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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5年7月上山下乡去的宁夏农业生产建设兵团13师。虽然当时只有20岁，却是我们5连将近200名北京知青中的老大哥级人物了。
我们连队的驻地在离银川大约四五十里地的郊区平吉堡。我们来到连队的时候，连里已经有几十位老职工了。他们之中有当地的农民，有1958年前后来的浙江支边青年，还有一些因各种情况来的外地农民。我们和他们从陌生到相识、再到熟知、直至好朋友，没有什么距离感。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甚至成了我们的莫逆之交、救命恩人。让我们直到今天，直到我们从那里返回北京后的三十多年里，聊起他们，还那么念念不忘。让我们梦牵魂绕的宁夏老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先来说说我儿子的救命恩人郑光吧。
他是一位浙江支边青年，因为在家乡就有从医经历，来到我们连队后，自然就成了医生。他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科大夫，内科、儿科、外科、妇科……样样都拿得起来。就是出身不好，是地主成分，不然早就到团部当医生去了。不过也正因此，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才有幸得到他认真负责的治疗。据统计，我们连有一半以上的小孩是他给接生的，我的儿子就是他接生又救活的。
我儿子出生时，先是夫人没有力气生，后来又是孩子脐带绕住了脖子，哭不出声来，我急得在一旁高声喊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只见人家老郑光，不慌不忙，三下五除二就把孩子的脐带取下来，又迅速地剪掉，拍了拍孩子屁股，孩子终于得救了。
老郑光虽然医术了得，可他并不能救自己的爱妻。他的夫人也是一位浙江知青，非常能干，生的孩子也多，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就在她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她也是自己的丈夫接生的。她难产，大出血。连队里哪里来的血库呀！郑光用了各种方法也没有救活爱妻，眼睁睁地看着爱妻在自己的面前死去了。多么悲惨呀！老郑光为了纪念爱妻，把第五个孩子取名“念慈”。老郑光已经去世了，我和众多知青及我们的孩子，将永远怀念他老人家！
我还特别怀念一位叫做李树堂的老人。他是我和爱妻的父辈级的大学教授，也是我们进入平吉堡当中学老师的介绍人。 作为宁夏农学院的小麦专家，又是农建13师的高级顾问，他经常和我们的师团领导有联系。也不知道怎的，他和我夫人的父母有联系。就是他，跟我们的团领导介绍我们俩进了平吉堡中学当老师。
他是一位特别和蔼可亲的老人，他的夫人更是拿我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我们每次去银川，都会在他们家住一夜。她把好吃的都给我们端出来，让我们吃个够。晚上还亲自给我们盖被子。有一次，李树堂老人看我们实在是没有钱了，掏出了50元钱给了我们。那可是我们的救命钱呀！就是这50元钱，我们熬过了艰难的几个月。现在，李树堂老人已经去世了，李伯父，我们到那里去还您的钱呀？我们该怎么还您和伯母的那份深情呀！
我还要说说我们平吉堡中学的马生荣校长。
他是一位回民，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当时他担任平吉堡教育事业的总负责人，相当于平吉堡教育事业总干事。就是他，力排众议，把我们许多出身不好的知青安排在各个中小学当老师。他挨了多少骂，受了多少委屈，他都记不住了。关于他，我已经在那篇《化不开的平吉堡情结》中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他后来调到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当上了副院长，这，也是他应得的荣誉吧！就是他，教会了我们怎么对待逆境，怎么笑对人生。这，是我们足够受用一辈子的财富。
我还有两位宁夏文艺界的朋友。一位是哈宽贵，一位叫虞期湘。
哈宽贵老师是我的小说启蒙老师。在他的主持下，《宁夏文艺》为宁夏农垦系统(农建13师后来归入了农垦系统）举办了一期文艺创作学习班，我也有幸参加了。哈老天天陪着我们，给我们讲文学创作，让我们讲故事，直到大家听得懂、听得有意思为止，才让我们开始动笔写小说、散文。我的第一篇小说《珍珠》，就是哈老一句一字抠出来的。这篇小说后来发表在1976年1月号《宁夏文艺》上了。从此，我的文学创作就一发不可收拾。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评论……这对于我回北京以后，被招聘到《旅游》杂志当编辑、编辑部主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老已经去世了，哈老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虞期湘老师是我的一位老乡（我的祖籍也是湖南），我后来在《宁夏文艺》、《朔方》上发表的文章，都是她指导的。她非常耐心，有时为了一篇文章，会亲自跑到平吉堡我们的连队来给我指导。我无以回报，知道她爱吃大米，就想法儿给她弄一些大米，骑车来回百十里地给她家送去。有一回，我骑车奔驰在银巴公路上时，一条大狗横穿马路和我撞在了一起。我的自行车上驮着五六十斤大米，一下刹不住车了，我被撞出去了好几米，胳膊、腿都摔出了血。我还是咬牙骑车给她送到了家。她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我回到北京以后，她还找到过我家，给我赠阅的《朔方》杂志。虞老师，您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连还有一位高人，他就是罗凤岑。我们都叫他老罗。他是河南来的老职工。他会做饭、钓鱼、盘炕、磨刀、织毛衣——总之，除了生孩子，什么都难不倒他。我刚到连里的时候，曾经被派到食堂做饭，他是我们的师傅。切菜、发面、蒸馒头、用烟煤做饭——都是他手把手教给我们。我在他的亲切指导下，能把土豆切成极细的丝。我现在已经70岁了，依然能把土豆丝切得像头发丝一样，深得很多朋友的赞扬。
我们连的连长姓方。方连长也是一位浙江支边知青。他的女儿因病死了，坟就离连队不远。方连长多年不回浙江老家，他舍不得他的爱女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冰冷的地下。他要永远陪伴着她。在方连长身上，我们读懂了爱。
我们连还有一位老木匠姓陈。他有一身好木匠活儿，家里也收拾得一尘不染。他的腿有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他得知我们爱打乒乓球后，亲自给我们打了一张乒乓球台，而且是全木的。这可不是一般的大礼。我从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后，就迷上了乒乓球。在学校里课间休息的时候去抢乒乓球案子、在家休息的时候，把床板抬到院子里打，以致于把门板都打成了两半儿，睡觉的时候，得用砖头垫好床板才能睡觉。现在，终于有了一张球台，而且是一张全木的球台，油漆刷得倍儿亮。那叫一个开心！我们的体育活动也因此开展得生龙活虎的。陈木匠，我们感谢您！
我们很多知青都爱埋怨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最苦的人，而当我们想想连里这些老同志，他们比我们到宁夏的时间要久得多，当然受的苦也肯定比我们多得多。而且他们至今也回不了自己的家乡。他们难道不苦吗?他们难道就没有怨言吗？想想他们，我们现在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享受着天伦之乐，我们还不够幸福吗？知足常乐，夫复何求？
可惜，我们回到北京后，宁夏的这些老朋友就很少见面了。但是，这些老朋友会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的！宁夏的老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何老三时时刻刻在想念你们！已经去天国的朋友，你们一路走好：现在还健在的朋友，请你们万分保重，我们天天祈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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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是55退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