的新家一贫如洗，这个家，只和她娘家一山之隔，却是另外一个村子了。
其实，父亲也有着令人心酸的家史。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一年，陕西千阳、陇州一带连年大旱，颗粒难收，当地有民谣曰：千阳陇州，十有九收，一料不收，搬上走球！因人们生活不保，生存无望，我爷爷兄弟俩只得上甘肃逃荒。爷爷和他的弟弟一路靠讨饭或给人干活，受尽千辛万苦流落至临洮县。那时我的奶奶亦家境贫寒，奶奶先前的丈夫因患病不治身亡。村人看到我爷爷勤劳憨厚，便有长者出面，撮合爷爷和奶奶成家，爷爷也就带着自己的弟弟上了奶奶家门。这样，有了我的父亲。而父亲三岁时，我爷爷又因给人做长工，积劳成疾，五十四岁上离开人世。按当时的乡俗，爷爷的弟弟，我的小爷爷又和奶奶成了夫妻。父亲自小读书勤奋，能写善画，虽然只上完初小，但在村人看来已是有学问之人。
那时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现状，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母亲和父亲天天参加集体劳动，靠挣工分养活一家人，而工分又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收入，男劳力一天十分工，女劳力一天七分工，一分工也就几分钱而已。六0年左右全国人民大饥荒，人人挨饿，粮食比钱金贵！据母亲说，人们挨饿的年月，村子里常有狼出没，猪儿被狼叨走，娃娃也有被狼叨走的。人们因为吃野菜、树叶等，大多面黄肌瘦，连赶狼的力气都没有。有时看着狼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如入无人之境，但又无可奈何。在那个贫穷而悲怆的岁月，先后有了大哥、姐姐、二哥、三哥、四哥及我，一共六个孩子。在我出生的五年前，奶奶就去世了，奶奶活了七十五岁，母亲后来提及我的奶奶，总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奶奶是高寿之人！因为我最小，村人都说我是母亲的老生胎。二哥在三岁时因病夭折，我由此唤三哥为二哥，四哥为三哥了。
一九七六年，陕西千阳的人们生活略有好转。老家人连连写信，多次催促之下，母亲和父亲带着一家老少从甘肃迁往陕西。当时除了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及母亲父亲外，还有我的小爷爷和外婆。双腿残疾的舅舅性子倔犟，不愿离开故土，独自生活了。母亲和父亲将能带走的家什则带走，带不走的就留给了乡亲们。九人的搬迁队伍，浩浩荡荡。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我和大我两岁的三哥，在火车里调皮极了，跑来钻去，惹得乘客们哈哈大笑。
我能记事起，已是一九七七年了，那时我四岁。我记得全家人生活在山里的一个地方，家人住着三只窑洞。小爷爷住一个窑洞，外婆住的窑洞和厨房是一块的，一边是锅台，锅台又连着炕，每天做饭，炕也是热的。母亲、父亲、三哥及我住一个窑洞，其时大哥和二哥还有姐姐去住校读书了。因为有父母教我们识字，我能记着炕头柱子上挂的日历，上面印着“一九七七年”。也就在这年，村人响应国家号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母亲去“节育”的时侯，也带着我，因为我那时还在吃奶。
母亲要给我离奶了。母亲将锅底灰抹在奶头上，看着乌黑的奶头，我竟吓得不敢吃奶，这样，我永远告别了吃奶的历史。那时，还是靠挣工分生活的年代，母亲和父亲仍去参加集体劳动，而生产队每次分的粮食总是不够一家人吃。我最爱吃小麦面，可是又白又香的小麦面太少，大多时侯是高粱面、玉米面等，我肚子老有空空的感觉。逐渐，我开始知道生活的地方名叫阳坡沟，这是村子的一个小生产队。暖暖的窑洞，温馨的煤油灯，以及山里的沟沟峁峁，花开花落，是我快乐而难忘的童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土地实行了联产承包，地一分到农户，形势大变样了。我家共分到三十亩地，两头牛和一头驴。因为母亲和父亲的辛勤劳动，我们一家人从此有了吃不完的小麦面。馒头和面条，让我顿顿能吃饱，天天能吃饱。
母亲四十多岁了，她为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忙里忙外，没黑没明地干活，俨然成了一个强壮劳力。母亲每天给我们做饭，还要去地里给父亲送饭，饭送到地里，在父亲吃饭的时侯，她就拿起工具在地里干活。我们一家人的穿戴，也由母亲缝制。我小时侯一直穿着妈妈做的布鞋，厚厚的鞋底，是母亲一针一针用鞋绳纳过的。大哥穿过的衣服，二哥继续穿，三哥穿过的衣服，便属于我了。
每年收小麦，是全家人最劳累的时侯。母亲天不亮就点着煤油灯做饭，全家人又在煤油灯下吃完饭，就趁早去地里割麦子。七八块地的麦子，几十亩呢，哪块先黄割哪块。我和三哥人小，只是往一块抱麦梱子。母亲拿着镰刀割麦子，总是割得又快又干净，连父亲也赶不上。太阳升高了，我就和三哥回家，在窑洞里玩耍或睡觉。中午母亲回来做饭，我俩却揉着惺松的睡眼问母亲：“麦子割了多少了？那块地都割完了吗？”
记得有一年收麦子，母亲却生病了。那次母亲双腿抽筋，不能站立，母亲就跪在地上用镰刀一把一把地割麦子。母亲对我说：“以前人穷要挨饿，不敢回头想，现在政策这么好，给咱分了这么多地，只要一家人有饭吃，再苦再累也值呵！”
在我的记忆里，小爷爷和外婆先后都去世了。我和三哥开始念书。姐姐出嫁，大哥和二哥也各自成家。后来，国家出台了山区农民搬迁政策，我们全家又搬迁至川里。
一次，我的舅舅来了。他拄着拐杖，满脸沧桑。舅舅为世事巨变甚是叹息，他为了讨回公道，去北京上访几年，结果只给外公从名誉上做了平反，，而他也做为那场运动的受害者，却一直没人管。母亲一再劝她的弟弟留下来，都一大把岁数了，有一口饭吃就行了，文化大革命时受害的人那么多，国家能顾得过来吗？！然而，舅舅依旧倔犟如初，他说因为那场动乱，他终生残疾，打一辈子光棍，到死也留不下个后代，他就是死也要讨回公道！舅舅还是拄着拐杖，仍一瘸一拐地走了，母亲伤心地大哭起来，她流着泪说：“你外爷要的这个后人，到死都不回头啊！”
改革开放，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可以走多种经营的路子，经济收入快速增长，勤劳致富的人越来越多。我和三哥也各自成家，兄弟们都住上了砖房。电视机、手机亦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那个受穷挨饿，农民只靠挣工分，只靠种地的年代一去不返！日子好过了，但母亲却老了。二00八年，父亲去世，母亲在悲痛中挺起年迈的身躯，继续着晚年的岁月。
母亲发白如霜。她常常坐在村口的那个石头上，每回看见为生计奔忙的儿子回家，脸上便焕发出欣慰和安然。我知道，母亲已无力再为她的儿女操劳，但母亲心里放不下最牵挂的是自己的儿女哪！
终于，母亲因为脑梗再也站不起来了。母亲在昏睡中度过了她最后的时光。命运坎坷，劳苦一生的母亲累了，她睡得太沉，太静，我们的哭喊和这个世界的喧嚣，母亲再也听不见了。
二0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八十岁的母亲溘然长逝。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于母亲，却是漫长而悲怆的一生！
作者简介：高文德，男，大专文化，1973年6月10日生，陕西千阳县人。本人于1993年在《陕西日报》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在报刊及网络平台发表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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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是无私的，是伟大的，向母亲致敬，向老师问好。赞 天大地大没有母亲的恩情大！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点赞问好！ 谢谢各位老师！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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