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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奔赴农村”的，我自己都觉得很不配“奔赴”这个词，我实际上是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去上山下乡的。首先，我下乡并不是属于自愿的，更谈不上是“心灵深处的一场革命”，看到有些同学，我的学哥学姐们面对下乡，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有的甚至写下“血书”，向党组织表决心，献忠诚，还有的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这般气势，这种“革命豪情”对于我是万万没有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我的家庭，首先是父亲遭了殃，家中一切全部扭转了，父亲从革命军人、革命干部一下子成为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冠之一高帽游街示众，称之为“牛鬼蛇神”，关进牛棚，父亲当年支持彭德怀的“万言书”，讲真话并在四川与彭德怀相遇畅谈，这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他的最大罪状，公司礼堂的大批斗，游街戴高帽，早请示，晚汇报，唱“我是牛鬼蛇神”之歌，被多次抄家，家的周围贴满了批判父亲的大字报，正对家中窗户的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着打倒父亲名字的口号，姥姥扫院子改造，家中随时被批、被斗、被勒令，整个家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我也是经常被勒令的对象，指定到学校受批斗和劳动改造，对于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我哪里还会产生一丝“革命者的勇气”，下乡既是对我的一种逼迫，也是我幼小心灵对无休止地斗争的一种逃脱，满脑子想着父亲的话，想着赶快离开这个充满红色恐怖的世界。 “农村好活人”父亲身处恶境，无奈的一句话，也不算什么高深的哲理，但我深知它真正的含义，他也希望我远走高飞，起码脱离这个浮躁扭曲了的社会，父亲在用他滴血的“心”告诫我、鼓励我，也是这段话，成为我走入社会的一个基石，也是我人生第一个转折点上树立的一个航标。 1968年12月28日，天没亮，我就起床了，实际上我一夜无眠，脑中闪过都是文化大革命残酷的场面，躺在被“家委会”已经“霸占”的房子里，幼小的心灵已悄然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报仇雪耻已在我内心发芽，我到农村好好活人，好好干，干好了回来与整我家的人“算账”，象父亲当年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警卫员返回家乡的情景，多么伟大的一个梦想和愿望啊。现在回想又是多么幼稚可笑。 冬日的清晨，枯叶遍地，心中黯然却又憧憬着美好的希望，当我起床悄悄走进厨房时，才发现母亲早已为我煮好了稀饭，溜好了馍，这一切悄然无声，母亲默默地看着我狼吞虎咽般地吃完饭，又像英雄一样背地上行囊，居然没有什么叮嘱，没有什么母子情长，倒好像我要去过什么好日子一样，默默地看着我走向远方，我也真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当做英雄，头也不回的就走了，走向那我并不知道却又想快点到达的地方。以至多年之后和母亲谈及此事，母亲也是淡淡地说道，你爸说的对，“农村好活人”，你在家里，在城市，太委屈你了。 背着行囊独自一人来到南门外体育场，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到处欢歌笑语，没有任何离别的儿女情长，因为是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才几天时间，我们就要奔赴农村了，要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所为”，我找到去耀县小丘镇的车辆，爬上去，一车的同学居然都不认识，我也不想和任何人交谈，也奇怪，一卡车同学仿佛好像都没人关注我这黑七类狗兔崽子，这让我感到我有了一点正常人的味道。我的家庭当时的情况，就像一种瘟疫落到了我身上，把我原有的班长，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全部扒光，取而代之的是“黑七类”、“狗崽子”、“要改造的人”、“要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的人”，个别同学对我是横眉怒斥，更多同学便是避而远之，以免“瘟疫”袭身。我坐在最后的车帮边，随着汽车地开动，心飘向迷茫的远方。 汽车在一片欢呼声中启动了。我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着狂热的人群。那时的我，由于太大的落差，使我开始了对人生的思考，开始了对人生的怀疑。经常梦中回到那鲜花似海的学生时代，梦醒时分，才知道自己又成了“不齿于人类的一堆狗屎”，“一个目光里有仇恨的狗崽子”。一半清醒一半梦，我多么想永远睡在梦中不再醒来，但生活仍每天把我唤醒，把屈辱、痛苦不停地、重复地给我，给我的家庭，给我那革命一生却又成了“牛鬼蛇神”的父亲；给我那任劳任怨却又成了“阶级敌人”的母亲；给我那天真烂漫却只能默默无语靠边站的妹妹们。 汽车转到了钟楼。更大的欢送人群，敲锣打鼓，红旗飞舞，革命口号此起彼伏，人们全部陶醉在革命的欢乐海洋里。从12月26-28日三天里，西安市共有12万五千名老三届学生像辐射状一样，下到了陕西省各个农村，成为“光荣的下乡知识青年”。可我怎么也“光荣”不起来，只是被迫地随波逐流，冷眼从车帮缝隙中看着这一切，偶尔也能看到几位家属院的熟人，但我已失去了打招呼的勇气，不像车里的几位同学，狂热地呼喊着口号，兴奋地与人群中熟识的人呼喊着。 喧闹声很快就远离了。卡车在颠簸中疾驶，天空飘起了雪花。没人问走到哪里，可能同学们都不知道目的地耀县的路程。雪越下越大，空气也越来越寒冷。我蜷缩在角落里，这才闻到母亲给我缝制棉衣棉裤的新布料的味道。想着家中我喂养的小鸡，平日它们只能蜷缩到阳台的一角，可我现在已顾不上它们了。车厢里传来女同学偷偷的哭泣声，可能感染了其他貌似坚强的男同学，大家刚才的欢乐被冬日的寒风吹散。雪花将思绪凝固，飘落在茫茫的荒原之中。 终于到了耀县小丘镇，已近傍晚。下了卡车各公社的人已等待着接同学们。等同学们坐着牛车马车分道扬镳时，我才知道，我们红崖坡前咀子小队的八女七男学生要步行。接我们的老乡一个个扛起我们的行李就走，我们跟在他们后面踏雪前行。来到崖边，老乡背着行李在积雪的羊肠小道上向山下走去。我们这十五位学生真是吓傻了，一旦滑落下去，不说是粉身碎骨，也是腿断胳膊折。队长看出我们的为难，派人拿撅头一步一个小坑的挖了起来，在下崖的陡险的羊肠小路上，顺着挖出的坑坑点点，我们十五个同学这才手拉手一步一挪地下了山崖。至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我这自认有点身手的人对农民的果敢也产生敬佩。 来到窑洞前又是一惊，我们连房子都没有，住的是窑洞，对城市来的学生似乎又让人回到了原始时代。不过在雪夜里顾不着许多了。队长派一个叫李舵的老人给我们做的包谷糁稀饭，蒸的馒头和江水菜，大家狼吞虎咽咥起来，很快风扫残云般地吃完了。七个男生一窑，八个女生一窑。我才发现十五人里有一个同班同院的何建忠，其他均不认识。何建忠家里成份略高，我想这也好，同命相连，估计其他同学也好不到哪去。倒是大家还有点寒暄和客气，我也长舒一口气，尽管条件艰苦的令我连连吃惊。想着父亲说过：“农村好活人”。这一切，我均不在乎，心里快慰的是，这里的人，没人喊我“狗崽子”了。我憎恨这一称呼。 【作者简介】：李建平， 河北，湖北人氏，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老三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并创建陕西建筑能源专业委员会，担任学会主任，并曾任《陕西建筑设计》、《建筑能源》内部刊物总编，发表专业论文200余篇，并编写有《浮云朵朵》、《思念妈妈》等，工作之余写作散文、诗歌、随笔、评论等，文章见于《陕西日报》、《西安晚报》、《西安日报》、《三秦都市报》、《华商报》、《法制周报》等刊物，对历史的追忆，对灵魂的注解，让老知青又用文章诠释演绎一曲悲壮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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