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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城车子引擎发动的瞬间，我站在乡政府大楼前，再看一眼自己工作了六个春秋的山山水水。心里有些淡淡不舍，虽然六年来，在仁里这一片天地里，怒过，也喜过，悲过，也乐过。有时工作中不尽人意时候，总想如能离开这个地方该多好呵，真到了离开的这一天，又有很多不舍，这里有很多与我同甘共苦、同进共退的兄弟姐妹，这里有很多与我结下深情的乡里乡亲。送行的朋友催了再催，我一狠心，以乡政府大楼为背景用手机照了一张留影，就以这样一个简约的方式，作为作别仁里的仪式吧。作别仁里，是我人生旅程中一个不可替代的过程，就像春不能替代夏，夏不能替代秋一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毕竟自己在仁里工作了六个年头，按照干部管理的规定，一定是要调离的。记得调入仁里工作之时是在那年夏花开得正艳的七月，而此时离开仁里正是在稻谷入仓的深冬。记得在昨天的交接会议上，当作来接我的县领导和新任书记，以及全乡干部职工的面，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番话，话虽然不长，而且也没有运用华丽的辞藻，但都是发自我的内心，如同平铺直叙我六年来的历程。最后我引用了一句禅语说，也许自己前世与仁里有一个约定，今生才与仁里结了六个年头的缘。 离开仁里，清风在车窗外揉动着满地的芦苇花。我靠在窗边，望着窗外的景。这一路我太熟悉了，从仁里回县城，又从县城来仁里，我不知往返了多少次。昨天晚上，由于睡不着，我悄悄地算了一下，我在仁里待了五年零六个月，共2005天，计286个星期，扣除外出学习时间50左右个星期外，算上回城办事或开会，平均每个星期往返仁里与县城两趟，即四个单边。县城到仁里有63公里，平均每个星期跑了252公里，六个年头下来共计在这条路上跑了945趟，合计为59472公里，相当于跑了地球赤道的一圈半。945趟呵，一路上虽然做不到记住每一棵树的位置，但哪儿有弯道，哪儿有岩山，则全然记在心里了。这么多年，这么多趟，就算是石头都能踩出一点感情了，何况是人呢？ 仁里，原名勒里，后来改名为仁里，一直沿用至今。话说清朝期间，一位县令上任伊始，率众到到七十二寨进行巡视。当县令一行坐轿、骑马行至勒里时，当地保甲长组织侗族头人和寨老杀猪宰羊，开田捉鱼，蒸糯米，烤田鱼，炒羊瘪，烧米酒，摆长桌宴，为县令一行接风洗尘。在巡视勒里期间，给县令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村寨依山傍水，风光旖旎，高大的侗族楼房，鳞次栉比，清亮的河水逶迤曲折地从寨边流过。这里的民族，热情好客，待人真诚，心胸开阔，性格开朗，心地善良。于是县令提议将“勒里”改为“仁里”。我仁里上任，对仁里一地名的由来颇感兴趣，查阅了有关资料后得知。仁，一种道德范畴，指人与人相互友爱、互助、同情等，涵盖仁爱、正义、通情达理。里 ，即居住的地方，有故里、街坊、里弄之意。仁里，也就是仁者居住的地方。在语本《论语·里仁》中有表述:“里仁为美。”何晏集解引郑玄曰:“里者，民之所居，居于仁者之里，是为美。”并泛称风俗淳美的乡里。我由衷感谢县令为仁里人民做了一件意义深远的好事，并敬仰他渊博的学识。 我入驻仁里是在2009年的7月，凭着一纸县委的任免通知，我成了仁里水族乡第九任党委书记。那时送我去报到的是时任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吴鹏先生，吴鹏先生非常厚道，他也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也深知乡镇工作的不容易以及乡镇干部的不由已。将我送到仁里那天，在与乡干部的座谈会上，他结合自己的工作历程并从纪委的角度送给了我们全体干部几句，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大家工作不容易，成长更不容易，在面对任何诱惑之前，要清醒自己的头脑，一定要算好人生“三笔账”。一是“政治账”。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党和人民的培养。因此，要经常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要想到一旦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育，自己多年的奋斗就会毁于一旦。要常算这个账，珍惜自己取得的成功，走好自己的路。二是“经济账”。在这一点上，鲁国宰相公孙仪的算账方式颇能给人启示。韩非子在《外储说右》中说，公孙仪喜欢吃鱼，有许多趋炎附势的人买鱼送给他吃，但公孙仪坚辞不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公孙仪解释说：正因为自己爱吃鱼，所以才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因为假如收了别人的鱼，就会枉法，会被罢免相位，这时别人就不会再给自己送鱼，自己也无力买鱼了。如果不收别人给的鱼，就不会被免职，就能够长久地自己买鱼吃。公孙仪的这一账，虽然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但确实算得精明、实在！三是“家庭账”。任何一个人，在家庭中的重要性都无可替代。特别是中年人包括领导干部，常常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一旦“出事”，自己身败名裂不说，更给家庭带来痛苦。他说的那些话，虽然都曾在很多的场合或会议上听过，但那次听起来，更格外像是一种贴心贴肺的叮咛，更格外像是一种殷殷切切的关爱。后来，我还把那些话郑重其是地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以时刻警醒自己，做人做事，都是不能超越底线的。 2014年来我共告别两个地方。第一个告别的地方是杭州的桐庐，也是在2014年天高云淡的七月，我结束了杭州桐庐县一年的挂职工作。上天对我是宠爱有佳的，在仁里的六个年头里，我不仅有幸参加了州委党校的中青年干部班学习，参加过省委党校的乡镇党委书记班学习，2013年更是荣幸地被州委组织部选定派往杭州桐庐县挂职锻炼。在杭州桐庐的日子，见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长期在仁里工作的我，一时间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但相处了一年的时间，与那里的人，与那里的事是有感情的。当我恋恋不舍地告别桐庐，踏上回乡的旅程时，深情地写下了《别了，桐庐》，并发表在桐庐日报的文艺副刊上。或许是用情很深的缘故，文章发表不久，曾有很多很多好客热情的桐庐人不停地点赞和祝福。毕竟我是大山中人，一生中能够得到在文化和经济都比贵州领先一步的浙江开了一年的眼界，实属是幸运的了，但根在贵州这一片青山绿水间，自然还是要回到大山里来的。第二个告别的地方就是仁里了。 在仁里遇见很多的人，遇见很多的事。有的人和有的事注定会成为我人生长河中几朵美丽的浪花。首先要说的是韦永年了，韦永年是党民村的支书，个子不高，黝黑干瘦，是原汁原味的水家人。在去仁里之前，曾有“好心人”对我说过：“水族是中国的犹太人，而仁里是水族乡，水深得很。”从“好心人”的话中，可以听出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说水族人聪明能干；另一种意思好像在暗示水族人有些狡猾。而与韦永年认识和相处后，水族人留给我的印象，“好心人”所说的“犹太人之水族”就只有一种意思，那就是水族人非常聪明、能干、勤劳、好客。在仁里的日子里，党民是我到得最多的村寨之一，每到一次党民都会有一次全新的感受。党民座落在一座大山梁之上，通村公路沿着山梁蜿蜒盘旋，聪明的党民人，把房子都建在公路边上，连绵几公里，（我曾在《党民的雪》中作过描述）。在我到任仁里之前，韦永年都当了好些年的村支书了，在全乡算得上是任村干最长的人。每次到党民，韦永年都要留在他家吃餐饭，就餐中他又是劝菜又是劝酒的，在他身上无不体现着中国式农民的憨厚。听村民说，多年前党民遭遇一场大旱，不仅村民们饮水困难，就连牲畜饮水也成了问题，支书韦永年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毕竟韦永年是到过县城开过会的，是见个大事面的，于是他把心一横，召开党员大会，明确由年轻力壮的党员组成寻水队。水源倒是找到了，在距村子的几座山外，但水源低，要引水必须开凿隧道。都说信念的力量是能够战胜困难的。韦永年带领他的水族村民，用几个月的时间，凭借锄头、钢钎等粗犷工具，足足凿通了50米厚的山梁，将清冽的甘泉从几公里外，一直引到每家每户的门前。后来我向韦永年问起这事，他总是腼腆地笑笑。其实他不回答，我也知道，韦永年带领村民凿山引水的事并不是传说，我曾去看过，至今那条隧道仍然完好，那道泉水仍是党民人的最爱。 韦永年说，其实他不算什么，在党民还有更为传奇的致富人。党民有一家两兄弟，在江苏打工时，发现了创业的商机，虽然江苏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但也有死角的地方，何不利用马帮的优势去弥补交通的边缘呢。于是兄弟两人从家乡带着几匹马到江苏去搞马帮跑运输，辛苦两年下，净赚了二十多万元，回到党民建起了大房子。现在他们仍在外面创业，如不估计错的话，那兄弟两的未来将是一片温暖。由此，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故事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被发现蕴藏有数量很大的金矿，消息一经传出来，四面八方的人都蜂涌而来，都为了能在采矿中分到一杯美羹。日子不长，整个地方山前山后都是前来采矿的人。不远的村子居住着几户人家，其中有一户人家的儿子叫常胜，人非常聪明，曾经走南闯北过，见识很广。村里的人们也没能经得起金矿的诱惑，纷纷邀约前去采金。但常胜却没有与人们跟风，细心的他发现，在矿山与大路间有一条大河相隔，人们每天往返城里和矿山间，必须得乘船经过。目前河里用于渡人的船很少，正因为船少，所以很多掏金人为争时间，不惜花重金雇佣用船只。常胜发现了商机，他用多年的积蓄，购买了几条木船用于渡客，每天早上他和家人撑着船把掏金客一批又一批的渡过河去，傍晚他又和家人撑着船把掏金客一批又一批渡过河来，人流量太大，每次他和家人都花了很长时间才摆渡完。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金矿也被采空了，据说很多参与采矿的人都暴富了，暴富后的人们花钱如流水，几年后又都衰败了。而根本没有人在意，每天在河上悄悄渡着掏金客的常胜一家人，却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财富。故事里的事，说不是也不是，说是也是。其实党民那两位以自己的优势创业的兄弟，不正是故事里的事吗？这一切，都与韦永年有关，因为在党民无时无处，不渗透着他的思想，他的理念，从广义来讲，就是渗透着水家人的智慧，渗透着水家人的执着，渗透着水家人的勤劳，渗透着水家人的憨厚。水家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犹太人”，在这里“犹太人”一词是赞许，是尊敬，更是崇拜。 再一个留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杨秀魁了。杨秀魁是通倒村的支书，高子比韦永年高得多，从他的名字字面上就能知道，魁者武也，魁即有魁武、高大威猛之意。但也因“魁”字惹的祸，听乡里的同事们说，有一次乡里开会，杨秀魁支书在会议签到时，尽把“杨秀魁”写成了“杨秀鬼”了，于是大家就把他叫做“杨秀鬼支书”，后来干脆叫做“鬼支书”。我刚到仁里工作时，听人们叫他“鬼支书”，我不解，还以为他在做村支书的同时，还兼做一些“鬼师”的事务。据报道，很多农村的支书都兼做“鬼师”，他们利用支书的平台，在村很受信任，做做“鬼师”，活儿挺多。但毕竟“鬼师”不是与党的信仰有别，多为民间一些人糊弄人的把戏，与科学、信仰背道而行，作为支书，再做“鬼师”肯定是不行的。我找过他问过此事，听了他的解释，原来是误会一场。说真的，杨秀魁支书是一个实在的人，他也当村干多年，在我来仁里任职之前，我早就与他认识。我还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时候，因省事外办牵线援建通倒村小学教学楼一事，我陪同前来实地考察的省、州外事办的领导去了一次通倒，那时杨秀魁支书留给我的印象就很深，他说话很哄亮，而且办事果断。为了能让学校搬迁，他还主动让出了自己的半亩良田。学校总算建成了，但村民们却对他有意见，认为他是为了方便自己所在寨子，有私心之嫌，并在换届之时，有些党员趁机在大会上对他进行了弹核。后来的几年里，他是不担任村干了，但新任村干却将村里的工作弄得一踏糊涂，各方面发展都不理想。是骡是马，只要遛一遛，就知道谁是行家，通倒几年的不景气，也让村民们再一次对杨秀魁有了新的认识，村民们心里明白，通倒是少不了杨秀魁的，只不过没有找到重新启用他的台阶。 我到仁里工作后，也听说了有关杨秀魁为了搬迁村里学校而被村里人罢了支书的事，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呵。当时正遇上村极班子再次换届，有同志建议，在通倒村得重新启用杨秀魁同志，当驻村干部把乡里的建议向村里党员大会提议时，得到全体同志的赞同。在通倒，他便是众望所归。说内心话，通倒小学的搬迁，杨秀魁是有功的，因在通倒，学校只有搬迁才是出路。通倒原来的村小学，在一个半亩大小的小山包上，山包下一边是小溪，一边是公路，山包边缘非常陡峭。两栋木质教学楼占据了大半个山头，剩下的活动场地不多，老师们也很聪明，在所剩不多的空地上，树起一只蓝球架供学生玩玩蓝球，但蓝球架树起来了，又有树起来的苦恼，学生们玩球，只要一不小心，就会把球丢到山下的小溪里，捡个来回得要十来分钟，常常弄得课都上不成。现在学校座落在宽阔的坝子之上，四面开阔，教学楼更是钢筋混泥土的，运动场也是水泥地面的，学校周边绿树成荫，把孩子放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不让成才都很困难。有一次在通倒发放养老保险卡时，顺便问了一个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大爷，当年他们为什么要罢杨秀魁的官，老大爷笑了笑，说大家当时是被一时的私利蒙蔽了双眼。既然老大爷都能说到这个份上了，证明通倒村这几年是经历过要发展必须有牺牲的阵痛的。我想只要大家安好，处处便是晴天。 车子在回城的路上奔跑着，思绪跟着变迁，如同自己为自己播放着幻灯。这条路已经改造了多次，刚到仁里上任时，这条路也遇上改造，现在回城了，这条路又在改造，听说这次改造太扎实了，连铺路上的海底石都浇拌了混泥土，再由压路轮番着碾压，边砍更是实在，完完全全的混泥土浇筑。一则公路是造福百姓的，浇筑扎实总是好事。二则也为接任的同志以后能走些好路，心里少些欠疚。在乡镇工作，确实很不容易，但也有乐趣，因为乡镇工作面对的是群众，大家办事与交流，都是直打直的，不用像在一些机关那样，常为千丝万缕的人情而弄得焦头烂额。这些年，一路走来，累并快乐着。在乡镇，有时工作中为了原则与人们拍了桌子，但工作归工作，人们都不会把事往心里去，只要你上门了，厚实的乡里人，照样热情接待。记得一次，为了仁里至崇义公路的改造升级，有一段路需要改道穿越一农户的林地，公路过林地，损坏树木是可想而知的，同事们分批作了很多次工作，林主非得要参照高铁的征地补偿，否则死活不同意。高铁是国家建设项目，补偿标准肯定是高的，而通乡公里，明确占地补偿由县乡自行承担，县里财政困难，乡里根本不存在财政一词，所有开支与报账制差不多。把国家政策、县乡情况，都实事求是地向林主作了宣传解释，但林主就是不听，实在是忍不住了，与林主拍桌吵了一顿。后来也知道与群众吵架是不对的，于是约上乡里几个同志，准备上门去道个歉。见到主动上门，林主也很感动，非要拉着在他家里吃顿饭、喝杯酒，如不答应就不让走。我忍不住，骂他一句倔脾气。虽然嘴上在骂他倔，但心里却很温暖。那天连同乡里的几个同事，在他家喝一些酒，直到把我们喝得缴了械才肯罢休。 仁里，虽说是水族乡，但水族只占30%，而最人口最多的却是侗族。说到侗族，肯定得提斗牛。举行斗牛活动，是仁里侗族人最大的喜好了。大节小节开展斗牛，寨上有喜事开展斗牛，农闲了也开展斗牛，仿佛斗牛活动就是他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开展斗牛活动，自然得饲养斗牛。很久以前，整个仁吉村共养有一头斗牛，买牛和平时养牛的资金，则由村民们共同承担，分摊下来，一户也需筹集几十元钱。只要邻近哪个村寨举行斗牛赛事，村里人都要由几个较有威望的老人牵着斗牛前往参赛，而村里其他人也不管农活多忙，也要放下手中活儿一同前去观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村里人手里多少有了些钱，慢慢发展到每个自然寨共养一头斗牛，后来又发展到一个小组共养一头斗牛，现在居然发展到一个“房族”（“房族”即近系宗亲，从祖父辈下来，按长子、次子顺序，可分为长房、二房、三房，直至满房等，视排序那辈兄弟多少而定。）共养一头，整个仁吉村仅斗牛就养有几十头。目前平均每头斗牛买价在四万元左右，能斗一点的价格高到七八万元，甚至更高的达到十多万元。所买每头斗牛的价款，均由所共养的户数筹集，共养户数多一点，每一户承担六七百元，共养户数少一点的，每户应承担多达千元以上。斗牛仅能用作比赛用途，在农活上根本没有发挥作用，而且饲养斗牛也是挺麻烦的，要喂上好的草料才膘肥体壮，真到比赛时才能占上风。如果斗牛比赛，赢了当作欣赏，输了当作玩物也罢。但他们却没那么做，如果斗牛在比赛中输了，是要被宰掉的。被宰杀的斗牛肉则被所筹资的人们分而食之。曾有人算过，一头斗牛宰杀下来有五百来斤肉，按四万元计算，每斤肉价格高达80元。人们常称之为高价牛肉。斗牛被宰杀后，小组里，抑或房族里的人们，需要再次筹集资金购买斗牛。我刚到仁里时，认为他们经常开展斗牛比赛，文化底蕴深厚，久而久之，才发现，整个侗寨内，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买斗牛——斗牛赛——杀斗牛——买斗牛……”的怪圈。一年下来，有的小组或房族，为了斗牛，先后筹资三四次，一些稍微宽裕一点的人家还凑合得去，一些家景差一点的人家暗自叫苦，但又不敢违之，因族里有不成文的规定，凡重大活动不参与的（他们都把斗牛当成重大活动序列），他家如有大凡小事寨上人不能帮忙。是呵，都说了不参与重大活动，家有大凡小事是没人帮忙的，换句话说，万一家中有老人百岁了，没人帮忙怎么办？族里的规矩，是非常管用的，就算一百个不情愿，也得硬着头皮参与，而且每次举行斗牛赛事，还得装模装样前去看热闹。 就斗牛一事，我也曾与村里的人们交流多次，我说养斗牛是侗族人几百年来的习俗，这无可厚非，但有两条可以变通。一是没有必要非得每个房族共养一头斗牛，不仅购买斗牛价格很昂贵，而且在饲养过程中也浪费人力物力。二是斗牛打败后没有必要非得宰杀分食，可以转让，多少能收回一些成本。对于我的观点，有些老人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他们认为规矩都遵守了几百年，为何要改变？但很多外出见过世面的年青人却赞同我的看法，毕竟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加之规矩都是由人们定下来，既然能够定得下来，就有根据实情修改的理由，就连国家宪法都在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修改完善嘛。至于改与不改，或者怎么改，我相信多年以后，或者多年的多年以后，经过一届又一届乡里人的倡导，聪明智慧的侗族人民，一定能找到一个既可遵循祖辈规矩，又适合现在发展实情的共养斗牛的好办法。 仁里的人，仁里的事，一桩桩，一件件，足足漫过我六个年头的2000多天，但转眼都将成为往事，就像时光，不可逆转。慢慢想来，很多人或事相处久了，是有感情的，即使让自己再狠心，也无法忘记，比如与我在仁里一起共担风雨的人们。我在仁里六个年头中，先后陪同我的乡长搭档有两人，第一个是潘光虎先生，第二个是姚昌杰先生。值得肯定的是，两人都非常敬业，但个性却各有千秋。潘光虎先生酒量很高，他在仁里期间，乡里曾流传一句顺口溜：“潘乡潘乡，喝酒像喝汤。”人们在编顺口溜，虽然有些夸大，但潘光虎也真真切切的能喝很多酒，以前年度在接待方面要宽松一点，上面下来检查工作，必须得陪同喝喝酒，只要有潘光虎乡长在，自然会把上面来检查、考核的人们喝得舒舒服服的。有人说，从酒品可以看人品，潘光虎喝酒豪爽，所以他做起事来有板有眼的，丝毫没有含糊。都说优秀能干的人，好似小塘里养的大鱼，终究是被发现，于是潘光虎先生因工作突出，于2012年提拔到另一个乡镇担任党委书记去了。潘光虎调走后，接替他的是原来乡党委副书记姚昌杰先生。姚昌杰先生曾在换届时，从另一个乡镇调过来的，暂时担任党委副书记，当时我就知道，他终是乡长的人选。姚昌杰先年纪比我长15岁，有多个乡镇工作经验，且他的性情较潘光虎先生要温性一点，做事非常细心，每件事均再三推敲后予以实施，总把事情办得妥妥贴贴的，让人非常放心。有姚昌杰先生当助手，我能够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可以腾出精力，静下心来思考一些关于乡里发展的问题，有时也乐得轻松一点。而人大主席石海先生，则自始至终，站在他的岗位上，陪伴着我走过在仁里的时光。单从年龄上说，石海先生算得上是父辈，但他却没有摆父辈的谱，任何工作只要交待于他，都不用担心结果如何，因为他会帮你把事情做得意想不到的完美。每年对他的工作鉴定，我只写下一段文字：“任劳任怨工作的老黄牛，世间少有。”我也暗自庆幸，工作中能遇到的助手们，个个优秀能干。这一切，也许是前世我修了很多美好的因果，今生上天特意将他们安排于我，作为我人生路上相扶相帮的人。这样说的话，似乎有些扯远了点，但能够真心地说出来，也算是一种感恩的表现。 仁里的山，仁里的水，均已远去，就连记忆都慢慢渐行渐远。一辈子好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途，长的是人生。人生中该聚的要聚，该散的终须散，如同宴席。而每一次在别离的路口，需要选择方向时，有三种人最具代表性。第一种人只看到一个方面，他们不假思索，大步流星朝前走。唱着轻快的歌谣，吃得下，睡得香。即使遇见了荆棘和泥泞，大不了骂几声。第二种人看到了两个方面。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确实很难。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他们反复掂量，艰难抉择。在走上一条道后，还在想另外一条道。第三种人看到的是N个方面。他们知道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徘徊、犹豫、举棋不定，最后甚至不知道怎么走了。其实告别仁里，我也会面临在人生路口，我想应该做第一种人，快乐地走。因为我们永远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要过若干个路口，要作若干个短暂旅途的告别，因开往春天的地铁，会有很多的站台，也需要更换很多趟列车。每到一个站和每换一趟车，都要会告别一些人，又要结识一些人。其实仁里也是我人生地铁中的一站而已。作别仁里，就像是我所搭乘的这趟列车已经到了站，必须得下了车，还得再改乘另一趟列车继续前行。 2015年1月 【作者简介】 欧君武，贵州榕江人。榕江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喜爱文学，学习工作之余，写些散文随笔。1996年开始发表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音乐歌词等。作品分别发表在《散文百家》、《当代贵州》、《城市档案》、《江河文学》、《杭州日报》、《贵州日报》、《贵州民族报》、《黔东南日报》及各类网站。文章入选《黔东南文学60年（散文卷）》，出版有个人散文集《与梦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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