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世骅论文】“秦岭”名称探源
南望秦岭 摄影/刘希平“秦岭”名称探源
秦岭，中国中部的巨大山系，横贯青海、甘肃、陕西、四川、重庆、河南、湖北7省市，绵延1600余千米，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秦岭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中央水塔。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秦岭被誉为华夏文明的龙脉，被尊为中华“父亲山”，是中国人的国家中央公园。多年来，在不同体裁宣传秦岭的作品，对“秦岭”名称的来源广为流传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秦岭，天下之大阻”，才使秦岭扬名。其实这是以讹传讹。秦岭很伟大，但其名称诞生时很“渺小”，远不是今天这般声誉显著。探究“秦岭”名称的来源，不仅需要探究其出处，还需要探究其最初含义的情感色彩。一、“寿比南山”远古之时，秦岭还没有明确的名称，多以昆仑代之。随着周朝的兴起，周天子所在的国都之南的地望大山开始从方位所指逐渐演化为专属名称“南山”。从公元前1046西周建立到公元前771迁都，从公元前905年秦国在秦地创立并先后迁都于雍城、泾阳、栎阳、咸阳，到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从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到公元25年东汉迁都，在漫长的千年之中，周秦汉国都之南的地望大山都被称作：“南山”、“中南山”、“终南山”。先秦古籍《山海经》曰：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的《尚书》禹贡篇有“终南惇物”，即终南山为博物之山。《诗经》中也多有吟诵，《诗经?小雅》“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寿比南山”由此而来，已成为文明记忆。二、“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对于“秦岭”之名称的出现，有的专著推断，是大秦帝国建立后，便将此前唤作“南山”或“终南山”的位于秦国的这座大山称为“秦岭”，仿佛是秦始皇一声令下所赐，这实在是想当然。秦人是华夏族(汉族)西迁的一支，最早是居住于山东地带的部族。秦人先祖跟大禹治水有功，舜帝赞赏其部族功劳，赏赐给一个黑色旌旗飘带，赐姓为嬴。周孝王六年(公元前905年)，嬴氏一族造父裔侄大骆居于犬丘（陕西兴平一带），其次子非子被安置于汧、渭之间，因养马有功，被周王封秦地（甘肃天水一带），非子以封地为氏，成为正式族称，后人称其为“秦非子”，号为“秦嬴”，秦国始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京都从宗周西都迁至洛邑(洛阳)，历史上称东迁以后的周王朝为东周。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又被赐封岐山以西之地。自此，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秦人的庶民非直系身份，影响到后来秦国的地位和声誉，但也激发出秦人矫勇善战、顽强不屈、励精图治的气概。还有的称“秦岭”之名首次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秦岭，天下之大阻”，才使秦岭扬名。事实上，《史记》全书130卷52万余字，从未出现“秦岭”二字。《史记》中不仅没有用“秦岭”，而且司马迁依然将秦国国都南面高峻大山仍按前世之称写作“南山”。《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三十五年，除道。……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公元前91年，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人格精神，秉笔著信史，忍辱负重完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史记》，记载了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汉武帝时期共30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首部通史。在《史记》的正文里面，没有一处用“秦岭”。但与《史记》相关联的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有三处出现“秦岭”之称，两个是山名，一个是地名（秦岭县）。《史记?封禅书第六》“霸、产”句后注释：《正义》曰《括地志》云：“灞水，古滋水也，亦名蓝谷水，即秦岭水之下流也，雍州蓝田县。”《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樊哙）至栎阳”句后注释：《索隐》曰案：杜陵有樊乡。《三秦记》曰：“长安正南，山名秦岭，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乡即樊川也。《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句后注释：《正义》曰《括地志》云：“绵诸城，秦州秦岭县北五十六里”。《三秦记》是汉代人辛氏所撰。三秦，即战国时秦国的故地，其地分为雍、塞、翟三个封国，因而谓之三秦。《三秦记》原书已散佚，年代无确切记载，清代王谟、张澍从古籍引文中辑出成书。《三秦记》“秦岭”词条：“秦岭东起商洛，西尽汧陇，东西八百里。岭根水北流入渭，号为八百里秦川。”另一条：“秦岭东起商洛，西尽汧陇，绵亘千里，经万壑千谷不能断绝，盖南山之脊，江河之水所由分处，故岭南皆谓江，岭北皆谓河。”《三秦记》内容皆为秦汉时代，未及魏晋时代，《汉书》“艺文志”未录入此书，其内容常被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南朝刘宋时期的《后汉书》和南朝梁陈时期的《三辅黄图》等引用，据此推断，《三秦记》成书不早于东汉晚期，不晚于魏晋时代，因之，“秦岭”之名应出现在东汉时期。《括地志》，是唐初魏王李泰主编的一部大型地理著作，其中记述“秦岭”既指山名，也有县名。秦岭县，始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改伯阳县为秦岭县，属天水郡，到唐贞观十七年（643）并入清水县，存续60年。东汉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继承父业，奉诏著述，历时25年完成了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汉书》。《汉书》中数次出现“南山”称呼，而无“秦岭”之谓。《汉书.地理志》曰：“南山檀枳。曰太一山，又为终南山。”《汉书.东方朔传》写道：“初，建元三年，……南山下乃知微行数出也。...... 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时朔在旁，进谏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书》中，被称为“天下之阻”者，“夫南山”也。写出《汉书》的班固在他的两篇赋作《西都赋》《东都赋》中，却没有使用“南山”之称谓，只有一处写到“终南”：“表以太华，终南之山”，但是两篇赋出现了“秦岭”一词，分别是《西都赋》：“晞秦岭，哦北阜”，《东都赋》：“秦岭九嵏，泾渭之川”。根据目前有据可查的资料，是班固首创了“秦岭”之称谓。为什么司马迁的《史记》没有把“南山”称“秦岭”？为什么班固的《汉书》没有出现“秦岭”，而同一个作者在《西都赋》《东都赋》中却出现“秦岭”？《汉书》和《两都赋》都出自班固之手，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为什么在《汉书》里没有使用“秦岭”，而在《两都赋》中出现呢？三、“秦岭九嵏，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岭，说文解字：山道也。顶上有路可通行的山。在考究之中，发现了两处用到“岭”字本义的“秦岭”表述。《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陕西一、终南山”条：“义熙十三年，刘裕伐秦，使沈田子等入武关。恐田子众少不敌，遣沈林子将兵，自华阳循南山趋秦岭（此处应为岭之本意）往助之。宋元嘉二十二年，魏卢水胡盖吴作乱于渭北，民皆渡渭奔南山。明年，魏发兵屯南山诸谷，以备盖吴窜逸。隋大业末，李渊入关，南山群盗皆起兵应之。”《关中胜迹图志》“巻二、名山、西安府、子午谷”条：“[后汉书]顺帝纪：延光四年罢子午道。《魏略》建兴六年，诸葛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魏延曰：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清末陕西著名学者毛凤枝于同治五年（1866年）撰著的《南山谷口考》正文起首曰：自潼关以西，渭水之南，山之大者皆曰南山，南山之高者悉名秦岭。以上古籍当中的“秦岭”，乃是“岭”之本义，南山大而含秦岭，秦岭高而从南山。从岭之本义，再往下探究，看班固为什么会说出“秦岭”二字。班固在《两都赋》题注：“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是公元25-57年，明帝刘荘在位是公元58-75年，章帝刘炟在位是公元76-88年，和帝刘肇在位是公元89-105年。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随窦宪将军出征伐匈奴，打到燕然山大破匈奴后，班固写下《封燕然山铭》，勒石记之，后世以“燕然勒功”比作建立功勋。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班固因窦宪失势受牵连而遭捕下狱，死在狱中，年61岁。南朝梁武帝昭明太子萧统编撰的《文选》在收录《两都赋》时“考异”：“案后汉书班固传，则两都赋明帝世所上，注和帝误。”也就是说，《两都赋》应该是呈明帝之作而非和帝。从历史推断，明帝之时，东汉定都洛阳不过30余年，当年由西都长安迁移来的“西都耆老”还能上奏建言，恰好班固当时正在撰写《汉书》，也有机会会晤这些“遗老”。如果是和帝时代，则东汉定都已过去50余年，随迁的西京父老恐大多已作古，况且其时班固已离开皇室随军出征，后又蒙冤下狱。因此，萧太子“考异”《两都赋》作于明帝时代应属可信。这样就可以确定，《两都赋》与《汉书》的撰著应是同一时期。既然如此，哪部作品在先哪部作品在后就不重要了。问题的关键是，同一作者同一时期写作的《汉书》与《两都赋》，却出现“南山”、“秦岭”的不同表达，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两部著作的性质来考虑了。《汉书》作为正史，用语定性十分严谨，作为史家，班固延续了司马迁《史记》一脉，称呼“南山”是正确的。而《两都赋》是文学作品，可以恣意横秋，尽情抒发个人情感和观点。在班固任校书郎潜心于《汉书》著书时，常受汉明帝召见，深得汉明帝的重视。当时东汉朝野存在广泛争议的两都之争，即长安与洛阳哪个更合适做东汉王朝的国都。汉光武帝刘秀选择定都洛阳，并全力经营新都。可是，原本在关中的西汉遗老们，仍然怀恋着旧都长安的热闹繁华，固执地认为朝廷应迁都回长安。此时在明帝身边的班固担心这些迁都的议论扰乱朝政人心，为给明帝解围，也为东汉定都洛阳的合理性辩护，于是，以“赋”的形式撰写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赋虚拟了“东都主人”和“西土耆老”的主客人物，西都宾客赞扬长安，望朝廷西顾回迁长安，东都主人则以至高无上的口吻，盛赞洛邑礼法制度，反衬西都奢靡之所无益于天下。在痛快淋漓的表达中，捎带将前朝国都之高峻雄伟的南山，轻蔑地称之为“秦岭”——秦地或者秦朝之南山不过一道山岭矣。《西都赋》以西都客人身份称:“晞秦岭，哦北阜”。眺望终南，遥视北山。《东都赋》则以东都主人气势称:“秦岭九嵏，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西都依傍秦岭、九嵕之山，挟带泾水、渭水之川，怎比得上东都四河贯穿、五岳岿然？作者立场与褒贬态度昭然若揭。这就是“秦岭”名称之“屈辱”身世。《两都赋》是班固的倾心之作，不仅抒发了一种情感，更在于表现一种观念，以文学形式抒发抑西都、扬东都的意图，旁敲侧击，以维护汉帝威严，巩固东汉地位。由此可以得出，《汉书》与《两都赋》，著作性质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表述也就不相同了。班固《两都赋》首创的“秦岭”称谓，对后世影响深远，以至于成为“南山”的正式名称。而《汉书》形容“南山天下之阻也”，则是对南山或秦岭雄立天下的形象描述。此后成为名句，在多部史书中引用。将“秦岭”名称说成是司马迁首先使用，是为了借司马迁的名望，当我们了解“秦岭”之名的身世，也就能认识到司马迁是不屑于使用这个名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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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秦为天下之脊，南山则秦之脊也”
《汉书》“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又是怎么变成为《史记》“秦岭，天下之大阻”的？
宋代杰出史学家、方志学家宋敏求所撰《长安志》，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以及元代方志学家骆天骧编撰的《类编长安志》，在终南山条皆引用“《汉.东方朔传》曰：南山，天下之阻也。”
清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古代中国历史地理、兵要地志专著。该书卷五十二.陕西一、终南山条写道：
“终南山，在西安府南五十里。亘凤翔、岐山、眉县、武功、盩厔县、鄠县、长安、咸宁、蓝田之境，皆谓之南山。《禹贡》谓之终南。《诗》谓之终南，亦谓之南山。《诗传》：周之名山曰终南。《左传》：中南九州之险也。汉东方朔曰：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河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壤肥饶。……关中虽称四塞，然南山东西通接商、洛、汝、邓、汉、凤、襄、沔，山深谷密，萦纡盘互，无虑数千里，内多岩洞窟穴。……又《史记》：秦岭，天下之大阻也。《西京记》云：长安正南，山名秦岭，东起商洛，西尽汧陇，东西八百里。岭根水北流入渭，号为八百秦川。王应麟曰：秦岭北为秦山，南为汉山，周六百二十里。旧记皆云，南山深处，高而长大者曰秦岭。然则终南、秦岭，本一山矣。”
《读史方舆纪要》前边引《汉书》“东方朔曰：南山，天下之阻也。”同是这部书，后边却说“又《史记》：秦岭，天下之大阻也。”令人奇怪。
继续往下找，类似的问题又有出现。
清朝著名的陕西巡抚毕沅，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撰成的《关中胜迹图志》30卷，是研究周秦汉唐史迹的重要文献，此书录入《四库全书》。
《关中胜迹图志》“巻二、名山、西安府”“秦岭”条：“臣谨按，史记：秦岭天下之大阻也。三秦记，诸书所言殊未确凿，惟一统志云，终南山脊为秦岭，方舆纪要云，南山深处高而大者曰秦岭，于地理形势较为吻合。”
由毕沅奏请乾隆皇帝允准主导编撰的《西安府志》“卷二、名山志、西安府长安县、终南山”条：“《汉书.东方朔传》：南山，天下之阻也。”可是，在“咸宁县、秦岭”条又写着：“《史记》：秦岭，天下之大阻也。”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毕沅校注《长安志》，在原文“《汉.东方朔传》曰：终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后注：“毕沅案：无终、大字”。校注本没有了“《史记》：秦岭，天下之大阻也。”也许是毕沅意识到《史记》里没有这句话，才对《汉书》东方朔的引文衍生字予以特别关注。
从以上各种史籍中可以看出，从最初的《诗经》《山海经》，到《汉书.地理志》，南山的名称无论是被叫作“终南山、中南山、周南山”还是“太一山、太乙山、地肺山”，指的都是“南山”。只是到了清朝的地理专著里，才出现“南山”与“秦岭”互通的情形。
辨识了《史记》还是《汉书》写了“夫南山，天下之阻也”，也清楚了《史记》《汉书》都没有出现“秦岭”之语。由于后代以“秦岭”代指“南山”，所以说，把《汉书》“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按照理解的意思写成“秦岭，天下之大阻”，也就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了，只是不要“张冠李戴”，把班固的《汉书》说成司马迁的《史记》。
以金戈铁马创立铁血文明的秦国，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历朝历代帝王的心理威慑也是巨大的。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记写道：“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清代陕西学者万方煦在《南山谷口考》序中，对秦与南山的关系有着很高的定位：“秦据天下上游之势，控河山百二之雄。夫关中被山带河，险阻之四塞未改也，固犹然天府之国也。……秦为天下之脊，南山则秦之脊也。”南山为秦之脊，秦为天下之脊，顶天立地。
“秦岭”之名诞生时带有的这种浓烈的悲剧色彩，远不像“南山”那样带有亲切和归属感。描写南山的诗歌，从诗经到汉赋再到盛唐，被誉为中华诗歌的顶峰，凡是带有讴歌赞颂或抒发愉悦之情的，大都是用南山，而当表现逆境不顺等情形时，则多用秦岭。
“秦岭”之名从班固口中说出，带有明显的轻蔑成分以贬低秦，却不意之中拉近了秦王朝与南山的距离，秦人开创了王朝国家，秦岭开创了以王朝命名地理的先河。秦人未给秦岭留下文字记载，但秦国却以自己的功业获得了“秦岭”的永恒命名，延续了秦的基因。秦人“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深沉宣誓，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警示一脉相承。
由此看来，汉代史学家班固站在当朝皇都的至尊立场，对秦国之都望“南山”突发奇想脱口而出“秦岭”之称谓，今天看来简直居功至伟。后来的大唐盛世300年，更是强化了国都之南山——秦岭在国家的中心地位。
五、心怀国之大者，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寿比秦岭”
五千年中华文明，三千年沧桑岁月。随着历史变迁，当年“秦岭”这一贬抑称谓，带着对先辈秦人的永久尊崇，逐渐洗涤了贬义，演变为一个地理名称，获得天下认知，成为世界记忆。
后世在引用《汉书》的描述上，无论“夫南山”还是“夫秦岭”，也不论是“天下之阻”还是“天下之大阻”，所指为同一山脉则是没有争议的。在这里，秦岭等于南山，南山也是秦岭。秦岭与南山完全是地名意义，而无褒贬指向了。近代以来，秦岭之名开始多于并代替了南山，“秦岭”成为这座巨大山脉的正式学名。
热爱秦岭，需要了解秦岭。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是中国人的国家中央公园。热爱秦岭，保护好秦岭，心怀国之大者，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通过接力传承，古时人伦意义上的“寿比南山”，必将使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寿比秦岭”。
希望这篇“索隐与正义”订正讹传之文，能为宣传秦岭尽绵薄之力。
（2020年2月19日-3月17日初稿，2021年2月11日修改，2月28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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