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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中塬上人，把父辈排行老大的、和比自己父亲年龄大的叔叔都叫伯，我父亲兄弟姐妹10人，他是老大，他是我的老伯。 这几年，每到年跟前，时间刚沾上腊月边，我父亲就坐在大门口的青石墩子上，开始不停地掐指头算天数，算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放寒假，什么时候能回家。一天最少数三遍，早中晚最少各一遍。他也知道，他自己掐算的天数不顶事，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基本上是由不得他的。但父亲仍然希望儿孙们能按他预算的天数回到自己居住的陕西关中农家。他子女中唯一的男孩子——我，在我们叫南山（秦岭）的南边——湖北十堰工作。这个地方，距离我父亲坐的大门口，其实并不远，差不多400公里，自驾汽车，铆着劲开，也就是半天时间。 这要是放到20多年前，那可真不算近，不论坐火车还是坐汽车，你得上到南山顶上，翻过南山再绕到河南或者绕到四川。 但是，这两年，父亲老了，真的老了！他的思维一直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你只要问他：“大爷，十堰远不？”他一准回答：“咋不远？远的很呀！”尽管他最近一年也坐着儿子驾驶的小汽车穿越秦岭隧道，到十堰逛了一回，尽管汽车在穿越秦岭隧道时，他不停地赞叹：“嗨，如今这人，狗日的，本事大极了！这么多的土，都倒到哪儿去了？”他没见过大型机械钻山洞、打隧道，但他自己打过窑洞。一鐝头一鐝头地挖，一铁锨一铁锨地铲，早些年是一担笼一担笼地挑。有了架子车后，他就高兴得快要蹦起来，他说：“狗日的，一车子能装七八担笼，轻省的很，拉上能跑！”汽车钻过16公里长秦岭隧道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完全没有词了，只是一个劲地赞叹：“这狗日的，这狗日的！”他还赞叹沿途桥梁的高、桥梁的长。当然，也离不了“这狗日的！”但他对他儿子工作与生活的美丽的车城十堰视而不见，或者说，不感兴趣。他关心地是儿子什么时候能调回他自己身边工作？一直关心了30多年，从儿子离开家乡学校的那一年开始，年年、月月、天天都关心的是这事！ 父亲非常爱他想他自己的儿孙，狠不得天天能和儿孙们生活在一起，但他却离不开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农村，强烈地不愿意离开自己住习惯了的家，不愿意到城里和我们住在一起。谁一提让他和儿子到城里住他就跟谁急。他一生勤劳、节俭，热爱生他养他的土地。但他的性格倔强，犯了脾气就要骂人，而且会经久不停。我们也曾想过，给他雇请一名护工或者把他托福到什么地方的养老院，他更是反对。他说，我不要，谁都不要！我不去，哪里也不去！我放的安然不安然，为啥要跟他别人淘气？也是的，连自己亲女儿，他都不要成天住在自己跟前，又怎么能放心地让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人呆在身边呢？没办法，只有把他老人家一人放在家里让他“受罪”。 父亲老了，今年真的老了！按说，在这个全国人均预期寿命76.5岁的今天，82岁，还不能说有多么高寿，但他却在这个岁数上，遇到了大麻烦。一跤跌得把一辈子装在大脑里的记忆全都跌没了。一个冬天住了3回医院。亲女儿站在跟前不认识了。白天呼呼睡大觉，天一擦黑便开始大吵大闹，喊叫着让儿女们快起床，快下地。“不得了呀，地里的草都长凶了！”“快开门，你五爷来了，后边跟的那人是你三伯，快叫他们进来！”父亲说的这两人，都是他童年时的玩伴，是和他一起台子底下看秦腔的几个忠实戏迷。但两人离开这个世界都已经二三十年了。我父亲就这样整夜不停地叫，不停地喊，叫喊得整个小医院不得安宁。 可以肯定地说，那些天，我父亲的大脑里就只有这些早已去世的人、这些过往的事了，翻来覆去都是这些！ 父亲这一生，最见不得的就是庄稼地里长草。说夸张点，他务弄的自留地里，你不管什么时候去看，还真是难找出针尖大的杂草。有人跟他开玩笑说：“大爷，你是拿着放大镜到地里锄草呢？”他说：“娃，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庄稼地里都成了草，那不是羞先人呢！”他自留地的庄稼比人家地里长得都旺势。麦子黑油油的，油菜杆长得比人还高。我父亲出身贫苦，从小跟着我爷种庄稼，他是老大。后边有7个弟弟，2个妹妹。为了弟弟妹妹能吃饱肚子，他10几岁就带我5爸（叔父）逃荒到泾河岸上开荒种地。那里闭塞偏僻，人烟稀少。每到夜晚，野狼就到他们住的破窑洞门口跑过来跑过去嚎叫。为了驱赶恶狼，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在门口点一堆子柴火，在门墙上挂上草绳。弟兄俩一呆就是几年。 我爷爷是独子，很早去逝。42岁时那一年冬天，他劳动了一天，从地里回来，饿急了，热人吃了碗冷饭。肚子当时就翻江倒海的疼，爷爷有个叔伯哥哥，我叫大爷。我大爷指挥我父亲和几个年龄大点的叔父赶紧翻沟越岭把我爷抬到了县医院。医生检查说我爷得了肠梗阻，但由于没有及时手术，结果耽搁了。爷爷实在太可怜了，一辈子紧紧巴巴过日子，即使睡进棺材里，身上还穿的是旧棉袄。杨木板做的棺材不够尺寸，人躺到里面腿脚踡屈着，没办法伸开。我爷一殁，一大家人的生活就靠我婆（祖母）和我父亲担当了。幸亏我婆很能干，她没失主意，我父亲在她的教导下，很快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父亲最喜爱、最看得起的人，是沟坡里那些成天“土脊背”（满身泥土的小伙子）和“光脊背”（不穿上衣的祼男）。他常常对我夸奖这些年轻人：“嗨，狗日的，争得很！日子咋能过不好呢！”如今这些满脊背是土的小伙和光脊背晒得脱皮的小伙越来越少了，甚至看不见了。我父亲就经常叹气：“哎，狗日的，放着地不种，跑到城里去，我就不知道城里有个啥好？庄稼人不种庄稼，想的啥五呀六呀？” 在我父亲的世界里，唯有和黄土打交道才有兴趣。打我记事起，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下地。我曾经不明白，到底有多少活儿，值得他一年四季都钻到地里吗？随着我慢慢长大，我才懂得，父亲的魂就在这黄土里。我小时候，土地归生产队所有，社员一年四季，要参加队上劳动。自留地其实是没有多少，平整肥沃的土地一个人也就两三分。但我们村有广阔的沟坡。由于远离公社，远离大队，可以偷偷摸摸地干些违背上级精神的事情。为了社员碗里糊涂稠点，队干部悄悄地把沟坡划分给了社员，让社员自己开荒播种。我父亲从忙罢地分到户那一天起，每天干完队上的活儿，怀里揣上两个冷蒸馍，就到沟坡开荒挖地，一鐝头一鐝头地挖，一直干到睁眼看不见人模样才回家喝汤（吃晚饭）。有时候天热极了，只要队里没有紧要活，社员可以在家歇晌。我父亲就趁机脱光膀子下沟干活，每年忙罢，身上都要晒脱几层皮。挖出生坡地，阴历七八月再熟一遍，九月底到十月初下麦种，第二年二三月份除一遍草，农历五月中旬收割。队上为了公平，分给社员的坡地每隔两三年轮换一次。凡我们家种过的地，父亲都要把上下的沟坡路修得顺顺当当，并且在崖畔跟打一眼储物避雨的小窑洞。十几年下来，沟坡里凡我父亲种过的地，都留下了他打的小窑洞。方便了自己，也方便了村上的人们。 我父亲年轻时看似粗笨汉子，但他心灵手巧，农业行道的活他样样是把式：提搂撒种擩麦秸，吆车能打回头鞭，扬场会使左右锨。除外，他钉锅钉斗钉盘子钉眼镜，配钥匙箍盆箍瓮编背篓。不管是什么活儿，没有难得住他的。他的手工挂面，尤其是一绝。每年冬天，他都要给全村四五十户每家最少挂一架面。一般都是提前十几天排号，有些外村的人，想孝敬老人，想挂点细面给老人吃，我父亲也尽量满足要求。一年四季，没人见他闲过。俗话说，正月初一十五二十三，老驴老马闲三天。即使这三天，我父亲手也闲不下来。东家找他做个蒸馍篦子，西家找他补个喂猪铁盆。 他常说：家具使人呢！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他端的洋瓷饭碗，就是他在野地里捡拾的一个漏漏碗。有一年夏天，我在家里过暑假。一天中午，他从地里做草回来，手里拿了一个淡蓝色的洋瓷碗。 我问：“伯，你到哪儿拿个破碗？” 我父亲说：“北安地里拾的！” “拾它干啥？” “钉一下还能用！” 我母亲活着的时候，爱制备家具，锅碗瓢盆没有缺的，为了遇事不求人，我家的碗少说也有二三百。可是我父亲却把野地里捡拾回来的这个破碗当成了宝贝。他饭也顾不上吃，叮叮咣咣地就在那儿钉。钉好后又先用洗衣粉再用洗洁净一遍遍地洗。当天中午，他就要用这碗盛饭吃。为这事，我气得几乎要吐血。凭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他还是坚持他的。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还用着这只碗。 父亲还有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特点，痛恨如今的产品包装，不管是食品还是用具，他只要看到有包装的东西就愤怒。譬如食品，只要没有包装的，他都说好吃，凡是有包装的，他一般都要先骂几句：“嗨，这狗日的，把人骗急咧！”所以，这些年，我们不管买了什么吃的、用的，凡是送给他老人家的，都背着他提前把包装撕掉。 你说他吝啬吗？才不是呢！不论你是谁，你缺的东西只要他有，你只要找他要，他都是毫不犹豫，慷而慨之。有件事，我记忆深刻。小的时候，我们家还比较穷，但村上比我们家还穷的人有不少。有一年，我们全家指望过生活的一只绵羊从崖上跌下摔死了。村上人帮忙把死羊给我们送回了家。当天晚上，我父亲让我妈把家里半缸子面粉烙成锅盔，让全村人吃了羊肉煮馍。全村人像过年一样吃得兴高采烈，唯有我妈一个人一口也没吃，边烙锅盔边偷偷在灶台后边抹眼泪。我妈哭得伤心的模样我一辈子也无法忘记。我父亲那天晚上豪迈的气势我也一辈子忘不了。黑地里，我父亲手插在腰里说：“快吃，一碗不够了再吃一碗，两碗不够了吃三碗！碗里完了自己到锅里舀！”一大锅羊肉煮馍一晚上被村里人吃了个净光。 这样豪气的事情还有很多。有我父亲的吃苦能干和我母亲的勤谨辛劳，我参加工作以后，我们家日子好起来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家成了我们村第三家买电视的家庭，而且还是彩色的。那几年，我们家几乎成了公共场所。每到半后晌，我父亲就把电视搬到院子，我母亲把家里板凳椅子草垫石墩全摆在电视机前等着大家来看。有时候，人多了，连墙角靠的木头椽子也被人放倒当板凳坐。晚上电视一完，人走院空，我父母再拾掇打扫。 我父亲的趣好也实在太多，他爱狗爱猫爱兔子爱鸽子尤其爱蜜蜂。最多是，他曾养过20多群蜜蜂，2012年秋天，他一场大病，在城里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没人经管的蜜蜂，死的死，跑的跑，最后只剩了两三群。后来，他把几十个蜂箱他都送人了。除了这些，我父亲还是一个秦腔迷，平时喜欢哼几句旦角的唱腔。最近这十多年来，每到过年，陕西台都要组织不同形式的“秦之声”戏迷大叫板。2004年春节，由于学校工作忙，我腾不开身回陕西老家，于是父亲在老家，坐在炕上的热被窝里看戏，我坐在十堰客厅的沙发上看戏。父子俩人相隔960公里（那时还没通高速）看同一个人唱。在我认为，这一夜秦腔“戏迷大叫板”的组织水平甚至比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文艺晚会还要高。淳朴而充满激情，丰富而光彩四溢。当6位演员唱完第一轮的时候，我便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父亲的长途。
我问：“伯，你看康令智老汉的《血泪仇》唱得咋个向？”
父亲说：“唱的美乍咧！” 这天晚上，戏迷大叫板结束以后，我们父子俩忘记长途高昂的话费，一直聊到欠费停机。这是我这一生和父亲聊天聊得最长的一次，也最愉快的一次。而平常，我们父子俩电话里对话就像贼撵一样，最多就是几句话。 老了，老了!和黄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今年真的老了！耳朵聋了，眼睛花了，走不动路了。过去被他务弄得杂草不生的庄稼地已经荒芜了。他现在能做的可能就是对他劳作了几十年的黄土地的眷恋，对那些和他曾经玩耍过、共同劳动过的伙伴们的思念。他说：“你五爷来了，你三伯也来了，他们是来叫我跟他们一起看戏呢，戏都唱到困土山了！嗨，你说这个关老爷咋弄的，一辈子过五关斩六将，到老来却吃米饭屙一炕！” 哎，这些死鬼也真是的，怎么就这么心急？谁都知道，黄泉路迟早是要走的，难道就不能再晚上几年吗？
文章作者董怀禄
作者简介 ：董怀禄，笔名小河水；新浪博客昵称：长安亦君；QQ昵称：细水长流。陕西礼泉人。早年任教于家乡陕西礼泉一所中学，1985年招聘到湖北十堰。先后在市十一中、市三中、市一中任教，担任过教务主任、政教主任、教学副校长、校办主任、党办主任、校史办主任，现任某校副县级专职工会主席。中学高级教师，十堰市首届十大名师。1996年，先后入选《中国中学骨干教师辞典》和《中国当代专家大辞典》。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作协十堰分会会员，湖北省、十堰市教育学会会员，曾任十堰市语言文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年轻时喜好写作，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曾担任《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教育部指定中学生读物）一书副主编，参与过《教子有方》等12本书籍的编写。有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在《中国教育报》、《学习月刊》、《湖北教育》、《湖北党建》《语文学习》等报刊发表。 2016年4月，“精短小说”杂志推出董怀禄26万字个人专集《怀念与忧思》，《咸阳日报》（4月12日）和咸阳电视台进行了报道，《新看点网》等多家网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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