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红米饭 于 2015-4-3 23:32 编辑
在城市里任意走着，随时就可能邂逅与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或事相关的地方，这地方可能是一座来历非凡的建筑、一个特意为之的雕塑、一个有纪念意味的名称、一种传承有自的风情，历史文化名城经常在抬头间、转角处把惊喜降临给你，我在成都这座城市就充分感觉到这种惊喜了。
当我按照多年养成的早起习惯，从宾馆出来时，发现成都六点的街道上还是黑魆魆的，看不清周遭的景物，没有几个行人，但不影响我逛街的兴致，不过只能走宽广的主街，毕竟有路灯和门市的霓虹灯，可以照亮眼前的几步路，走着走着，熹微的晨光也走出来了，把我的视线渐渐拉长。
蓦然，看到路对面的前方有一座几米高的红色雕塑，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建筑物，我像垂钓者忽然发现手中钓竿上的浮漂被扽了一下，精神立马兴奋了，可能有“大鱼”上钩，疾步过去看个究竟，雕塑是一位士兵，穿着短裤、绑着绑腿，背着斗笠大刀、手握步枪，胸前悬挂两颗手榴弹，注视前方的姿态，基座上刻有“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字样。
下面红色如血的底座瓷砖上记述着关于雕塑的故事：
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成都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举行“四川省各界民众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成都东门城门洞落成。市民通常称为“无名英雄铜像”。铜像作者，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一九三九年迁居成都，在成都共建立了七座纪念抗战牺牲将士的铸铁铜像，成都因此成为中国现代雕塑发源地之一。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五日，由年过八旬的刘开渠先生直接指导重塑的无名英雄铜像在二环路万年场路口落成，弥补了六十年代初铜像因故拆毁的遗憾。
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五日，因城市建设发展铜像迁建于此，回到当年抗战川军出发地。
附有摘录的《感谢四川人民》：
一九四五年十月《新华日报》社论：……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抗战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附有摘录《川人大抗战》一书中列举的数据：
全国抗日军人中，每五、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十五、六个四川人中就有一个上前线，川军牺牲巨大，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总数的五分之一，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六十四万余人。
数字是真实的，数字的背后是悲壮的历史，四川是好样的，四川人民是好样的。
日本全面侵华是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为开始，中国全民抗战也从那一天开始。
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战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就已经进行，在芦沟桥事变之前，东北军民事实上已开展了长达六年的抗战，著名的东北抗联就是其中的代表。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川军出川抗日之前，就有四川人在抗联中浴血作战了，她的名字叫赵一曼，虽然不在川军抗日阵亡将士之列，但亦无愧郭沫若称许的“蜀中巾帼富英雄”。 一九五五年授衔的共和国元帅中，有三个四川籍的，都是抗日名将，比例之高居各省之冠。 四川人对抗日贡献越大，牺牲就越大，《川军团血战到底》、《壮士出川》、《正者无敌》几部最近播放电视剧中为川军扬名，谱写了一段几乎要被人遗忘的川军誓死奋战的英雄史诗。
塑像上只是一个人，但他是数十万川军阵亡将士的缩影。
无论是泛泛而言，还是严格理论起来，赵一曼也好，共和国的三个四川籍元帅也好，他们是四川人，但都不能算是川军。
川军是北洋时期形成的军阀派系之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鉴于八国联军入侵时，中国陆军显示出的战斗力低下、懦弱、混乱等情况，下决心改编军队，废除绿营制度，建立“习洋枪，学西法”的“新建陆军”，简称新军。规定全国各省共编练三十六镇（镇相当于后来的师）。将军队编为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一九一一年，因武昌起义爆发，只成立了二十六镇。共有军官一万多人，士兵十六万余众。四川因省区较大，兼控制康藏地区，决定编练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三个镇，最终仅编成了第十七镇。新军以镇为基本建制单位，每镇官兵定额12512人，由步、马、炮、工、辎重等兵种组成，设统制率领。镇下分协、标、营、队、排、棚，分由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率领。
一九一一年武昌新军起义，四川新军积极响应，与其它的地方派系如奉系、直系、皖系、滇系、桂系、晋系等不一样的地方是，川军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早期的有国民党系的熊克武、武备系的刘存厚，分别担任川军第一师、第二师师长，后期有刘湘、杨森、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等，主要是刘湘为首的速成系和刘文辉为首的保定系，最小 的是李家钰为首的军官系，各自为政，四川军队五花八门，其番号名称，更是千差万别。北伐战争中，川军易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第二十一军，四川内部混战仍然持续了好多年，直至一九三三年，刘湘方逐渐统一四川，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其后又卷入围剿红军长征的战斗中。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川军的大佬刘湘通电请缨，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刘湘到南京，出席了国防会议，慷慨陈词：“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十月二十六日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作战地境为江苏的太湖以西和浙北、皖南部分地区。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日军尚没有进入四川，川军却擐甲挥戈，主动出征抗敌，从这一点上，刘湘比“不抵抗将军”张学良至少强百倍。
川军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兼，副总司令唐式遵，辖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辖第四十一军、第四十五军）。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第七战区所辖地境被敌占领，各军亦转进至皖赣，该战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刘湘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在汉口病逝。死前他留有遗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时川军有七个集团军，除第二十二、二十三集团军，其余为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第二十八集团军（潘文华）、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瓒绪）、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第三十六集团军（李家钰），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四十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他们在正面战场中参加了从上海会战开始的几乎全国的各大会战，从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到抗战相持阶段的长沙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等几乎所有重要战役，作战的范围分布在上海、江苏、浙江、山西、山东、安徽、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和河北。
川军的武器装备比较落后，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敌优我劣的状况在可以预见到的一个时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属于不对称作战，他们更多是用血肉之躯，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财产等等一切实行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他们抱定了“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响应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号召。
从出川之时始，川军将士便上演了一幕幕有进无退、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用自己殒身碎首、至死不屈的大无畏牺牲换来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名声，并为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敢勇当先、气势磅礴的贡献。
川军的贡献还不止于此，经过了抗日战争的浴血洗礼，他们认识到了国家统一的重要性，积极策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国内战争、实行国内和平的要求，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范绍增、王缵绪等部川军纷纷起义，熊克武、田颂尧、郭勋棋、但懋辛等川军将领协助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写下了川军光前耀后的最后一笔。
川军本是一支为争夺四川地方权力，谋取各自利益，割据一方，派系繁杂的地方武装，他们的存在造成了四川经济停滞衰落，工人大量失业，农民纷纷破产，人民生活于如死水一般的社会。出川抗日是川军的一次大蜕变，从这一刻起，他们不再是代表一省的川军，而成为了保家卫国的中国军队，他们不再为几个军阀而战，而是为全国人民而战。装备不足，缺乏弹药、给养和医疗设备，他们被各界普遍认为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冬天在山西打仗时，士兵脚上穿的还是草鞋，然而由于胸怀不一样了，他们拥有砥锋挺锷的满腔正气，他们焕发了勇往直前的昂扬斗志，所以他们完成了一项项战斗任务，用自己对民族的忠诚、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随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四川军政人员起义，加入解放军序列，川军已经成为了历史，军队融入到了人民解放军之中，四川的干部和群众成为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正如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讲话中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自此，做为派系的川军归进历史档案，绝迹人间了。
可是，近些年来，另一种形式的“川军”再现了，在周永康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后，四川成为了他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的一个重要基地，李春城、李崇禧、郭永祥、冀文林、谭力，这些四川兄弟圈的“大老虎”成为了他的帮凶和关系网中的骨干力量。刘汉、刘维兄弟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件得到了“大老虎”们的庇护。他们热衷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非组织政治活动，这一幕与抗战前的川军何其相似。
川军，最光彩的时刻就是忘了自己是川军，而以正义之师的名义全力为国家进行战斗的时候，所以树碑立传只是为这一时期的川军所树所立，也就是当他们是最可爱的人的时候。任何争权夺利、谋求私欲的派别，无论他们势力多么大，都只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可能有任何纪念碑或口碑。
一位四川籍元帅写过一首诗，应该能回答什么样的川军值得立碑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 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 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 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 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 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 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 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 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渐怍。 吁嗟乎，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 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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