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运涛 于 2015-3-11 20:34 编辑
十六岁的玉兰已经是有夫之妇了。 那年，我刚十四岁。正赶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玉兰和我是同桌。全班五十多个同学，唯有她穿戴的洋气。坐在我的身旁，一股股香皂味刺得我有时气都上不来。但她的热情大方，活泼开朗，再加上她那如花似玉的美貌，使我那时的心都知道为之倾倒，所以并不觉得她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们班的同学，横挑鼻子竖挑眼，硬说她是资产阶级的洋小姐。尽管这样，她却一点都不介意。把男人家给买的几身好衣服，从早到晚地不停地换来换去。有一天，我注意到她竟换了六次衣服，也觉得她也太那个了，就看不惯的回敬了她一句：“洋小姐”！没想到，她却拖起长声，回答了一个“哎——”，又说：“叫姐作甚哩”？一下子惹得全班的同学都哄堂大笑起来。弄得我一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她却回过头又去斥那些大笑的同学，“笑什么笑？他十四，我十六，难道还不兴他叫我个姐？”。这以后，不管有人没人，她都姐这姐那的，弄的我常是尴尬的。 那时候，我们学的是毛主席语录。不以学习成绩论英雄。到学年评定时，同学们一哇声，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不论是谁，都得有缺点，没缺点还不行。到给我评缺点时，评了半天，竟提不出一个好缺点。这时，玉兰站起来说：“该生其它都好，就是有点封建！”。 全班五十多个同学一下子都凝住了。谁也不知这是个什么缺点。玉兰见大家的目光都转向了她，又站起来说：“我说该生封建，是因为他不爱和我们女生说话，他小我两岁，让他叫我个姐，他还脸红呢······ “哈······”，全班的同学都笑了。老师跟着也笑了。老师用那时的文革语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咱们全班同学，都应该和一个人一样，再不能让资产阶级的‘封建’余毒来残害我们了。我同意玉兰同学的意见”。 就这样，这一学期我的缺点就评定为：“有点封建”。 第二学期，到了大揭大批走资派和当权派的当口。校长和书记们的大背头上，戴着用十张刀林纸糊成的大纸帽子。同学们“口诛笔伐”，使这场运动既“扎扎实实”，又“轰轰烈烈”。我和玉兰同学在这场运动中，都是“誓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可时又不久，不知怎的，玉兰又成了同学们批判的对象。在一次班务会上，有个同学提出说，玉兰结了婚，又来念书，那么我们这个革命队伍就不纯了，玉兰必须从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滚出去!同学们一听，马上就炸了锅，都喊着要把玉兰赶出学校去。这时的玉兰，脸白的可怕，浑身嗦嗦地抖着。她用一只手，紧紧地拉住我的衣襟，好像一松开，同学们就会把她轰出去似的。我这时也没了主见，也不知此事该如何下架。 这一晚，我怎么也睡不着。玉兰的倩影时时晃动在眼前。她那求助的目光，使我一阵阵难过。后来，我梦见我和同学们辩论，我说：“她是结了婚，但她也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人嘛，毛主席他老人家说：‘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嘛，再说，中央当大官的人，也有出身地主，资本家的，但他们跟毛主席走，就是好的嘛！”。这时，有人说：“你竟敢包庇坏人？你包庇坏人就比坏人还坏！坚决砸烂你的狗头！”。就在这时，我被一阵口号声惊醒，只见外面的操场上，正灯笼火把，一看就知道又要去游行了，一定是毛主席又发布最新指示了。果然，游行回来后，发到手里的传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群众斗群众”。我看完后，不由得喊了一声：“玉兰呀！你可有救啦！” 第二天，又接着开第一天的班务会。在会上，我以毛主席他老人家昨晚发布的“最新指示”为武器，首先歌颂了毛主席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感激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到运动的关键时刻总能及时拨正航向。再具体到玉兰的问题上，说这正是“群众斗群众”，是“偏了线，离了‘纲’”。我的发言，博得全班同学一片热烈的掌声。玉兰在最后也发了言，千恩万谢，都是毛主席高，同学们好。 这一学期下来，再一学期就要升初中了。新的升学办法是大家举手通过。只要同学们都举手通过，你就能上。都不举手，你就上不成。玉兰因为前面的“历史”问题，生怕自己通不过。便央求我一定要带头给她举手。说通不过事小，丢人事大。再说她一满是不想回家里去，才来念书的，要真通不过，她的书就念不成了。我那时，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愿回家里去，但她是诚心央求我的。因此，我到给玉兰举手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举起了手，接着，我的好朋友们也举起了手，再接着，全班的同学们都举起了手。就这样，玉兰顺利地通过了。 从这以后，玉兰的感激之情，常常溢于言表。对我的热情，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对我说：“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哩！”。又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要能常和现在一样，常在一起念书，那该多好啊！”。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谈情说爱是怎么回事。但玉兰说的这些话，我都爱听。在我的心里，我觉得，我们本来就该在一起的。什么分呀别呀，那都是很遥远的字眼。 就在放学的那天，我在街上碰到了玉兰。她一见我就说：“咱们俩个去照张相吧，我都找你半天了”。我一听，不由一愣。这不对呀，两个人照相，那是婆姨男人的事，我们照的这是哪门子相啊！可一想，还不对，玉兰说我的缺点就是“封建”，这该咋办呢？正在这时，我的班主任老师过来了，我灵机一动：“咱们和班主任老师一块照，怎么样?”，她一听，竟同意了。 就在这时，我们班上的几个女同学正好也走了过来，一听说我们要和班主任老师一块照相，也嚷着要一块照。玉兰极不情愿，又不好说，就示意让我和她站到一块。我刚站好，那摄像的偏偏做恶剧，就说这边多一人，把我又撵到了另一边。就这样，我破天荒地和一群女同学照了一张相。 可惜，这张照片拿回来后，被我的一个户下嫂子看见了，她便四处张扬，说我念书和一群女子娃照了一张相，臊得我好长时间都不敢出来见人，赶紧就把那张照片给撕了。现在一想起来，就心痛。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来发展到了“打、砸、抢”阶段。我们从这以后，就再也没有跨进校门一步。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把我们这一代人都遗忘在那“广阔的天地里”了。以后的日子，我一直是在思念中度过的。我不知她和那个当年结了婚的男人是否合得来？我一度曾还想着能去她家里看看。无奈山高路远，我和她又无亲事牵连。无端端的去访人家的有夫之妇，还怕落下人的口声。真是进退幽谷，无可适从！一直到今天，四十多年过去了，生活的浊浪沉没了我一个又一个的美梦，但唯有玉兰对我的那一段真挚的友情，却使我永远都做着甜美的梦！
写于一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晚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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