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月下李老友的大作“城墙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北京城墙被拆除的情景，虽已过去快60年了，但是，这场“该不该拆北京城墙”的争论，至今也没有平息。转载一篇文章，请读者了解当时拆除北京老城墙的情况。）
梁思成要把北京城墙变成一个环城立体公园：“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息。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阅览室、茶点铺。这样的环城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可惜浪漫梦想被1957粉碎了。
1957北京老城墙的往事
1957 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前后，关于城墙曾有过多次讨论。梁思成曾经说过：“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那一年，文化部曾“叫停”过拆除城墙的行动。但是很快，反对拆除城墙的声音就消失了。到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墙和城楼，基本上都拆完了。
特殊的“告别”仪式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人们进出北京，依然要通过16座高大厚重的城门。
八十多岁的北京市民张先得，至今仍念念不忘小时候随父亲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他从高大的城楼下穿过，仰视着已满是锈迹的铁皮城门，孩子们每日在城墙上玩闹，一棵棵碗口粗的酸枣树从墙缝里钻出来，雨燕在城楼里欢飞，城楼顶上长满荒草……
这个建于1553年、由16座城楼和近40公里城墙围绕出凸字形的老城轮廓，已经成为遥远记忆中淡漠的景色。
北京的城门，今天仅存“一对半”，“一对”是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是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内城东南角的箭楼；而城墙，只剩下不足400米。
崇文门后面那段残存的城墙，现在是“北京城墙遗址公园”，有关部门从民间征集了城墙旧砖，重新砌在夯土上。
1957年的夏天，张先得经历了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
他背着一个巨大的画夹，每日穿梭于北京酷热的街道之间。有一天，他坐在东便门外的土坡上，注视着50多米外的东便门角楼，用手里的画笔仔细地描摹着它们的样子。
那些凝聚着他年少记忆的城墙和城楼，不再是熟悉的样貌。角楼的半壁已被推倒，窗棂悬在断壁残垣的城墙上，旁边还腾起阵阵浓烟。那是拆墙的工人在烧火做饭。
这个酷爱画画的年轻人，在北京电影厂美术系当一名“画匠”。1957年4月，一个消息在北影厂里蔓延：城墙保不住了。
而当时张先得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消息反应并不强烈。他觉得，拆除城墙是早晚的事，只是拆多拆少，并没什么意外，因为“是中央早就定了的”。
他回忆说，那一年年中，“反右”开始，电影厂已经不怎么接拍片子了，所以他才有时间跑到城楼底下去写生。
张先得根本没想到，这些习作成了北京城墙并不完整的“遗照”——写生还没画完，城墙已经拆光了。
那个夏天，第一次看到城墙古老的砖瓦砸碎在地上的时候，张先得的心情和当时北京的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平静中带有一丝惋惜：终于还是拆了。
城楼先修后拆
和张先得年纪相仿的孔庆普，卖力地指挥着拆除城墙的工人们。
这个高瘦的小伙子，当时在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下面任综合技术工程队大队长。那几年他最主要的工作有两个：先是修城楼，后是拆城楼。
1950年，在北大读了两年建筑专业的孔庆普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他在一所中专读了两年书，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北京市建设局。
孔庆普领到的第一个工作是：调查城门。据说，这是人民代表的提议。走路，或者坐着有轨电车，他把城楼、箭楼、城墙角楼都查了个遍。
在当年的调查报告里，他写道，北京的城楼，损坏比较严重的是东直门、西便门还有安定门。他把情况汇报到市里，市里又报给中央，他回忆说，当时周总理批了，给北京市拨款修缮城门城楼。
于是，孔庆普就带着建设局原有的100多个工匠，又从私人营造社里招募了300多人，开始修城楼。1951年，一共修了6座城楼：东直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和箭楼、阜成门城楼、东便门的城楼和箭楼……
到1952年，中央的修缮专款里还有余钱，他们就报了“1952年修缮计划”，结果没批，“说不让再修了”。
这之后，风向陡转。
那一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这个问题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太多、城门太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西洋派”的城墙保卫战
对古都情有独钟的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经有个浪漫的设想。
他要把北京的39.75公里城墙变成一个环城立体公园：“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再安放些圆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的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1949年12月，北京市政府曾开会讨论规划问题，苏联市政建设专家巴兰尼克夫提交的规划方案，总体思路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
梁思成则坚决反对。次年2月，他和留英回来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提交建议，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心脏，用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像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城市博物馆。
但是这个方案并不被看好，人们认为，建一座新城比旧城改造花费太多，不值。
与此同时，孔庆普得到上面的命令，准备“拆城门”、“开豁口”。
按照当时的规定，首都古建的维护和拆除，每次制定的方案，都要由市政府委托建设局，通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组委会召开座谈会来探讨，通过了才能执行。时任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基本不同意任何拆改城墙城门的项目。“他一开会就强调说，中央机关就不应该在老城里。结果每次都是不欢而散。” 孔庆普说。
到了1953年，北京市建设局在动物园东面一幢小楼里搞了个“策划小组”，直接受市委领导，专门组织召开座谈会，探讨城建方案。梁思成被绕了过去。
1957年，“反右”开始了。
梁思成当时还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他还想为保卫北京城墙一搏。
北京解放前夕，一位共产党人秘密找到梁思成，让他把北京的重要文物在地图上标出来。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北京旧城，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就得到了关怀，现在难道却保不住了？梁思成想不明白。
1957 年正式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前后，关于城墙曾有过多次讨论。梁思成曾经说过：“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那一年，文化部曾“叫停”过拆除城墙的行动。全国人大代表俞平伯也说过，北京最大的建筑物是城墙，要不要拆应当从全国范围郑重考虑。但是很快，反对的声音就消失了。
在孔庆普的记忆里，某一天，北京市某位领导发了话：“拆除城墙是中央的决定，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就开除他的党籍！”于是，建设局的一些老同志开始偷偷地管梁思成、陈占祥他们叫“西洋派”。
紧接着，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不久，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因彭真保护而幸免。
浩浩荡荡的“拆城大军”
1957年，孔庆普他们一共拆了三个门：朝阳门、东直门和阜成门。
拆除东直门的时候，孔庆普站在城门楼子底下，心里想，太可惜了。
东直门本来是1954年就决定要拆了。中央要在东直门外搞交通枢纽工程，101国道、机场路、酒仙桥工业区道路都要在这里汇合，所以市政府准备搞一个环城站，城楼显得有些碍事。
1951年，孔庆普曾经翻修过东直门，他清楚地记得，没修的时候，防空部队住在城门里头，还得打着帐篷睡觉，因为屋顶漏雨。
修完之后，解放军把城楼维护得很好，以至于到了城楼真要拆的时候，老百姓的意见挺大。那时候人民群众提意见都是通过给《北京日报》写信，还有市民找到市委市政府的人民来访接待室说这事。市政府就让建设局做解释，建设局在《北京日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说拆城墙城楼是中央决定的。
东直门城楼，在十几天里被夷为平地。
城楼上面的两层梁都是用楠木做的，外围用的是红松木。工人从顶上开始拆，“我们怕扬灰太多，琉璃瓦揭开以后，就提水浇在屋顶的‘泥被’上。”
8根完好无损的楠木柱子，都被卸了下来。东直门城楼的柱石基座底下，还挖出了些银元宝。城门楼上的琉璃瓦，孔庆普他们也都给保留了下来，后来给了故宫博物院。
大队留了4根楠木柱子，其他的都交给了北京市财政局。孔庆普他们把楠木打成镜框，里面嵌了毛主席像，大队里每人发一个摆在家中。现在，这个“城门楼子的衍生品”还挂在孔庆普的屋子里。
拆除其余两个城楼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当时，外城的城墙已不用孔庆普他们动手，响应号召，北京市民已经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拆城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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