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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雏鹰展翅才知愁 1976年是中国历史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1月8日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7月6日，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北京地区，京畿为之震动；9月9日零时10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10月18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从此结束。 十年浩劫种下的种种苦难，在这一年中因共和国的三棵擎天大树轰然倒塌而将人民的悲怆推向了极致。这一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其重大程度让其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历史的宏大叙事自有史学家们挥笔著述，他们已经写了很多。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只不过高兴一时，悲痛一阵，很快就归于平静，而我们自身所经历的毕业分离，却从每个人的心上长久地无法抹去。 我们是秋季入学，元月份毕业的，高中共上了两年半。为了做好毕业生思想工作，鼓舞士气，使同学们回到广阔天地大干一番。学校决定召开了一次毕业生誓师大会，我在会上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题目是“雏鹰展翅何惧愁，万里蓝天任自由”。豪情满怀，澎湃激昂。提振了不少学生准备回农村战斗的信心。 临毕业的那几天，建陵街道的国营商店，水果糖都卖空了。天又纷纷洋洋地下着雪。我和两名同学穿着雨衣和高筒雨靴，专门到40里路以外的县城去买糖。那时候，相互分别时兴送笔记本。为了给关系要好的同学送上精致漂亮的笔记本，我跑了几个商店，耐心又加细心地选购，终于如愿地买了几个塑料皮的笔记本。 毕业那天，我把其中最漂亮的一本悄悄送给了天水姐。上面写了两行字：别后有心常常记，只字可把忠心替！也许有人不明白，怎么不是“爱心”而是“忠心”呢？是的，那是我们对毛主席的忠诚，而非对某一个人的爱。那时候所有建筑物的门上，所有书本的封面，都印着毛主席老人家的画像和一个大大的“忠”字。有人说，毛主席对这种显像也很生气。说他到一个地方去视察，发现食堂门上印着他的画像和忠字，后来上厕所，又发现厕所门上也印着他的头像和忠字。他就很生气，问那些跟着他的人：这就是你们对我的忠心吗？你们吃饭、睡觉、上厕所，让我给你们成天守大门。但在那个年代，谁又能不这样做呢？ 天水姐送我的是一个旧笔记本，是她珍爱的粉红色绸面本子。扉页上是“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做毛主席好学生”三句话。那时，林彪虽早已经在温都尔汗摔死了，但她却把这个漂亮的笔记本没舍得丢，只是用墨笔涂掉了林彪的名字。内中有几张彩色插画，第一张是雷锋为一个小朋友义务理发。她虽然一个字没在上面写，但我懂她的意思。这个笔记本我一直保存着，上边仍旧没写一个字。 锣鼓敲得震破耳膜。高中毕业了，同学背上铺盖卷儿准备回家去。校门口，朝夕相处的伙伴们难舍难分。不知哪个先哭出声，一霎时，几百个少男少女竟大放悲声！大家搂着、抱着，疯狂地哭啊，嚎啊，一肚子委屈像堤水决口般尽情倾泻。这场面，即使毛主席、周总理去世也没如此悲哀。有些十几年甚至没流过泪的同学这一回也流泪了。搂过抱过哭过嚎过，就相互送分别的香烟和水果糖。连门卫兼管理员安老师的桌子上都收到了一大堆同学们送的零散烟。这一天，正是建陵镇逢集日，跟集的人涌满了平常空荡荡的街道。人们不知道发生啥事，一时卷过来，踮起脚，拔长脖，看究竟。 我没有哭。我和老师们一一握过手后，背上铺盖出了车碾人趟的尘土大道，拐上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形单影只的爬上了白马山顶。朝西南望去，牛角塬，平展展，雾茫茫，尽收眼底。六社十三村，随便地，却又错落有致地均匀分布在塬上。光光的打麦场，像泊泊银光闪闪的湖。南首村，就在十三村的最南端。在那儿，在家乡，我将要滚一身泥巴，抡起镢头锨把，寻找自己的出路了。 刚毕业那阵，年轻气盛，腿上也有劲，骑上车子到处窜，同学们之间的来往也比较频繁，但时间一长，广阔天地的334工厂（生产队劳动，成年劳力一天记10分工，早晨3分，中午3分，下午4 分）把不少人教乖了。面朝黄土背朝天，脊背晒得都和黑铁匠一样，完全没有了当初刚回生产队时的豪情。 我回队以后，因为无聊，跟人走街串巷，爆过两天玉米花；因为会爬电线杆子，当过几天电工；因为想学门手艺，跟建筑队当过小工；因为干活不惜力气，被生产队派到“黄委”工地，修过山路……。 “黄委”这地方的条件实在太差。干的劳工活，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一天三顿的杂粮饭，早晨、晚上包谷稀粥，中午是少醋没辣子的高粱面搅团，被我们戏称“水围城”。如果偶尔吃一顿活络，那就是改善生活了。住的地方，那就更不能提了。打麦秸地铺，睡在泾河畔的塌塌窑里。塌塌窑不仅潮湿，而且老鼠和臭巴虫（不知道它的书本名叫什么）特别多。我虽然胆大得能敢给老虎掏耳屎，但却不敢见这种臭巴虫，一看见它屁股翘着在墙旮旯跑，我的周身就起鸡皮疙瘩。 不由人就想到高二暑假那一年，在白马山南修公路的浪漫。虽然都是修路，但境遇却大不相同。那时，我们队住扎在冯马咀村，我住在好同学张鹰家，和张鹰两个人睡一个炕上。我们有一个饭菜做得不错的专门炊事员。他每天都能把面扯得很软很长，把馍蒸得很圆很白。简单的黄瓜、萝卜都能调得很香，那一顿吃凉面要是没有葱韮下锅菜了，他就到地里拔一把灰灰菜，洗干净，切碎，用热油泼好。想吃几碗你就吃几碗。每天晌午还给你把面汤凉好，盛在一个瓷脸盆里。吃了喝了受用了。晚上，我和张鹰、另一个同班同学（学名我已忘记、小名叫官换，我远方表叔），一人背一个麻包，跑到几里路外的店头村西瓜地里偷瓜（罪过，可怜那些当年被我们偷走西瓜的瓜农）。偷回来的瓜怕被人发现，塞到炕洞里，吃过的瓜皮没地方撂，就悄悄撂到邻家门上的猪圈里。两个老母猪都被我们喂熟了，只要我们一从猪圈门口过，老母猪就抬头哼哼地朝我们叫。有天半夜，老鼠在脚底跑过来跑过去乱吱哇。吵得人睡不着。 我说：“张鹰，不对劲啊，今晚老鼠咋这么凶？” 张鹰说：“老鼠饿急咧！” 我说：“哪咋办？要不弄些吃的，把它们喂个？” 两个人正胡谝，却听街上人大喊：“地震咧！快往出跑！屋里不敢停了！” 我们俩就夹着被子跑到大场里。这就是那一年的唐山大地震。后来，我们就在麦秸垛夹巷睡了几晚上。 ……从“黄委”修路回来不久，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全国恢复高考。报考条件很宽，只要十年文革耽搁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参加考试。于是，我们这些毕业离开学校一年的同学，磨刀霍霍，积极复习。这年冬天，全国570多万考生参加考试，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建陵中学高二乙班毕业的几十名同学。但是，丢人的很！由于在校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我们一个个被考得灰头土脸。考完试从县城回来，我在芦家坡里遇到雪峰、秋芳等几个女同学。我们最大的感慨就是好多考题不知道它问什么。最后，张君鹏、张忠义等极个别的几个同学考上了中专，跃出了“农门”。 我自己也因为这次考试成绩还算可以，被县教育局关注，后来又参加了一次教育局专门组织的考试，被录取后，在乾师经过短期培训，成为家乡中学一名教师。由于自己基础差，有许多知识短板，我工作之余拼命补火。夏天，我把电灯泡挂到房檐前，看书看到半夜，冬天，我坐在煤炉前写作业，有时煤都着完了自己还不知道。后来我先考取陕西教育学院大专函授，后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本科函授。从陕西招聘到了湖北，成了一位“朝秦暮楚”的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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