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全社会都和饥饿作斗争。物价异常便宜，五分钱能买两颗水果糖，一毛钱能买一颗鸡蛋，一百块钱能盖三间大瓦房。我家也一样，往往是吃了上顿缺下顿，不光人缺吃的，连牲畜都没有啥吃。放学回来，父母经常骂我：快去给猪寻草去！快去到地里给猪折些红薯蔓子！为了吃，我偷拔过别人地的萝卜，偷吃过别人家筛席上的红薯纽，吃柿子被马蜂蛰得从树上摔下来，我的童年记忆总是灰色的，几乎全是让人脸红的与吃有关的事。 那年冬天，我上小学二年级。家里的母猪下了一窝猪崽，共计八个。因为没有啥吃和受冻，没有出月，就把七个死了，只剩下一个“白顶门”（脑门上有一搓白毛）。每当母亲把死猪崽扔向茅厕的时候，我总是尾随其身后偷看，那么可爱的生灵说死就死了，心理瘆得慌，甚至后怕不敢去上厕所。可父母却给自己宽心：“整天为吃的加熬煎，死了好，省得叫人操心！”还剩一个猪崽儿，姊妹们特别关心，争着去寻草喂食，一放学就到猪圈照看，生怕有个意外。一个礼拜天，正好是集日，母亲和父亲商量：趁早把小猪崽卖了算了，不然还是喂不活。父亲不言语，母亲又说：娃们都喜欢，拿到集上换一块是一块吧，最多能卖两块钱，给娃买几颗糖吃了是实落。父亲听烦了：拿去吧拿去吧，糟蹋了算啦！于是，母亲把这个光荣而实惠的任务交给了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 集市离家有15里路，没有交通工具，一大早我就约好三个伙伴步行前往，并给伙伴许诺，至少给他们每人买一颗糖。我提上打猪草的竹笼，里边铺上麦草，然后将猪崽放进去。路上，三个人轮流提，虽然只有六七斤重，可不大一会儿功夫，伙伴们就提不动了，个个喊冤叫苦，就这样吵吵嚷嚷赶到集市。 集市上人头攒动，饮食街卖啥的都有，热炸的麻花儿香味诱人，凉调凉粉儿色泽鲜亮，饸饹锅上热气腾腾，这些美食不由得让伙伴把希望寄托在这头小猪崽上。我们穿过饮食街，在牲畜市场的一个角落里蹲下。卖猪崽的有好几家，人家都是一窝七八个、上十个，装在大竹筐里，小猪崽互相争拱，互相挤压，毛皮光亮光亮的，很快就有成交的。我的“白顶门”皮毛乱糟糟的，静静地卧在笼里，眼看集市就要罢了，就是无人问津。我和伙伴们肚子也饿得咕噜咕噜响，非常失落，也非常无奈。 “我回呀！”“我可不给往回提！”伙伴们说，我只得眼巴巴把目光盯向买卖的人群，只要有人买，哪怕买一块钱都行，可惜还是无人问津，连上前光顾的都没有。眼看伙伴要起身离开，我灵机一动，把“白顶门”悄悄塞进旁边一个大爷的背笼里，拎起空笼就走，伙伴看出了我的心思，拔腿就跑。返回的路上，尽管我们饿得发慌，尽管伙伴没吃上糖，可没有人埋怨我，不管怎样，不用大家把猪崽往回提了，同时我和伙伴们攻守同盟，家里大人若要问，就说我们卖了两块钱，一起吃了水果糖，还吃了凉粉儿。 回到屋场上，母亲在等着我。我刚装出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却发现“白顶门”在母亲的怀里，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母亲走上前：“三儿呀,卖猪去了，咋能把猪弄丢了？多亏房后你大爷给背回来。快回屋吃饭去，可怜我娃饿了一整天了！”吃着锅里的剩饭，我的眼泪唰唰往下流,说不清是委屈，饥饿，还是怕别人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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