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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们家是中国各类大学生的博物馆：我爸爸是解放前的大学毕业生，哥哥是解放后、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我和弟弟、妹妹分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函授、电大、夜大毕业生。可有谁知道，我们一家这五个大学生是在逆境和苦难中造就出来的呢？ 我爸爸解放前凭着努力和勤奋，考上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公费大学——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从师于茅以升等老教授，专攻土木建筑。1938年毕业后，他曾参加过粤汉铁路、滇缅铁路、衡阳飞机场等设计工作。他的职务也由助理工程师逐步提升为高级工程师。1948年，在他担任长沙铁路工务段段长期间，国民党西南行辕公署行政长官白崇禧派人给他400大洋，让他炸毁衡阳铁路，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他断然拒绝了。这使得他能在1984年以和平起义、投诚人员的身份得以平反。可是，这并没有抵销爸爸上大学期间参加过国民党的罪过。1951年的镇反运动，他被判处五年徒刑；文化大革命又被清洗回湖南老家，直到1979年才恢复工作。他发挥才能的黄金时代被剥夺了，也给儿女们的生活、学习带来了数不清的困难。 在父亲服刑期间，哥哥该考大学了。可是，妈妈一个月四十来元的工资，养活我们兄妹几个尚且不够，又怎能供哥哥上大学呢?作为家中的长子，哥哥毅然而郑重地向妈妈提出退学，摆小摊挣钱养活弟弟妹妹的要求。妈妈搂着他哭呀哭，哭红了眼眶，苦干了眼泪。 妈妈出生在湖南湘乡的一个大户人家，解放前教过几年小学，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为了让孩子继续上学，她横下一条心：就是去要饭，也不能让孩子退学！她加班加点地干活，下班后再糊纸盒，并到处借钱…… 哥哥终于没有成为摊贩。他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现在，他成了中原油田的高级工程师。他已经退了休，在北京女儿的家里尽享天伦之乐。 我呢，1965年高中毕业后去了宁夏生产兵团农建13师，一去就是15年，在这15年中，人们对我的称谓不断变化；农工、黑五类狗崽子、统计、中学教师……在这15年中，我没有放弃努力，读书看书，后来又迷上了新闻写作和小说创作。有一天，我坐在我管理的稻田水渠旁写稿子，因为长期劳累、营养极度不良，又是在毒阳下写作，我虚脱了……两眼一黑，两腿一软，就掉到水渠里……被渠水冲醒后，我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稿纸摊开，在阳光下晾晒。后来，我成了《宁夏日报》、《人民军垦报》、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通讯员。1976年，又在《宁夏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1978年，我考上了宁夏广播电视大学；1979年返京后，我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函授中文专业，坚持5年业余学习，取得了大学本科毕业文凭。 我弟弟1965年于清华附中高中毕业后，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因而没有上山下乡。那时，我们的父母、弟弟、妹妹都被赶回了老家，哥哥分配到外地，我又上山下乡，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的懒惰“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家里的锅碗瓢盆摆了满地,屋里根本就没有下脚的地方,满桌子满床都折着页的书。你问他房租是多少，他答不上来，而你问他折的书是第几页，他却了如指掌。为了把省下的电钱和煤钱给父母寄去，他冬天也不生火、不点灯，晚上跑到工厂去看书，伴着轰鸣的机床睡觉……在这种极艰苦的条件下，他自学了《高等数学》、《机械制图》等课程，并在1979年考上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上学后，他得了高血压病，他他还是艰难地学完了所有课程，取得了大专文凭，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妹妹的境遇比我弟弟也好不了多少。 1971 年，她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曲线返城”，回到了北京大兴县魏善庄。 所谓“曲线返城”，就是在外地插队或被迁赶的女知青，用出嫁为代价返回市郊区。我妹妹嫁到魏善庄后，白天下地刨高粱、耪玉米、喂猪，晚上回来坚持看书。就在这时，我妈妈得了癌症。妹妹虽然挣的是女社员中的最高工分，但这8分钱只能换一斤棒子！我妹夫为了给我妹妹分担痛苦，骑车往返二百多里路，跑到北京城里，卖了200毫升血，换了30元钱给我妈妈看病。他还担负了照看两个孩子和料理全部家务的重任。 妹妹在丈夫自我牺牲精神的感召下，发奋读书，终于在1983年她35周岁的时候，以两个孩子母亲的身份，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夜大学俄语系，并翻译出版了小说《列宁的青少年时代》。她在工作中也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因抢救孕妇而立过三等功。 巴尔扎克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万丈深渊。”我们一家五个大学生，都是在逆境和苦难中奋斗成功的。我们也许应该感谢逆境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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