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河随笔】大带锯
1972年底，17岁的我进了位于大南门外的木器厂当学徒，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一员。
进厂时厂名叫“东方红木器厂”，文革后恢复为锦华木器厂。厂子是上世纪50年代，由数十家木匠铺公私合营发展起来的集体企业，主要生产民用、办公家具。工厂有500多人，实现了机械和半机械化生产，被长安北路隔成东厂、西厂两个厂区。
东厂为锯材车间，分布有带锯房、烘干窑、焊工房、料场、龙门吊等工序及没备；西厂则有部件、安装、油漆、机修车间、辅料库、厂部、食堂、职工集体宿社等。
最初我分到安装即三车间当木工学徒，十个月即被抽到厂部整理档案，后留下做宣传干事、厂团总支书记、政工科长。脱产上学两年后，先做厂副书记，一年升任书记并兼行政副厂长，青春一晃在这儿过了整整19年。
那时每周上六天班，干部要参加两天劳动，一次下班组跟班，一次集体突击生产任务，另外党团员还要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突击任务，往往安排在大带锯组，将原木开解成板材，或到二车间旁的空地钉床板。原由是当天就能算产值——GDP。
突击一般在周六晚饭后七点开始，以大带锯开料为多。最初我被安排干运料或上料——实打实的体力活。厂里储存原木的料场，一半在仁义村厂区内，可用龙门吊装卸；另一半堆放在从大南门至文昌门，沿城河即环城南路两边的空场上，全凭人力搬运。
那会儿环南路两旁的路灯昏暗，从东厂门口向东至文艺路口，除有仁义村的饲养室、衡器二厂和两栋六层居民楼外，全堆放的是横七八竖的木头，很是壮观。我们六七人先是合力，用撬杠将沉重的原木一头撬起，慢慢挪到架子车上，再每人或两人一辆推至带锯房，卸到带锯机前的料台上。
一根原木少则四五米长、有的十来米，车重千斤，往回运是个漫上坡。一趟下来，即使大冬天也是汗流浃背。寒风中哼着“嗨哟—嗨哟”的号子，腰弯背弓、咬牙蹬地，一个班要推个十多回，累得人躺在刨花堆中不想起来。
最威风的是开大带锯的师傅，此时已换上肖维屏副厂长，只见他手持刹把，一推一拉控制跑车进退的速度，将一根根粗壮的原木切割成厚薄匀的板材。大带锯上下有直径近一米的轮盘，由电机驱动飞速旋转，发出呲呲啦啦、震耳欲聋的轰鸣。
一班操作最少八人，一人摇尺、两人打卡子、两人上料、两人接料，再加上握刹把的。不算运原木和板材的，另外还有焊工房，负责将锯条焊接在一起，将锯齿扳压成一定角度，共十多人辅助才行。
偶尔会安排坐在跑车上摇尺或打卡子，或在料台上翻滚原木，接板材装车。不论哪个工位，一班下来灰头土脸，满身锯未，鼻塞耳鸣的。开带锯有一定危险性，最怕原木中暗藏的铁钉，轻则损坏锯条，重则会发生锯条断裂伤人的事故。
其实厂里最危险的活在平刨、立刨或圆盘锯、小带锯上，稍微操作不当或粗心大意，便血染风彩。工人出身、管技术的肖厂长，十个指头只有三根是完整的。锦华职工手指受伤、被原木撞磕，是南稍门红会骨科医院的常客。
而最苦的活算烘干窑，除了无论寒暑在露天地装卸小山般高的木板外，还要三班倒，在高温下为烘干炉里不停地添煤加柴。因东厂各工序又脏又累，噪音大， 当时有点问题的人，即“地富反坏右”和调皮捣蛋的大多被安排到这里。所以厂里年轻人，称这里为西伯利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木器家具还较紧俏。白天来大带锯加工板材的人很多，住住排起长队。我的忘年交湖北人老罗，旧日被抓过壮丁和有做猪鬃生意的经历，被扣上“兵痞”“贩子”的帽子。平反后当一车间统计员，是东厂除车间书记、主任外唯一的干部，负责开票与核对。
来料加工必须找他，牛掰的老罗常双耳夹着纸烟，两唇还叨根不点的雪茄，一手拿着圆珠笔，一手拿着收据本，用那略带沙哑的黄陂腔不停地喊着嚷着，指挥着进进出出的人和车辆。
如今“锦华”厂，已被长安国际公寓和珠江时代广场占领，料场变成了榴园、绿带和高大的建筑。但每次路过，脑海中还会映出原木堆与大带锯切割木材“呲呲啦啦”的声音。
（2022.3.11手机写于文园，1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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