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残片

　　一想起儿时，那尘封在时光荒野里的记忆便一点点浮出水面。
　　最让我苦苦追忆的是，我什么时候有了记忆？我最早记住了什么事？想呀，想呀，一点一点往前推忆。噢，最终想起来了！我最早记住的一件事是夜里听到父母说话被吓哭了。
　　推算一下时间，我父亲是1948年牺牲的，那件事可能发生在1947年，也就是我三岁多的时候。
　　有天夜里，我从睡梦中被父母说话声惊醒。只听我母亲在说我父亲，大意是让我父亲别在外面干了，回来和她一块当教师教个书，安安生生过日子。好像我父亲不答应。我母亲说，成天枪呀刀的很害怕。母亲说人家天上有飞机。父亲说咱有机关炮，机关炮那子弹跟小胡萝卜一样。母亲说着说着，就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一听母亲哭了，心里很害怕，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这一哭，就听父亲说，别哭了，看看，吓着孩子了！母亲果然停止的哭泣，把我抱在了怀里。
　　我父亲叫李文甫，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县开元中学上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入迁到禹县的汲县高师学习，曾担任舞阳县沙北地区党支部书记。我母亲叫杨玉贞，信阳师范肆业，一直在小学当老师。
　　后来，我从党史资料上知道，我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尹集区区长。一九四七年，在我们家乡，国共两党斗争十分激烈，战争呈现拉锯战态势。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这一年，在我的家乡北舞渡，国民党反动头子尚振华将抓到18名解放军战士全部枪杀在沙河滩上。同月二十四日又将11名解放军战士，活埋于沙河滩内。
　　还有一件事，在我朦胧的记忆中还保留着一些断片。在父亲当区长的尹集区部，院子里有个石头台子。有一天，我捡了一些没有炸的纸炮，把几个哑炮的纸衣剥开，把火药从里面倒出来，用火点着“滋花”。点着之后，火药燃烧，火光滋滋地响，很好玩。一次，不小心，火药滋住了左眼。当时眼睛就昏了，看东西模糊得很。我没敢给大人说，就自己忍着。过后，不知怎么却慢慢恢复了。但是，直到现在，左眼的视力不如右眼。
　　在那样的环境里成长的我，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枪。忘记是怎么得到的，我有了一把枪。不是玩具枪，是一把真枪。长大了以后，想那枪的样子，是一把左轮。也可能是一把坏枪。我拿着它也稀罕的不行。有了枪，就想要子弹。忘记了是问别人要的还是自己偷来的，我得到了一颗手枪子弹。我把子弹装进枪内，对着院子内一个死胡洞扣板机。我记得那死胡洞里的地上有积雪。由于年龄小，没手劲，怎么都扣不响。正在扣时，被我舅舅看到了。他把枪给我要过去，摆弄了一番，又把枪还给了我，没说话就走了。我继续对着胡洞扣扳机，还是扣不动。我没了信心，想把子弹退出来就算了。打开枪时，发现子弹没了。我才意识到，是舅舅刚才把我的子弹拿走了。
　　也就是这年，我满5岁的时候，尹集区政府遭到了国民党匪徒的夜袭。那天晚上，我母亲给父亲缝子弹带，是那种斜背在一边肩膀上的子弹袋。缝好后，有一个叔叔也拿了一条让我母亲缝。也就是那天晚上夜深，院子里突然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我母亲一口把灯吹灭，抱着我躲在东墙角。在黑暗中，我看到父亲把步枪伸到窗外射击。
　　过后，查阅我县党史资料才知道，事件发生在五月三日。区部对面商铺潜伏特务尹清槐书写一封信，让张小黑送给匪徒夏金才，密谋偷袭尹集区政府。夏金才等匪众当时藏匿于灯台架深山，接信后连夜从灯台架北上，自尹集西门进入寨内，从区政府后门入院。当时区干部和武装分队人员都在沉睡之中。土匪陈多勋首先进入，潜伏到区政府武装分队当了二班长的尹套带路，指引着谁睡在哪里哪个位置。土匪们对着熟睡的干部战士开枪，枪杀了区武装分队长谢全，队员王坤荣、徐心发、乔田、白发清及三十三团工作队员李全正、毛孩等。其中谢全是土匪谢赖货的堂兄，竟被谢赖货打死。当时枪声一响，区武装部分人员惊醒后往门外突围，刚到门口即被枪杀。我父亲借助窗户向土匪射击，打伤了土匪陈多勋，由于房门结实，土匪无法撞开，加之天已将亮，土匪怕解放军增援，遂又窜回山里。天亮时县政府武装增援部队到达时，土匪已散去，这次袭击土匪共杀害革命同志7人，伤1人。
　　我父亲牺牲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为大军南下地方建政，为迎接全中国解放准备干部，我母亲被组织送到当时河南省首府兰封学习。把我交给了爷爷奶奶。六岁我，骤然离开母亲，虽有爷爷奶奶百般疼爱，也难以弥补那人世间独特的具有唯一性的母爱。在母亲去兰封学习那段时间里，给我留下了最痛苦的记忆。刚开始时，我天天不吃不喝，彻底不睡地又哭又闹，整日哭喊着找妈，找妈。闹得我爷爷奶奶没有一点办法。我看见爷爷仰天长叹，我看见爷爷奶奶也呜呜地哭。我长大后，才理解那时爷爷奶奶那哭是多么痛彻心肺的。
　　我爷爷奶奶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我爷爷给五个儿子分配的职责是，长子读书上学。老二应付抓壮丁。其余的跟他在家种地。我爷爷对长子是寄托了很大希望的，希望他能顶门立户，所以一直供我父亲上学读书。父亲参加革命，爷爷也是支持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爷爷曾在自己家中帮助父亲隐藏过两名共产党员（一名东北籍，一名河北籍）。就是这样的一个身负重望的长子，能文能武，三十英年就惨遭国民党杀反动派杀害，心中哪能不痛断肝肠！现在，儿媳又撇下长孙远赴兰封学习，小孙孙天天不吃不喝地哭闹，日渐消瘦不支，爷爷奶奶那心中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1949年夏天，我和一群光着屁股的小孩在灰河边的沙滩里玩耍。我也光着屁股。那时，我们农村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在夏天都是光着屁股的。光屁股方便，脏了就跳在灰河里扑腾打水仗。大一点的孩子会突然从水里跳出来，拼命往河边柳树下跑。边跑边喊：凉快凉快真凉快，日头地里晒鳖盖！这么一喊，还没跑到树荫下的孩子便会拼了命的往树荫下跑。这样，一个夏天，一个个便晒成了烧火棍一样黑不溜秋的了。
　　正玩着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喊，君，君，你妈回来了！你妈回来了！随着喊声，就有一个女人来到我的面前。我认出来了，是我妈。我没有叫妈，也没有哭。我只是怯生生地看着她。我妈眼睛里滚出了水。我妈拉着我脏兮兮的小黑手回了家。到家后，妈妈烧了些热水，用木盆给我洗了个澡，又从箱子里拿出了一套新衣，给我穿在身上。这时，我妈问我，想妈不想？我突然爆发式地哇地一声大哭，一下扑在妈妈怀里，竞气咽得半天都哭不出来声音……

好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推荐赏读！

寒秋 发表于 2016-3-19 16:33
很生动的散文，欣赏。
童年的记忆残片  已被推至西部文学微博

谢谢寒秋老师鼓励！敬茶！

谢石 发表于 2016-3-19 20:03
好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推荐赏读！

谢谢谢石老师鼓励！敬茶！

                                                                        童年的记忆残片（修改）
      一想起儿时，那尘封在时光荒野里地记忆便一点点浮出水面。
　　最让我苦苦追忆的是，我什么时候有了记忆？我最早记住了什么事？想呀，想呀，一点一点往前推忆。噢，最终想起来了！我最早记住的一件事是夜里听到父母说话被吓哭了。
　　推算一下时间，我父亲是1948年牺牲的，而那件事则可能发生在1947年，也就是我三岁多的时候。
　　有天夜里，我从睡梦中被父母说话声惊醒。只听我母亲在说我父亲，大意是让我父亲别在外面干了，回来和她一块当老师教个书，安安生生过日子。好像我父亲不答应。我母亲说，成天枪呀刀的很害怕。母亲说人家天上有飞机。父亲说咱有机关炮，机关炮的子弹跟小胡萝卜一样。母亲说着说着，就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一听母亲哭了，心里很害怕，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这一哭，就听父亲说，别哭了，看看，吓着孩子了！母亲果然停止哭泣，把我抱在了怀里。
　　我父亲叫李文甫，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县开元中学上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入迁到禹县的汲县高师学习，曾担任舞阳县沙北地区党支部书记。我母亲叫杨玉贞，信阳师范肆业，一直在小学当老师。
　　后来，我从党史资料上知道，我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尹集区区长。一九四七年，在我们家乡，国共两党斗争十分激烈，战争呈现拉锯战态势。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这一年，在我的家乡北舞渡，国民党反动头子尚振华将抓到的18名解放军战士全部枪杀在沙河滩上。同月二十四日又将11名解放军战士，活埋于沙河滩内。
　　还有一件事，在我朦胧的记忆中还保留着一些片断。在父亲当区长的尹集区部，院子里有个石头台子。有一天，我捡了一些没有炸的纸炮，把几个哑炮的纸衣剥开，将火药从里面倒出来，再用火点着“滋花”。点着之后，火药燃烧，火光滋滋地响，很好玩。一次不小心，火药滋住了左眼。当时眼睛就昏了，看东西模糊得很。我没敢给大人说，就自己忍着。过后，不知怎么却慢慢地恢复了。但是，直到现在，左眼的视力还是不如右眼。
　　在那种环境里成长的我，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枪。忘记是怎么得到的，我有了一把枪。不是玩具枪，是一把真枪。长大了以后，想起那枪的样子，是一把左轮。很可能是一把坏枪。可我拿着它却稀罕得不行。有了枪，就想要子弹。忘记了是问别人要的还是自己偷来的，我得到了一颗手枪子弹。于是我把子弹装进枪内，对着院子里一个死胡同扣板机。我记得那死胡同里的地上有积雪。由于年龄小，没手劲，怎么都扣不响。正在扣时，被我舅舅看到了。他把枪给我要过去，摆弄了一番，又把枪还给了我，没说话就走了。我继续对着胡同扣扳机，还是扣不动。我没了信心，想把子弹退出来就算了。打开枪时，却发现子弹没了。我才意识到，是舅舅刚才把我的子弹给拿走了。
　　也就是这年，我满5岁的时候，尹集区政府遭到了国民党匪徒的夜袭。那天晚上，我母亲给父亲缝子弹带，是那种斜背在一边肩膀上的子弹袋。缝好后，有一个叔叔又拿了一条让我母亲缝。也就是那天晚上夜深时候，院子里突然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我母亲一口气把灯吹灭，抱着我躲在东墙角。在黑暗中，我看到父亲把步枪伸到窗外射击。
　　过后，查阅我县党史资料才知道，事件发生在五月三日。区部对面商铺潜伏的特务尹清槐书写了一封信，让张小黑送给匪徒夏金才，密谋偷袭尹集区政府。夏金才等匪众当时就藏匿于灯台架深山，接信后连夜从灯台架北上，自尹集西门进入寨内，从区政府后门入院。当时区干部和武装分队人员都在沉睡之中。土匪陈多勋首先进入，由潜伏到区政府武装分队当了二班长的尹套带路，指引着谁睡在哪里哪个位置。土匪们对着熟睡的干部战士开枪，当时就枪杀了区武装分队长谢全，队员王坤荣、徐心发、乔田、白发清及三十三团工作队员李全正、毛孩等。其中谢全是土匪谢赖货的堂兄，竟也被谢赖货打死。当时枪声一响，区武装部分人员惊醒后想往门外突围，可刚到门口即被枪杀。我父亲借助窗户向土匪射击，打伤了土匪陈多勋，由于房门结实，土匪无法撞开，加之天已将亮，土匪怕解放军增援，遂又窜回山里。天亮，县政府武装增援部队到达时，土匪已散去，这次袭击土匪共杀害革命同志7人，伤1人。
　　我父亲牺牲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为大军南下地方建政、为迎接全中国解放准备干部，我母亲被组织送去当时河南省首府兰封学习。就把我交给了爷爷奶奶。六岁的我，骤然离开了母亲，虽有爷爷奶奶百般疼爱，也难以弥补那人世间独特地母爱。在母亲去兰封学习那段时间里，给我留下了最痛苦地记忆。刚开始时，我天天不吃不喝，整天不睡，又哭又闹，总哭喊着要找妈妈。闹得我爷爷奶奶没有一点儿办法。我看见爷爷仰天长叹，奶奶也呜呜地哭。等我长大以后，这才理解那时爷爷奶奶地哭是多么的痛彻心肺啊。
　　我爷爷奶奶有五个儿子，父亲是长子。我爷爷给五个儿子分配的职责是：长子读书上学，老二应付抓壮丁，其余的跟他在家种地。我爷爷对长子是寄托了很大希望的，希望他能顶门立户，所以一直供我父亲上学读书。父亲参加革命，爷爷也是支持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爷爷曾在自己家中帮助父亲隐藏过两名共产党员（一名东北籍，一名河北籍）。就是这样的一个身负重望的长子，能文能武，三十英年就惨遭国民党杀害，心中哪能不痛断肝肠！现在，儿媳又撇下长孙远赴兰封学习，小孙孙天天不吃不喝地哭闹，日渐消瘦，爷爷奶奶那心中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记得1949年夏天，我和一群光屁股的小孩在灰河边的沙滩里玩耍。那时，我们农村像我一般大的孩子在夏天都是光着屁股的。光屁股方便，脏了就跳在灰河里扑腾打水仗。大一点的孩子会突然从水里跳出来，拼命往河边柳树下跑。边跑边喊：凉快凉快真凉快，日头地里晒鳖盖！这么一喊，还没跑到树荫下的孩子便会拼了命地往树荫下跑。经过这样一个夏天，一个个都被晒成了烧火棍，都是黑不溜秋的了。
　　正玩着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喊，君，君，你妈回来了！你妈回来了！随着喊声，就有一个女人来到我的面前。我认出来了，那是我妈！可我没有叫妈，也没有哭。只是怯生生地看着她。我妈眼睛里滚出了泪水。拉着我脏兮兮的小黑手回了家。到家后，妈妈烧了些热水，用木盆给我洗了个澡，又从箱子里拿出了一套新衣服，给我穿在身上。这时，我妈问我，想妈不想？我突然爆发式地“哇”地一声大哭，一下扑在妈妈的怀里，气咽得半天都哭不出来第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