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朽今年已经是古稀之人了，按道理说，我应该对自己曾经度过的70个春天都有印象，怎么会只有36个春天的记忆呢！原来，老朽是上山下乡知青，1979年春天返回的北京，从1979年至今已经度过了36个年头、36个春天了。我返京之前的春天过得都没什么印象，只有返京后这36年的春天，对我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此，也就只是对这36年的春天作一个记忆的整理，当然，也还是碎片式的回忆与整理而已。
1979年3月2日，我们从宁夏托运的行李和我们一家四口人一起回到了北京站，我拿着行李托运单到行李房去取行李。虽然在宁夏时一贫如洗，但是，四个人的被褥、衣物也结结实实捆了一大包呢，还有一辆没有手闸的破自行车，破家值万贯嘛。
我推着捆在自行车上的行李，晃晃悠悠从北京站前的警察推着走时，警察一把就拦住了我，说我驮的东西超高超宽，影响别人走路开车。我直跟他说好话，他倍儿横，非要扣我的自行车，要么就要罚钱。我刚从宁夏兵团13师回来，虽是书生，多少也有点狗怂脾气。我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放，梗着脖子对他说：“我是知青，刚回北京。我一没钱，二没犯法，你不是要扣钱罚款吗？老子今天这车不要了！”说完，我扭头就走。警察叔叔终于见到比他还横的了。帮我把自行车扶起来，说：“你走吧，以后注意啊！”我连个谢字都没说，推上车就撒丫子了。好呀，你个北京的春天，就这么欢迎我呀！是考验我的定力还是考量我的功夫呀。
接下来的春天，我已经写过了，求爷爷告奶奶找工作，终于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当小工的临时工作。我那时就不相信，我没有否极泰来、时来运转的时候。
1980年春天，我已经在一个劳动服务公司的下属单位当经理了，这时，北京掀起了报考“五大”（电大、函授大、夜大等五大）热，我一下子报考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大学，喝，都考上了!最后选中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中文。这以后直到1992年的十几个年头的春天，我都感受到了春的芬芳与润泽。
1982年的春天，《北京晚报》举办“一分钟小说征文比赛”，我那时连住房都没有，一家四口挤在我岳母家一间不足三平米的小厨房内，只能放下一张床，床板还得锯下一截。没有桌子，就趴在被褥垛上写小说。还真给力，我的第一篇微型小说“全国最小的官儿”竟然获得了“一分钟小说征文奖”，后来还被《小说选刊》转载，并被介绍到了国外。
1987年春，当时的《旅游时代》后更名为《旅游》的杂志社招聘编辑，我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曾经发表过多篇作品的优势，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该杂志社的一名编辑。1988年，又被北京市科技干部局聘任为编辑。从此，我的编辑生涯开始逐步辉煌：我所主持的栏目曾获得“北京市期刊优秀栏目编辑奖”；我撰写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曾多次获得了各种奖励和荣誉。
正在我志得意满的时候，我突然被《旅游》杂志解聘了，政治，又是政治原因。1992年春，我离开了杂志社，成了体制外的一名靠着码字拉广告为生的“乞丐”。这叫“天降大任于斯人”吧？虽然是春天，您也得懂得花无百日红的道理吧！
春天里，百花香，傻帽哥们在流浪。我就这样流浪了13年，直到2005年春天在人才办理了退休手续，拿到了第一笔退休费。
2007年的春天，那可是不顺得很。先是老伴儿做了双膝关节置换手术，我又被查出了“八高”。“三高”已经够吓人的了吧，我除了“三高”，还查出了血脂高、尿酸高、嘌呤高……反正这么说吧，不该高的我全高，血压小200，血糖23，都高得邪乎，人整个一下子垮了，不用说，是被吓垮了。脸上的肉一下子松弛了，都快离了骨头似的耷拉着，人脱了相了，盖张纸都哭得过。整天吃糠咽菜也没把“八高”降下来。后来就坚决加大运动量，一天得在健身会馆里折腾四五个小时，才把“八高”降成了“三高”。
| 
说点真心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