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叶刚随笔】闲评东汉楼重玉破匈奴大谋对欧洲格局产生的“蝴蝶效应”
（一）东汉十九年间的四大疑点 西汉和东汉，在破匈奴问题上，似乎西汉非常高调，好评如潮，东汉非常低调， 默默无闻。这种状态，对比一下破匈奴的史传名将，可一做佐证。西汉卫青、霍去病，名声之大，远胜东汉窦固、窦宪。但从破匈奴的实绩上看，卫霍两人没有扫清匈奴，北患依然存在。史载，西汉末东汉初，北匈奴犯边，汉朝“河西诸郡，城门昼闭”。窦固、窦宪完败北匈奴，东汉则无北患，也无西患。《后汉书》记载，公元91年，东汉王朝与北匈奴最后一次交战，结果是“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 东汉破北匈奴，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史书不是语焉不详，就是怪笔不少。这是非常费解的事情。大概南朝刘宋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受到过权贵的干扰，弄得他写史书时，采用跳跃性的笔法。司马迁之前，史官记录史料，不受包括皇帝在内的掌权人物的干涉，对于记录的内容，有权不让皇帝本人知道。即使史官做得不好，皇帝也不知道。很多皇帝害怕留下历史恶名，而有所惮忌，不敢肆意妄为。司马迁之后，皇帝不放心史官，总是要看看史官在写什么。那时，皇帝是偷偷摸摸看，到正大光明看，是在唐太宗之后。唐太宗李世民杀兄逼父上台，心里还是有所顾忌，所以经常叫史官更改起居志。人为因素的存在，《后汉书》不免也存在不少疑点。其中写窦宪的史实，有四处疑点，最是可疑。第一处疑点，就是窦宪反常的谦虚。 史载，窦宪破匈奴，分两次。第一次，在公元89年；第二次，在公元91年。窦宪首破匈奴，汉和帝在公元89年9月，下诏封窦宪为大将军，并封其爵为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窦宪坚决谢绝。公元90年6月，汉和帝下诏封窦氏四兄弟侯爵。窦宪拒不受封，7月，“遂将兵出镇凉州”。此处，很是奇怪，太不合窦宪的常理。按窦宪的为人常理，汉和帝对窦宪名正言顺的奖励，他没有拒绝的理由。窦宪此举，与他以前的为人是完全相反的。以前的他是跋扈将军，连沁水公主的田地，照样霸占无误。如果不是他的妹妹窦皇后，毁服（降低服式等级以示自责）谢罪，一再代为求情，汉章帝杀掉他，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次，汉和帝的重赏，都是合法所得，但他都不要。朝中大臣以为他嫌爵位不够高，奏请朝廷，给他一个三公之上、太傅之下的爵位。他也没有接受这个爵位。 窦宪如此谦虚，大概是他害怕功高盖主，毕竟他有差点掉脑袋的前车之鉴，或者他想“图谋造反”，先树立良好形象。这些是他内心真实的顾忌，还是另有顾忌。《后汉书》略笔一写，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第二处疑点，就是窦宪的殒命缘由。 窦勋生下四子两女，四个儿子，就是窦宪、窦笃、窦景、窦环，两个女儿，一个章德窦皇后（？－97年），另一个汉章帝嫔妃。汉章帝死后，章德窦皇后（窦太后）独揽朝政，窦家四兄弟都身居高位。窦宪为大将军，窦笃为卫尉、窦景为执金吾、窦环为光禄勋。史载，这四家“权贵显赫，倾动京城”“竞修第宅，穷极工匠”，连“少好经书，节约自修”的窦环也不免。窦宪四兄弟，大修第宅的时间，《后汉书》是如此记载“四家竞修第宅，穷极工匠。明年，诏曰：‘大将军宪，前岁出征，克灭北狄，朝加封赏，固让不受……’遂将兵出镇凉州”“前岁”，在古文中有两解，一是“前年”，另一是“去年”。窦宪“遂将兵出镇凉州”，是在公元90年。“明年”，在古文中是“第二年”。以此推断窦宪四家竞修第宅的时间，是在公元89年，这个“前岁”，就是“去年”之意。 公元89年在东汉历史上，是非常关键的一年。窦宪做了三件大事，分别是首破匈奴、大修宅第、辞让封侯。汉和帝刘肇（79―105），时年11岁，他很难掌握实权，估计是窦太后手中的傀儡。窦家四兄弟的权力来源，就是窦太后。所以这一年，窦宪违反诏命，放弃封爵，有可能是在试探汉和帝，也有可能是窦太后的安排。三年后，公元92年，是窦宪遭杀的时间。这一年，汉和帝才十四岁，窦太后也好好地活在宫中。一个尚未成年的汉和帝，灭了如日中天的窦宪，窦太后也不闻不问，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如果此时窦太后死了，窦宪失去了权力的来源，那还是比较可信的解释，实际上偏偏不是。汉和帝此次行动，难道就是窦宪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真正顾忌吗？ 第三处疑点，就是汉和帝的力量来源。 公元92年，是窦宪完败匈奴的后一年，对汉和帝而言，这是最关键的一年，因为他杀了权臣窦宪。 此年的窦宪和汉和帝两人，一个亲信和眼线遍布朝廷内外，一个处于皇权遭架空的状态。《后汉书》记载，汉和帝觉察窦宪要篡位，在宦官郑众帮助下，先下手为强，赐死窦宪。一个内有窦太后，外有重兵的大将军，死得没有一点波澜。更令人吃惊的是，窦家庞大的家族势力，一夜间，也被十四岁的汉和帝铲除得干干净净。宫廷斗争自古充满血腥，这场宫斗，血腥味还没有飘出来，就散得无色无味。 史载，窦宪平定匈奴，威名大盛。于是以耿夔、任尚为爪牙，以邓叠、郭璜为心腹，以班固、傅毅皆置幕府，以典文章，把揽朝政，占据要津。一时刺史、守令等官员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因为违忤窦宪之意，相继自杀。窦宪有如此精密之布局，在公元92年的宫斗中，没有丝毫作为。如果说杀掉窦宪后的朝廷内外如此风平浪静，是因为窦宪的死是件大快天下人心的事情。这是解释不通的。如果说郑众的宦官势力非常强大，比窦太后的势力还要强大。这也是解释不通的。 那么汉和帝的真正力量来源，是不是郑众的力量，是值得怀疑的。如果郑众不是汉和帝力量的来源，那么汉和帝身边势必潜藏着一股外人看不到的强大力量。如果这股力量真实存在，那么谁又是汉和帝手中真正的王牌？第四处疑点，就是东汉十九年间的四次闪电战。 在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到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在短短的十九年间，东汉王朝外战内斗中，有四次惊人的“闪电战”。这四次“闪电战”，手法相似，如出一人之大手笔。 第一次闪电战，是班超随窦固击打匈奴时，在鄯善国的闪电战。班超以三十六人，夜袭匈奴使团帐幕，烧杀一百三十多匈奴人。汉使三十六人，无一人伤亡。史载，此三十六人，后征服西域三十六国，击败龟兹与莎车、温宿、姑墨、尉头等国五万联军，斩首五千。此史料，似乎夸张，实际真实。但此史料，有两个惊人疑点。第一个疑点，如此厉害之三十六人，居然无名无姓，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第二个疑点，此三十六人，有如此惊人的默契和战斗力，到底何许人，师出何门。从三十六人威震戈壁大漠来看，他们必受过特种格杀的训练，那么东汉域中，何处有训练特种兵的基地。如果特种兵训练基地，是个绝密基地，外人是不知道的，那么东汉域中就没有丝毫线索。不妨查查东汉史料，在班超中壮年之时，东汉何人文韬武略，门人满天下。此人或许就是这支特种兵的首席教官。 第二次闪电战，是窦宪首破匈奴时，在稽落山（今蒙古肯特山）的闪电战。窦宪、耿秉、邓鸿、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等三支联军，不足五万人，杀北匈奴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降虏达二十余万，北匈奴单于苦战脱身。窦宪在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上刻石立碑，以纪此战。 第三次闪电战，是窦宪派耿夔出居延塞，在金微山（今蒙古唐努乌拉山）的闪电战。此战，耿夔率精骑八百，奔袭二千五百公里，斩杀北匈奴皇太后，名王以下五千人，“单于与数骑脱逃”，最终永久消失在汉军的视线中。 第四次闪电战，是十四岁汉和帝在皇宫中的闪电战。汉和帝和郑众率众宦官，等窦宪和邓叠率千军万马班师回京，窦宪一入北宫，城门马上关上。窦宪遭逮捕，夺去大将军印绶，后赐死。窦宪党羽邓叠、邓磊、郭举、郭璜马上扑杀。横行天下的窦家军，在几个时辰中，又变成刘家军。这场闪电战，非常像斩首行动。 在四大闪电战后，汉和帝对外搞定北匈奴和西域各国，对内铲除操纵朝政的窦氏集团。东汉有如此丰功伟绩，自然要论功行赏。谁将是最大的功臣？这就是《后汉书》最大的疑点，居然没有记载。《后汉书》不记载，不代表没有最大功臣。谁是窦氏集团之后，封爵最高的人物，就有可能是最大功臣。史料相载，封爵最高的人是楼重玉，同时他也是东汉最高军事长官。在四大闪电战中，似乎没有他的身影。如果汉和帝在乱分配朝中大权，何以朝野无异声。
（二）楼重玉生前生后六大巧合 第一处巧合，是楼重玉与班超、甘英同代人之巧合。 东汉楼重玉（31――130）的封爵时间，在东汉工部侍郎李汪《汉太师重玉公传》中记载：“永元七年升三军府总都尉，封太师。”永元七年，即公元95年。从窦宪遭赐死的公元92年开始，到公元95年，这三年中，东汉的最高军权，一直在汉和帝手中。在楼重玉封太师前夕，在东汉军事史上，有重大事件，是载入史书的。公元94年，班超（32――102）打败匈奴在西域最后一个强大的盟国焉耆。班超西域立大功，紧接着楼重玉在朝堂上官封最高军事长官，两者之间，纯属巧合，似乎说不通。钱钟书先生说：“天下就没有偶然，那不过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估计班超带到西域立大功之三十六人，有楼重玉门生，甚至不乏有楼氏族人。此三十六人，并未全是群体形象，有一人有名有姓，此人叫甘英。甘英的生卒年，在东汉也是非常模糊的。但甘英之甘姓源出大禹之姒姓，夏朝有诸侯国甘国，封地在河南洛阳附近，亡国后其子孙以甘为姓。楼姓也源出大禹之姒姓，第一代楼姓人楼云衢，封杞国国君，今河南开封附近。楼重玉与甘英，同时代，又同宗于姒姓。在重同宗渊源的古代，两人似乎有某种渊源，但因资料断档，很难考证。但在东汉史书上，有件大事，偏偏似乎在传达某种暗示，即楼重玉与甘英有某种关联。公元97年，即楼重玉当太师两年后。东汉军令皆出楼门之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班超派甘英出使，此事载入汉史。估计出使一事，最高军事长官楼重玉要审批的。一个姒姓后人执政，一个姒姓后人访欧，这其中似乎有种裙带关系。所以甘英出使欧洲，或许未必全是商业活动。他到欧洲寻访匈奴人踪迹，也是大有可能的。班超一生和匈奴人作战，突然派个大将去做外贸生意，是说不通的，估计通商是个政治幌子。甘英走遍西亚，未见到匈奴人踪影，终于走到波斯湾。波斯湾海浪滔天，甘英估计马背上长大的匈奴人，不会涉惊涛骇浪，他也就打道回府。甘英没完成使命，也可以载入史册，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甘英是完成楼重玉交给他的任务，在亚洲大陆已经没有北匈奴人的影子了。这大概就是甘英载入史册的真正原因。 楼重玉和班超，也有个非常值得推断的问题。楼重玉生于公元30年，班超生于公元32年。李汪《汉太师重玉公传》记载：“楼公讳盵，字重玉，阳鸿公次子也。家越州会稽，世席仕宦。胸藏百万甲兵而智勇不露人，以驰马试剑为能，以敦诗说礼为事，访名师，开义塾，天下英才闻风而至者四百余徒。……一时学贯天人而怀抱利器者，多出其门。”“天下英才”有四百多人，入楼重玉门，非天下英才，自不可尽数。东汉楼重玉所处朝堂，天下英才差不多也就这个数目。楼重玉本人“胸有百万甲兵”，又善“驰马试剑”，武艺必是天下一绝。天下英才闻风而来，此风，有文风，也不免有武风。东汉朝在此时，文武天下第一处所，在会稽。班超带西域之三十六人，是特种兵中的特种兵，也是天下英才，如无人出自楼重玉门下，似乎很难使人相信。还有个巧合，公元73年，班超随窦固与北匈奴作战时，此时正是楼重玉传文授武的高潮期。这个时期，楼重玉为东汉王朝输送了大批文韬武略的天下英才。这批英才，如入军帐，必是特种兵无疑。第二处巧合，是楼重玉的闪电战成为东汉闪电战绝响的巧合。 东汉王朝征讨北匈奴时，处处都有特种兵的影子。窦宪五万兵士，吓得二十万凶悍的北匈奴兵不战而降，这是敌人何等惶恐之下的无奈举动。耿夔率八百精兵，斩首五千人，彻底吓走北匈奴。如此战法，非“胸有百万甲兵”之特种兵，是办不到的。北匈奴在东汉初年，打得汉军，白日紧闭城，全军缩在城内，不敢露脸。北匈奴兵不是吃素的，是会吃人肉的。短短几十年，变得闻到汉军气味，马上遁逃，不知操戈反击，这是不可思议的。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他们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这个对手城府很深，连北匈奴间谍也不知道此人是谁。隐藏特种战的最高设计者，必然是东汉的最高军事机密。 特种战的最高设计者，到底是谁？这是东汉史书的最大之谜。 李汪在《汉太师重玉公传》中记载：“钦差护军征讨不庭，代皇东征带兵五千，破虏十万，犁巢倒穴，班师回朝。”东汉平定北患、西患之后，东边有外叛朝廷之人。楼重玉带兵五千，重创十万敌虏，彻底清除敌人巢穴。所以史书相载，东汉第六代皇帝汉安帝曾赞楼重玉曰：“天生俊杰，升任中军；志极光亮，龙势虎威。诸侯无抵，列国何伤；一征一胜，笃有奇功。旌旗变色，鸾驾生光；凌云消雪，握阵屯云。入宫尽礼，出殿思忠；功高汉室，掌执武文。边安寇静，王世乃兴；凡为臣子，孰克与京。”汉安帝口中楼重玉有如此多功绩，偏偏不见史书有大笔描绘相传，这或许与楼重玉为人低调有关，或许东汉朝堂在此时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不便书传而已，所以后世史官没法落笔。但汉安帝有两句话，说得非常意味深长。这就是“边安寇静，王世乃兴”，东汉王室在窦宪打败北匈奴之后，早就中兴了。如果此时是在评价楼重玉执政的事情，非常不妥当的，因为窦固、窦宪攻击北匈奴时，楼重玉并没有显山露水。对于这句话，似乎只有一个解释，楼重玉就是东汉所有特种战的最高设计者。 有个史实，似乎可以做佐证。在东汉军事史上，自从楼重玉东征之后，这种特种兵的闪电战，似乎成为东汉绝响。尤其在楼重玉逝世后，东汉没有再出现特种战。对于这种现象，唯一有可能的一个解释，就是东汉十九年间的闪电战，真正大谋划者，就是楼重玉。自然，楼重玉自己也说不清，这种作战思维，是特种战大思维。当时的史官，限于时代的哲学格局，是没有办法对这种大思维进行解释和整理的。所以史官按着旧时代写史书的体例，写着旧式的史书。如此一来，楼重玉的特种战大思维，最终销匿于史书之中。东汉时代，唯一对楼重玉这种特种战的大思维，有过一笔介绍的，就是李汪。他在《汉太师楼重玉传》中曾云楼重玉“胸藏百万甲兵而智勇不露”，李汪对楼重玉的特种战大思维，自然不能完全理解，似乎又敏感地感受到楼重玉的作战思维与众不同。特种兵，以一对百，似乎“胸藏百万甲兵”；特种兵，神出鬼没，与“智勇不露”的特征相似。特种兵的两大特点，与楼重玉在李汪眼中的形象特点，完全吻合。这或许是历史的巧合，或许不是，那是李汪有意留下点雪泥鸿爪，似乎在传达某种难言之隐情。 第三处巧合，是楼重玉家中排行的巧合。 历史总是有个巧合，似乎楼氏杰出的守陵人最终都会到异地开枝散叶的。楼重玉是阳鸿公次子，按照楼氏族规，是要在绍兴守陵墓的。最终，忠孝难以两全，重玉公为国尽忠，生前未能归绍兴守大禹祖陵。逝世后，本想归葬会稽，最终御葬义乌香山。这算是守陵人楼重玉，在义乌开枝散叶。李汪在《汉太师重玉公传》中相载：“子男二人：曰‘良骥’，归会稽奉祖祠；曰‘良騧’，偕子龙升因庐墓，遂居香山乌伤，楼氏实始于此。”重玉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楼良骥回绍兴守宗庙，小儿子楼良騧守重玉墓。楼良騧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楼苗和小儿子楼蕃。楼苗在义乌守楼氏家庙，后来形成东门楼氏，即“苗派”。楼蕃在义乌香山守重玉墓，后来形成西门楼氏，即“蕃派”。楼氏分“苗派”和“蕃派”，不是分家产闹矛盾而分派系，是分工守护楼氏文化，即大禹文化。至今，义乌楼氏家庙和重玉墓附近，楼氏居住的村子，会带个“夏”字，如“夏楼村、夏迹塘村”等。“夏”，即大禹儿子启所建立的“大夏朝”。“夏朝”的正统文化，就是大禹文化。楼氏分东门和西门，是楼氏有个族规，“大儿子守宗庙，小儿子守陵墓”。在守楼氏家庙和重玉墓上，“苗派”和“蕃派”，千百年以来，都是信守“合则生，分则死”的祖训。楼氏族人在义乌定居后，似乎也没有摆脱守陵人向外拓展空间的习惯。如“蕃派”的子孙，后又陆续向外迁居萧山仙岩、浦江、诸暨、宁波、广西等地。大概是墓地都在偏僻之处，居住空间有限，要向外拓展空间。如梁代燕国公在香山重玉墓边，修筑守墓庵守陵，实际上，“蕃派”的楼氏族人，真正的居住地，在义乌黄山。在这点上，楼氏守陵人的向外开拓，似乎与班超手下三十六人，在大汉之西，万里之处，开拓疆土，非常相似。这或许是历史巧合，或许他们本来就是同一种群的族亲，或许是大禹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开拓精神的文化。第四处巧合，是楼重玉与唐代《推背图》的巧合。 李汪是皇帝心腹，在《汉太师重玉公传》中有句“代皇东征带兵五千”，此句“代皇”两字是荣耀的字眼，也是可怕的字眼。“代皇”一词，可做三种解释。做动词解释，“代表皇帝”，这是件荣耀的事情，所以重玉公出征，足见汉皇信任楼重玉。如果做“代替皇帝”，此词就非同小可，很是可怕。做名词解释，“代皇”就是就是个称呼，言外之意，楼重玉官势到“皇”的状态，但不是“皇”。李汪的意思，自然是第一种，但李汪为何不写“奉皇命东征带兵五千”，显得非常费解。李汪在《汉太师重玉公传》中有一段记载：“至十二年，独立朝纲，掌理系纶，以恕为本，政简刑清。皇恩受患，命公正殿代皇视朝，一旬文武拜于庭，百鸟参于厥。”这段香山楼氏宗庙碑文中，最难懂的，就是这个“患”，是否为“惠”子误刻。如果此字未误，李汪在暗示东汉皇族处在患难之中，控制不住内外大局，不得已才命楼重玉“视朝”。估计此时，楼重玉坐在龙椅上，是不可能的。大概是坐在汉皇龙椅的台阶下，接受百官朝拜。李汪是东汉朝堂内人，御葬楼重玉的事情，就是由李汪一手安排，所以他把东汉朝堂中的所见所闻，用曲笔写在《汉太师重玉公传》中。东汉朝堂如此一幕，生活在刘宋政权中的范晔，自然难写楼重玉，把楼重玉列入“本纪”，自然不妥，列入“列传”也不妥，索性他放弃楼重玉不写，免得人头落地。到唐太宗李世民时代，李世民命令两个道人袁天罡、李淳风写《推背图》。这个李淳风，估计看人很准。当武则天进宫当才人时，李淳风给李世民进言：“唐三代后，有女武代王!”史载，李淳风这句话，让武则天吃尽苦头。大概武周时候，有人在义乌梅口殿禹皇殿中，读到过“汉太师重玉公传”的碑文，或许是听闻别人评论过，但此人对“代皇”两字或许有误解，或许别有所用。于是，在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一书上补上一条预言：“三山出天子，婺州作战场。”此处三山即香山，附会楼姓要出天子。或许这预言的真实意图，是推翻武周政权。武则天夺李唐天下，建周朝称女皇，反响最大的文人，自然是义乌文人骆宾王。骆氏先祖发迹也在义乌香山一带，骆氏与楼氏有千年世交。当时，骆宾王又把女儿与楼家才子楼盛，估计骆宾王要进楼氏家庙，读楼氏秘碑，不是难事。大概骆宾王在梅口殿禹皇殿中，读“汉太师重玉公传”碑文时，对“代皇”一词，或许也有过评论。或许骆宾王对当时盛传的“三山出天子，婺州作战场”两句话，深有体会，所以写《讨武曌檄》，写得如此气势磅礴。武氏读到《讨武曌檄》，自然不会放过骆宾王族人。于是，派人追杀至婺州义乌。香山楼氏族谱相载，楼盛携骆氏避祸萧山。骆氏族谱相载，骆宾王后人与武周杀手，血战一场，后把血战之地，命名为“李唐”，今骆宾王衣冠冢即在此处。此村名为“李唐”，非有李姓定居，尽为骆姓族人，故此村名深意，天下人尽可明知。历史似乎总是如此充满巧合，楼重玉自然不会知道后世有本《推背图》，还把他扯进去。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楼重玉与《推背图》是有扯不清的关系，要存在于后世之中。第五处巧合，是楼重玉家庙秘碑与北宋赵匡胤祖庙秘碑的巧合。 古本香山楼氏宗谱相载，楼重玉后人，在北宋初年，曾带着大禹世系图，进献于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盛赞楼氏族人是世代出贵人，大概也是此种缘故，赵匡胤嫡传一支与楼氏一族也成世交。最明显的，就是元代赵筼翁的孙女嫁给楼友贤（即楼英父亲），楼英是明朝首任首席御医。赵筼翁，是宋皇室缁恭宪王的第三代嫡传孙子；缁恭宪王，赵匡胤的嫡传后代。赵匡胤密诏楼氏族人，最感兴趣的，自然是赵宋皇室百代兴盛问题。古本族谱，如此相载此事。宋太祖问及太师楼重玉，重玉公一人，子孙数万，妙法何在。楼氏族人如实相答，不敢隐瞒，道出楼氏家庙，有东汉秘碑传子孙，子孙代守秘碑，故子孙繁盛。族谱所载秘碑，即“汉太师重玉公传”秘碑。 历史总是有说不清的巧合，赵楼君臣密谈之后，赵宋祖庙之中，也有一秘碑。赵匡胤之后，北宋历代君王登基之后，都要到一密室，秘密诵背秘碑上的文字。此密室唯有宋代君王可进入，违者必斩杀。天下人皆好奇不已，故金朝灭北宋后，首先到皇宫里寻此秘碑。金人读秘碑之后，把碑文公之天下。此碑文，大致有三大内容：“一是柴氏后代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亲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后代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此秘碑，也成为后世史家研究北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核心依据。 楼重玉家庙秘碑，千年不外传，至今旧碑不存，新碑尚存。赵匡胤筑造祖庙秘碑，似乎有仿照之嫌，传于八位皇帝，最终旧碑亦难寻觅。第六处巧合，是楼重玉的大隐生活与“绍兴师爷”的幕僚生活之巧合。李汪在《汉太师重玉公传》中相载：“至章帝章和二年，张宣二友任五军都府两督副使，屡次竭力荐剡。诏差寿丞门生苏盛，赍帛来聘，三反，然后归朝，初任中军府同知。”楼重玉居住在绍兴，东汉朝廷多次派他的门生，到绍兴聘请他出仕。重玉公多次拒绝，最后在汉章帝离世前，才到答应到朝廷做官。楼重玉到朝廷做官，也没有显山露水。所以李汪说楼重玉“胸藏百万甲兵而智勇不露人”，大概就是楼重玉到朝堂中，也保持着绍兴乡间的自由生活。古语云：“小隐隐山林，中隐隐于市，大隐隐朝堂。”楼重玉在朝堂中，过着大隐士的生活。估计，楼重玉的天性，非常适合做幕僚。 千百年后的大清朝，出幕僚最多的地方，就是绍兴。当时，大清朝官场有句俗语“无绍不成衙”。那时，这群人叫“绍兴师爷”。“绍兴师爷”与“沧州师爷”，是大清朝最大两群师爷。其中“沧州师爷”，是“绍兴师爷”的后代。“绍兴师爷”这粒种子，或许是楼重玉在千百年在绍兴“访名师，开义塾”播下，在汉族人大权旁落的满清政权中，开花结果。自然，这两群师爷的出现，大清朝挂着的牌子是满族人的牌子，实际上，所推行的政策，都是汉人的政策。整个大清天下统治，依旧是汉文化在统治天下，最终的生杀大权，还是落到汉人的手中。这种曲线式的汉人统治，似乎味道怪怪的，然而面对强大的异族力量，此种方式，也算是一种智慧型的生存方式。毕竟，脖子和钢刀，硬碰硬，总是断脖子的概率较大。今人杜文和写《布衣一生也风流》的歌词时，就如此写“绍兴师爷”：“一壶酒，万卷书， 宦海沉浮任漂流。那个任漂流，官印在你身，学问偏我有。 衙门你为大，那个幕后我招手。 天理国法人情暖，辫子挂在帽檐后。 人在屋檐下， 就是不低头， 布衣一生也风流。”这场景，似乎与楼重玉在东汉朝堂中的大隐生活相似。这种巧合，似乎不是纯粹的巧合，或许有种一脉相承的文化，在制造着这种巧合。或许，这种文化，就是楼重玉一直坚守着的绍兴的千年“禹墨文化”。
（三）欧洲遭遇第一次“黄祸”的两个真相 第一个真相，是欧洲败于永无机会谋面的隐形对手。 欧洲的第一次“黄祸”，十八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如此记载：“这些从获胜的敌人面前逃跑的匈奴人，转而向西方进军。”北匈奴人在战略上，从东方转向西方。北匈奴的铁蹄，奔袭到欧洲的黑海和多瑙河一带，寻到此的原住民哥特人，结成盟友。大概哥特人在罗马人眼中是“野蛮人”，甚至是敌人。朋友的敌人，自然是敌人。北匈奴人与哥特人，一拍即合，联合向西侵袭罗马帝国。爱德华如此评价这场战争：“在众多‘蛮族’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古罗马帝国）一朝覆亡。”横扫欧洲的北匈奴，如果不是主力，不会有此力量。 北匈奴人有如此实力，还如此惧怕窦宪，因为窦宪是北匈奴害怕的显形对手，但北匈奴人骨子里最惧怕的，或许不是有形的东西，而是无形的力量。北匈奴人似乎感受到东汉有个神出鬼没的隐形对手，如幽灵般地存在于身边。这个隐形对手，自然不是窦宪，他身上似乎没有这股神秘力量。窦宪一生的身份，可用“腐鼠”“猎豹”“孤雏”来概括。汉章帝对窦宪这位贪婪的国舅，是不重用的，甚至训斥他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此时的窦宪如一只活着“死老鼠”，他四下霸占其他权贵的田产。此时，他似乎对土地有强烈的占有欲。如此贪眼之人，在汉章帝眼中，是没战斗力的，弄死他如弄死一只小鸡或老鼠。或许这是汉章帝的气话，或许窦宪真没大出息。窦宪从一只死老鼠变成一只活猎豹，是在公元88年左右，这一年是楼重玉入朝为官之年。楼重玉屡拒汉章帝诏命，汉章帝非但龙颜不大怒，礼聘得越急迫。这是有失君王风度的，也不合常理。估计，楼重玉和汉章帝之间，在某个问题上，还没达成协议。最终，汉章帝妥协，并绝对信任楼重玉，重玉公才入仕。或许另有原因。楼重玉入军籍那年，“腐鼠”窦宪开始精心组织攻打北匈奴，一夜间，他就变成草原中的猎豹，似乎有神助。人才，似乎不是这样产生的。常人变人才，如农业生产，不是工业生产。或许窦宪不是常人，但他在与十四岁的汉和帝斗争中，连常人都不如。手握大将军印绶的窦宪，如一只孤单的小鸡，丝毫没有反抗力量。这是完全不合常理的，但这也很合常理。因为窦宪的对手每步都是妙招，而他却在下盲棋。等这盘棋收盘时，楼重玉变成这盘的最大赢家，官居三军最高首长。估计，东汉对北奴匈的战役，汉和帝捕杀窦家兄弟的宫斗，幕后有个总设计师。这个杰出的隐形总设计师，就是楼重玉。大概楼重玉在绍兴屡拒从洛阳而来的使者，就是与汉章帝在商讨外战与内斗的总设计方案。两人在这个方案的细节上，尚未完美时，楼重玉一直隐身。直到外战北匈奴败西，内斗外戚大权旁落，楼重玉才显身。 所以史书似乎总在淡化窦宪破北匈奴的痕迹，是不让窦宪有贪天之功。无大才，必无大功。无大才，有大功，史官亦持怀疑。这个问题，东汉史官是心知肚明的，南朝的范晔写窦宪时，似乎写坏窦宪，其实是在还原窦宪的本相。所以北匈奴人西逃，不是怕区区窦宪，而是怕大隐者楼重玉。对手之中，有声有形的对手，总有弱点可破，如北匈奴破罗马帝国，而无形的对手，总是以超出人想象力的姿态存在着。这种无形的对手存在，可以唤起对手的恐惧。强大的北匈奴的神经，最终一根根崩断中，断然选择西遁。大隐者楼重玉在幕后，在东方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时候，在地球西侧倒下最后一块牌。这块牌的主人，就是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败得比北匈奴还冤，北匈奴还嗅到过隐形对手的杀气，似乎还着过凉，打过几个喷嚏，过过鼻瘾。罗马帝国则不然，死到临头，还不清楚自己是因为别人打架，飞来一块乱石，砸中而丧命。围观别人打架，遭到误伤而死，还算有眼福。如果眼福也没有，莫名其妙死掉，是死得最没准备的，连索赔机会也不会有的。 第二个真相，是欧洲败于禹墨文化。 在欧洲学者眼中，古罗马帝国是败于野蛮文化，实际上不是如此，它是败于华夏正宗的禹墨文化。禹墨文化，在中国是有完整的嫡传体系。大禹是禹墨文化的始祖，大禹的嫡传后裔是夏桀，夏桀嫡传后裔是楼云衢，楼云衢的嫡传后裔是楼重玉。楼重玉对多代嫡传嫡的禹王文化，有个创新，就是嫡出独特的禹陵守墓特种兵文化。在千年之后，翻东西方史料，重新审视第一次“黄祸”。不难发现，东汉破北匈奴，欧洲种族大变化，处处都有禹墨文化的影子。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千百年前播下的文化种子，常在千百年后产生伟大的力量。 这种现象，称“蝴蝶效应”。在自然界中，“蝴蝶效应”常常会在短期内见效，如南美洲亚马孙河边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几下翅膀,就有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而历史的“蝴蝶效应”则不同，非有十年、百年、千年才有效果。楼重玉自是不知罗马帝国崩盘，还有他的责任，或许他还在试图让上古的宗亲甘英，到罗马帝国拉拉人气呢。但事实偏偏如此，东方的重玉公在幕帐中拍一拍翅膀，欧洲的旧贵族势力则发生大洗盘。 这种文化上的“蝴蝶效应”，在盛唐玄宗年间，在中亚就刮过一次，刮得大唐以后的中亚文化变色。公元751年，中亚塔拉斯河的西岸，是伊斯兰文化，河的东岸是佛教文化。此河离大唐长安上万里，唐朝军队在这条小河边，与阿拉伯的穆斯林发生一场不起眼的会战。唐军因内部出叛徒而大败，然而对于这场战争，唐朝完全有实力组织再战，夺回大唐的颜面。唐军在准备反攻的时候，即公元755年，中原发生“安史之乱”。从此，大唐及以后的汉人军队，从未回到这条小河边。阿拉伯人在这条小河边，俘虏了数万唐朝工匠，中国的四大发明，就如此传给了阿拉伯人，最后传到中世纪黑喑的欧洲。这场技术转让，中国人没有收到一分技术转让费，收到的却是一场文化羞辱。此战之后，阿拉伯人的宗教文化，一路向东传播。中亚的佛教文化开始节节败退，不断退出历史舞台。最后，穆斯林文化东征至宁夏。中亚宗教文化的转变，欧洲中世纪旧势力的粉碎，就是塔拉斯河会战产生的“蝴蝶效应”。 历史上，不同文化在互相征服中，总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文化“蝴蝶效应”。唐代如此，东汉也如此。楼重玉融合禹墨文化的特种战术，最终以“蝴蝶效应”的方式，改变欧亚板块的政治格局。这是南朝刘宋范晔写《后汉书》时想不到的，这也是史书最难写的地方。2017.12.14〖简介〗楼叶刚，学界泰斗钱钟书再传弟子，“讲文堂”创办人，浙江独立作家，西部文学作家协会会员，杭州萧山儒学学会会员，中华楼氏宗亲理事会秘书长，香港文联作家协会终生会员，《语文报》杯特等奖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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