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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老兵真实的回忆记录。 作者：王伟功
我14岁参军入伍。 在那政治动荡的岁月里，我比同龄人幸运。 1970年12月，我在西安市上初二。那是不读书的年代。每天参加"大批判"之外，就是学工--铸铁，学农--割麦子，再就是备战备荒--挖防空洞。 不读书的日子混起来很快，眼看离"毕业"已经不远了。当时高中停办，我们只能混完初中就走上社会，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工，留在城市进厂矿当工人；农，插队落户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兵，参军当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参军--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的首选。当时，我们家庭周边环境都是省上的文化艺术单位，参军当兵是渴望而不敢求的事。事情就这么巧，机遇来得就这么快，机会来了城墙都挡不住，一夜之间使我梦想成真，我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兵。 驻陕部队第21野战军，要组建文艺宣传队，委派所属60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李光，来西安招文艺兵。李光，东北人，喜爱文艺，又与我父母、大舅、二舅相交甚好。我父母、大舅、二舅都是京剧名家，在陕西辅导工厂、部队排练演出"样板戏"有一定影响。李光来了明确表态希望我父母多推荐艺术人才，他负责把好政审、体检关。就是他主动提出："让你家小伟功去考考吧！" 父母一听，高兴地喊起来："太好啦，那一定让他争取去当兵！" 那天的情形我终身难忘，我与班里同学正在西安体育场外挖防空洞。在黑咕隆咚的洞里待久了，我很烦！溜出来，跑到西安南门的旧城墙上，盘腿坐着，仰了头看蓝天白云。那时的天，--蓝呀，蓝得像碧蓝的墨水，似乎将从天上倒下来；云薄薄的，仿佛一层淡淡的薄纱，轻飘飘贴在蓝天上；一群鸟哗啦一声，从城墙上飞起，黑压压一片，发出嗡嗡嗡的叫声。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每每走过旧城墙，我都会沉浸在当年仰望蓝天的怀恋之中…… 这时，爸爸远远跑来，气喘吁吁地喊我，我从城墙的马道上呼噜噜跑下来，跟他回了家。那天，见到了红光满面的李光叔叔，他快言快语介绍了情况，并告诉我们：由于宣传队是业余的，又是从事文艺演出，不是作战单位，因此对家庭出身的要求，没有正式征兵那么严格。家长只要不是被戴上所谓"死不改悔"帽子的，不是地方单位造反派揪住不放的，子女就可以被招收！李光叔叔爱怜地搂着我肩头，一遍又一遍地说："孩子，你当兵去吧！"面对这从天而降的幸运，我乐不可支，父母更是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有李光叔叔的保荐，爸爸带我到南郊子午路21军西安办事处填了表，这事就算定了！可是我报名的文艺特长--京剧板鼓，还一点都不会呢！好在宣传队招兵还有20天时间，父亲想了想，胸有成竹地对我说："20天--够了！" 靠着父亲这句话，使我坚定了信心。8年之工要在20天完成，机遇来啦，刻苦勤奋才能实现梦想，只有创造人生奇迹才能实现最后决心，拼搏！ 我的童年生长在艺术大院，全家人从事文艺事业，都在陕西省京剧院工作。父亲王万琪是国家一级鼓师；母亲王君青是尚派真传弟子、高级讲师、获艺术终身成就奖；大舅王筠蘅是国家一级演员兼导演；大舅妈王熙苹是国家一级演员、荀派传人；二舅王君笙是国家一级琴师；二舅妈吴玉华是行政财务；全家人有导有唱，有打有拉，是剧院的主要骨干力量，合起来是一个戏班子，唱起来就是一台戏。 妹妹王伟华，虽没从事京剧艺术，但她是琵琶专业音乐教授。13岁考入西安音乐学院学琵琶，造诣匪浅。大学毕业，荣获1980年"上海之春"音乐大赛二等奖。后赴日本深造、读研究生留校传艺，成为日本高崎艺术大学琵琶专业教授，被誉为日本的"第一把中国琵琶"。 在我们家族中，京剧艺术造诣最深的，当属艺德高尚的父亲王万琪了。我的祖父、外祖父均出身农民，1934年山东大旱，老百姓纷纷祈天求雨。有一个10岁孩童，用一双筷子敲打盆底，点子打得有模有样、节奏分明。这无意的敲打，被行内人士天津京剧团一位乐师发现，他私下打听找到孩童的家长，说明来意，告知说：这个孩童有音乐天赋，想培养他学习打击乐，五年管吃、管住、管教本事。这么一说，父母也就同意孩子出去学点能耐，将来自己立家立业，他就这样走上了艺术道路。这个孩童就是我的父亲王万琪。 父亲在天津学艺，出徒后到烟台，后到青岛永安大戏院"官中场面"，就是普通乐队就职。青岛永安接演的演员，都是全国一流的大演员，由于父亲天资聪慧，刻苦好学，又得以司鼓大师级人物白登云、杭子和、周子厚先生的亲传，虽然还做着普通乐队的工作，负责记录大演出的宣传档案，但他已神情专注，留心于每场演出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突然有一位鼓师急事离走，临时决定请父亲王万琪替代司鼓。一场戏下来，竟无不称赞，尤其得到主演的肯定，当场选他为私方鼓师。这些都是父亲平时看戏记提纲、找差距、用心总结而来的，印证了"机遇总是送给有准备的人的礼物"！ 自此，父亲得以与全团一线艺术家合作，如"南麒北马关外唐"的唐韵笙；"评剧皇后"、"女梅兰芳"的言慧珠；"四小名旦"的许翰英、杨荣环、陈永玲；"四大名旦"的尚小云，以及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熙春、云燕铭、吴季秋、王琴生、徐车明、孙钧卿、王舒葵、王玉田、尚长荣、王君青、王熙苹、王筠蘅、沈福存等，并灌制了一批唱片，在全国出版发行。年轻的王万琪在南方文艺界被誉为"五虎上将"之一，在北方文艺界被誉为"一代鼓师"，在西安票界被誉为"票友之父"！ 父亲不但是京剧大师的专职鼓师，京剧乐队的顶级指挥家，在我们子女们眼中，更是一位慈祥的好父亲。做鼓师，他手中操作的乐器是一副手板、一只鼓；做父亲，他终身做事为人，也都是有板有眼、一板一眼！那时，他每天一忙完剧院的活，便急忙赶回家给我们做饭做菜、安排生活。 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兄妹三人依偎在一起，看着父亲点蜂窝煤炉子。那时还没有什么液化气、管道煤气，家家做饭都烧蜂窝煤。煤炉子清了膛，在炉箅子上先铺些纸，加几块劈柴，然后从炉箅子下面把点着火的报纸伸进去引火。刚点火的时候，烟很呛人，父亲拿一把大蒲扇，一个劲地扇啊，把烟扇开，生怕呛着我们。火苗窜上炉顶，父亲添上一块蜂窝煤，等它烧旺。然后，父亲握了菜刀，像他打鼓点一样，有节奏地在砧板上一刀一刀切菜。 如果赶上父亲剁饺子馅的时候，他双手各握一把刀，灵活自如的腕力，用双刀在案板上剁出砰、砰、砰、砰的各种节奏，忽而急，忽而缓，变化多端，充满乐感，既好听又好看，肉碎的速度还快。虽然不是打鼓，却胜似打鼓！--绝对是职业使然。这些生活细节，成了我对打板鼓的最初感受。 京剧小乐队的编制，源于中国古代宫廷模式，为7人建制。唐朝皇帝唐玄宗，酷爱文艺、精通音律，邀集宫廷内外艺人进梨园，组建乐队。他自任司鼓，坐在中间指挥，乐队分左右文武场，分别为太监和六部大臣担当乐手。沿袭下来，京剧乐队指挥便是司鼓，司鼓者被尊称为"鼓师、鼓佬"，因为他技高一筹，指挥带动全局。乐队分"文武场"，文场--胡琴、月琴、三弦，也称三大件；武场--大锣、铙钹、小锣，也叫打击乐。随着京剧的发展，乐队伴奏的提高，增添了民乐队和西洋乐队，丰富了伴奏能力和手段；但是根基乐队还是三大件、三块铜的打击乐。鼓师的统领地位，与西方交响乐团的指挥卡拉扬、小征泽尔，毫不逊色！京剧鼓师，真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 虽然，在父亲身边长大，耳濡目染，板鼓我是从小听惯了、看惯了的，可我却从来没有真的打过。京剧界其实有着艺不外传的习俗，我作为梨园子弟，本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父亲很早也曾想传艺给我。但轰轰烈烈的"文革"来了，整个艺术界在劫难逃，京剧界被冠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帽子，恶斗成风，百般侮辱，人人自危。1993年，由张丰毅、张国荣、巩俐主演，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中，再现了京剧界那段黑暗的史实。鉴于此，父亲断然放弃传艺给我，父母双亲从被伤害的心底里，不再希望我继承他们的职业去从事京剧事业。 --然而眼下，为了让我参军，必须传艺给我，而且只有20天！ 从技术层面讲，京剧打击乐手是循序渐进的：要先从小锣打起，然后是铙钹（镲）、大锣；都很娴熟了，才有可能进入司鼓。 小锣--别看锣小，难度不低，要用左手食指挑着锣沿，锣面朝外；右手捏着木片儿形锣锤，朝怀内方向敲击，既不能重又不能轻，锣锤头部还必须敲在锣芯正中央；左手丝毫不能抖，否则锣就掉了；小锣声声，很像文章中的顿号、逗号、删节号。 铙钹--俗称"镲"，双手各握一半，相合撞击，难度是基本都要打后半拍，节奏感稍差就绝对难胜此任，打不到点上，就造成一片混乱。因此，天津人俗语中就把"添乱"称为"打镲"！ 大锣--绝对是主旋律正拍，鸣锣开场，鸣锣开道嘛。打大锣要有一把好臂力，像"急急风"、"打闹场"等乐段，最体现基本功，甚至成为能单独演奏的打击乐曲牌。 以上三样都练好、打好、演好了，才有资格学习板鼓。 板鼓--板，是由两片竖长型的木板组成，上部用绳穿起来，下部悠荡、撞击，发出板声；板的用料非常考究，要选上乘的好红木，才能发声清脆悦耳，并持久耐用；许多名家手中的好板，都是花梨、紫檀、金丝楠等珍稀木料，乃至成为传世珍品。 板鼓--鼓，是用上好硬木做成圆形骨架，上面蒙住手工精磨出来的兽皮做成；京剧鼓的中央，敲击可响的孔位只有直径3厘米左右，发声频率很高；此外，还要有一对好"鼓键"，鼓键貌似一双"筷子"，细圆棍型，粗细适手，最重要的是必须非常结实耐用！演奏时，司鼓左手握板，右手持一支鼓键，分别击打--"板"一般是"拍"，"鼓"一般是"节"；武场戏时，则要把板挂于鼓架一侧，双手各执一支鼓键，全力打鼓。 从打小锣、打铙钹、打大锣，再到打板鼓，传统京剧正规学艺至少需要5至8年！ --然而眼下，为了让我参军，必须速成，而且只有20天！ 父亲毕竟是中国京剧界"五鼓佬"之一，他安排出一套最简捷的教程，从早到晚手把手教我，我没早没晚地学啊，练啊，苦透了！打板鼓和弹钢琴有相似的一点：靠的是腕子上的劲儿，有弹性，而不是甩开膀子干。科班出身的人，从小锣、铙钹到大锣，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腕力；再打板鼓，就比较得心应手了。而我，一上手就学板鼓，腕劲没练出来，全靠手劲了，几天下来，手就肿了起来。一天照镜子，我忽然发现半边脸也肿了起来，非常纳闷，练在手上，怎么肿到脸上去了呢？父亲告诉我：是憋的，你成天憋足了气不敢泄，把半边脸给憋肿了！他鼓励说，就这么练，"范儿"是对的，一定成！ 我的好父亲当我的师傅，他倾其心血，尽心竭力，我丝毫不用担心师傅保守或教不到点上。20天里，他收敛了慈父的笑容，拿出了严师的姿态，一丝不苟，刻板苛求。我虽然不是天才，可能缺乏司鼓的天分，但在父亲的强化教练下，白天练习打鼓打板，晚上背诵锣鼓点，仅仅20天，我居然背熟了京剧《沙家浜》全场打击乐谱，能够完整打出全场锣鼓点。自然，我这个文艺兵就顺理成章地当成了！ --艺不压身！父亲授艺给我，改变了我的一生；他更教给了我勤勉、顽强、不屈不挠的人生品格，使我受益终身！ 1970年年底，我与西安市其他20多名文艺青年一起，穿上了军装，成为战友，到了第21军军部所在地--宝鸡。宣传队驻防在斗鸡台区半塬边，一座已经废弃的原赴朝志愿军伤残官兵的"盲校"。 我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以军事训练的方式、手段，"速成"排练了京剧《沙家浜》，创造了许多难以置信的奇迹。譬如： --剧中"第一英雄人物"郭建光的主演，是从步兵第183团作战连队选出来的士兵，从来没演过戏、没上过台；仅仅4个月，竟成了"唱、念、做、打"全套演技的老生！ --一群文艺新兵，从"拿顶、下叉"的武功"开范儿"为始，4个月后，5个人能过"小翻儿挂提"的跟头，完成了新四军打进胡传魁后院的"翻墙"武功；这5个人中除一人14岁外，其余都是成年人。 --由一个学徒工木匠新兵，带一个农民临时工，加上全体队员帮忙，两个多月，把三立方木料做成了全剧的布景、道具、"趴垃方"、装具箱、灯光箱；另一个来自连队的战士，自制了配电箱、话筒、音响；靠他们自学自制，完成了大部分舞美工程。 --我也在创造新的奇迹：打击乐队里，年龄最小的我当"板鼓佬"，指挥着大锣、铙钵、小锣的演奏员，是3名女兵，而且都是大姐。这在整个京剧行业绝对前所未有！ --我们排演的京剧《沙家浜》，经过陕西京剧院、宁夏京剧团悉心"打磨"，下部队演出了上百场，足迹遍布陕、甘、宁三省广阔地域。我们得天独厚，作为军级宣传队，几乎演遍了21军下属的所有师级、团级单位！ 然而，文艺宣传队毕竟是"业余的"。1972年8月，仅仅不到两年，我所在的21军"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解散了。 文艺宣传队的战友们，其中有两人被选调到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话剧团，继续从事文艺专业，若干年后，成就斐然。其余的，男兵分别下到军直属各个分队：炮兵团、高炮团、通信营、工兵营、侦察连、警卫连等等。女兵陆续分到军属第60野战医院，从卫生员、护理员干起，有些后来被提升为护士、军医。 我被分配到军直属警卫连，在连部当通信员。恰在此时，华东一级人民英雄、21军政治部主任费龙山，正在选调一名警卫员，他一眼看中了我，把我调到了他的身边。费龙山主任看中的是我年龄小，当时我16岁，可塑性强，却又担心我因年龄小耽误一生，于是就要求我学习，他规定我每月制订一次学习计划给他看，并监督执行。 我14岁入伍时，号称初中二年级。但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只有学工、学农，什么数、理、化，一无所学，更别说英语了，连汉语都没学好。充其量我也就扫了扫盲，能认点字；写起来，当然是错别字连篇。客观地说，基本等于没文化。 当警卫员以后，费龙山主任实打实地严格要求我：每个月都要制订计划，学什么，学多少，先学哪些，后学那些，一丝不苟。他每个月抽出时间对我进行学习总结、检查，并找出问题，修改下一进度的学习计划。我从给他当警卫员第一个月起，就不间断地坚持了下来，得到了稳步的提高。 我难以忘怀：费龙山主任戴着老花眼镜，拿支红蓝铅笔，一会儿伏在桌面，一会儿靠进椅背，在我的《学习计划》或《总结》上划来划去。他每划一笔，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唉，又是错儿！有时候，他干脆大笔一挥，一行，两行，三行，都划掉啦！我自知错得严重，臊得我真恨不得地上有个洞，立马钻进去。 费龙山主任不仅给我改错别字，还不断地向我提出新要求。那时我还没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每次制订《学习计划》，都有意给自己"放放水"，别搞得太多、太沉重；但哪次也瞒不过费龙山主任的眼睛，他不允许存在丝毫马虎眼。就这样，我在他的督促管理下，坚持边工作、边学习，连续两年半时间，30个月，每月有计划，有总结，文化水准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提升。 回顾这段往事，真要由衷地感激费龙山主任对我的严格要求，把我读书学习的积极性真给调动起来了。我在军文艺宣传队时，就担任过队部通信员，忙里忙外，从不住手；分到警卫连后，我更喜欢东跑西颠地帮人、做事，一会儿帮帮这个，一会儿帮帮那个，根本坐不住。连队里很快流传起顺口溜："活雷锋、活雷锋，警卫连有个王伟功！"其实我没有任何功利性。一方面，珍惜来之不易的当兵机会，那时军首长和军机关与我同岁甚至比我还小的孩子，大部分都在"插队"当"知青"，而我却不用去"啃地球"；另一方面，那个毁灭文化的年代，也不可能赋予我读书的习惯，坐不下来！多亏有了费龙山主任的管束和辅导，才使我没有荒废青春，更为我后来担负起组织部门工作重任，打下了坚实基础。 两年半以后，我的警卫员生活结束了。 我回到军警卫连，在八班当了班长。不久，连长单松管安排我当了炊事班长。嘿，这个班长可把我当苦了！接手时，炊事班是当时连里的薄弱班。班里12个人，近200人吃饭，负担已经够沉重了；为了改善伙食，还养了40多头猪，既管人吃又要管猪吃，还要打猪草、配饲料等等，负担更重。我刚一接手，蒙了！这咋弄啊？ 学！不学不行，我入伍就是这么开的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个班里一大特点就是：班长我，年龄最小，却兵龄最老，已经是第五年兵了！我手下的炊事员们，在我面前都是"新兵"，却个个比我年龄大，因此都有一把子力气；只要我带头，哪个都不敢落后。他们事事处处都看着我，学着我，也非常服我的管。 那时连队买不起压面机，200人的面条，全是手工擀出来，面条的面不能和软了，得硬，擀出来才不粘。一顿饭要蒸几百个馒头，一个一个手工揉出来，蒸出来才香；我向他们传授了老家山东"高庄馒头"的揉法，蒸出来一层一层的，非常"劲道"，更有嚼头。 当时国家要求"抓革命、促生产"，提倡厉行节约。为这，上级派了专家来指导我们，推广一种科学方法，叫做"优选法0。618"。说通俗了，就是经过不断实验，找到最好的各种配比。譬如：做油条，盐、碱、矾、面，各占百分之几，把比例分配到最佳状态的"黄金点"，就最有营养、最好吃，还最节省材料。这需要反复摸索，反复试验，找到那个"黄金点"配比后，把它固定下来，以后照此配料。炸油条的时候，要选配最佳和面时间、最佳油温、最佳入锅和出锅时机，选到了"黄金点"，以前需要三四个小时的工作周期，竟然缩短到45分钟就完成了，油条还比过去的好吃。再有养猪，也"优选"出了一种最佳饲养方式，叫"速成法"，现在说起来很多人不相信，就是把原来喂猪一日三餐，增加为一日五餐，每餐的食量要达到优选法"黄金点"配比，让猪多吃，不能歇着；这样，猪吃了睡、睡了吃，成天吃、成天睡，哪能不飞速上膘，哪能不长得飞快呀？结果，猪是肥了，人却瘦了…… 当炊事班长时，我才刚过18岁，是货真价实的"小老兵"，但既不能"倚小卖小"，更不能"倚老卖老"，一切都得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从连长单松管任命我当这个薄弱班的班长起，我就咬紧牙关，在心里说："我一定干出个样来，让你这个连长见识见识，别小看我是城市兵，文艺宣传队出身，只当过警卫员；我一样是条好汉呢！" 连队改善伙食，每个月要杀一头猪。以前我只看过别人杀猪，现在我是班长，会杀猪的老兵都复员了，只能我亲自动手。好，杀猪！由于采用"优选法"，连队的猪喂得非常肥，一般都在400斤以上。我让班里战士们帮忙，把猪摁倒，摁住蹄子，我握了杀猪的尖刀，一刀捅去，猪拼命嚎叫，我闭上眼一直捅，直到整只手跟刀子一起都捅进了猪的脖子里，感到满手热乎乎的，我才赶忙睁开眼睛去看。 哇！手臂全是血！这我倒不怕，部队待久了，从来就不晕血。我顺势把刀一拔，猪血哗地直喷出来。战士们忙把桶伸过来，接了大半桶。渐渐地，猪血不流了，估计它差不多应该死了，大家把摁在地上的肥猪松开。谁知"扑棱"一下，那猪竟站立起来，脖子上淌着血，瞪着眼直直地向我扑了过来。这可把我吓了一跳，见过杀猪的，没见过杀不死的猪。有个战士想要上去扑它，刚一动作，就被那猪转眼盯住了，那战士也被吓得愣怔在原地。 连里另有一个大个子山东兵，叫林龙先，他顺手抄起一根粗壮木棒，高高举着，向猪逼近过去。他进一步，猪也进一步。这种时候，真是面对面比拼谁更厉害了。结果，还是林龙先突然一棒子向猪头抡过去，那猪踉跄了几下，勉强支撑住，接着一下瘫倒在地。我大喝一声，--上！大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在猪腿上切个口，用通条向猪皮下全力捅去，猪皮捅松后，轮换着用嘴往里吹气，不一会，猪身被吹成个大胖球。大家一块抬起来，把猪放进开水锅里，再下来就是褪毛、开膛，收拾五脏六腑、猪下水，最后，一头整猪从中破开，被劈成两半。 我抓了猪腿，反过手把大半扇猪往背上一甩，好家伙，一百多斤呐，向炊事班伙房走去。几百米距离，压得我摇摇晃晃，为了给全班战士做榜样，我硬是咬紧牙关走下去。背进伙房，我把猪肉往案板上一扔，人差点累趴下。第一次杀猪虽然不算太顺利，但我敢下刀，得到了全班战士的充分信任，同时也积累了经验，总结了教训，后来杀猪越杀越麻利。 由于地处军部大院，警卫连的炊事班和伙食，几乎就是军直属部队的门面。来参加学习的各师团干部，来开会的兄弟部队领导，来视察的军区、总部首长，随时都可能来检查一下我们炊事班的工作，就近嘛！像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老将军皮定均，不但每次乘车出入大门都给我们连的哨兵敬礼，还亲自突然抽查了我们炊事班的工作和伙食，当然，评价很高。 我这个炊事班长，凡事都由我带头做，自己做不来的，绝不叫别人去做，一定要自己先琢磨透了再说。这些拼命和努力没有白费，年终的时候，炊事班不但摘掉了薄弱班的帽子，而且全连一致推荐，给我们班评上了"集体三等功"！在连队当过兵的都知道，炊事班立功，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啊。 而我，也因此累成了腰肌劳损，每天晚上疼得难以入睡，经常就用枕头垫着腰部，斜靠在床上休息。连长单松管看在眼里，动了恻隐之心，让我改当了"上士"。那时没有军衔，"上士"--特指炊事班的采购员。采购其实也很幸苦，那时物质极其不丰富，要到处去寻找，每天骑个自行车，要把全连200号人的蔬菜、口粮、副食品、作料等等买来，没早没晚，天天在外面奔波。 在军部大院里，我和另几个14岁入伍、来自文艺宣传队的"小老兵"都十分抢眼，很多干部都把我们当小孩儿看待，喜爱有加。军政治部干部处干事张海阳，就是其中之一。每次看到我老练地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钱粮皮包，驮着大包的蔬菜、粮食，他都要惊叹地夸赞几句，顺便也开个玩笑，逗逗闷子。一次，在军部大门口，也是碰到我买菜归来，他突然喊住我，问我说： "--伟功，你去上学吧？" "到哪儿上？"我刹住自行车，脚尖顶地，眯了眼睛瞧着他。 "北大。"他说。 "学啥？"我又问。 "中文系。"他回道。 "不去。要学就学哲学。"多少年后，我才知道自己当时的回答有多么傻！我对"北大"、"中文系"，根本就没有概念，误以为北大就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名字呗，中文系不就是语文吗？张海阳没再继续问我，强按的牛头不喝水呀，他的一番好意没有得到我的呼应，他不强迫我。而我呢？一念之差，与一次历史性的难得机缘，失之交臂！等我弄懂的时候，一切都晚啦！ 1978年，我在军警卫连提了干，当了警卫一排排长。 国家在前一年恢复了高考，唤起了我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渴求。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没去上"北大"是多么大的遗憾！饥不择食，听说西安陆军学院招生，面向军队在职基层干部，不能再失去机会了，坚决要上。为达目的，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硬着头皮找了我警卫过的首长费龙山，此时，他已经升任21军政委。 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正在看一本《红旗》杂志，见我进来，眼睛离开杂志，满目平和地看着我。来的时候，我让自己充满了信心，但是一见到首长，忽然信心全失，张不开口了。--给他当警卫员时，已经养成习惯：提个人要求，他是决不允许的！他看了我一阵，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把《红旗》杂志往桌上一放，开门见山问我："是不是想去上学呀？"我心里一下子乐开了花！还是首长了解我的心思，我不敢开口说的话他给说出来了！我笑起来，拼命地点头。 "如果别的事，我不会帮你。"他重新拿起那本杂志，"只有读书这种事例外。去吧，要好好学，知道吗？" 我立正敬礼，大声答道："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好好学！" 我成了西安陆军学院的学员。在那里，系统地学到了很多知识：步兵战术、军兵种技术、指挥学、武器学，等等。毕竟是军校，除了读书，还有大量军事实践科目：队列课目，大暴雨中，穿着雨披训练列队行进；野外生存课目：半夜紧急集合，外出寻找地形、地物、地貌；工兵课目：在野生毛板栗树下进行工兵作业，板栗刺扎满全身，真疼呀！每次外训回来，头一件事，就是脱下的确良军装，小心翼翼地拔刺，否则，整天都疼痛难忍，奇痒难搔。 虽然军事课目繁重无比，却无法抑制我狂热地喜爱上了文学。 --舒婷的诗，一有空闲我就阅读，大段大段的背诵，尤其喜欢她的那首《往事二三》： 一只打翻的酒盅， 石路在月光下浮动， 青草压倒的地方， 遗落一只映山红。 我非常欣赏那种意境，苦苦琢磨：映山红怎么遗落了呢？莫不是那酒盅上印着有映山红？咳，反正也没真懂，随意想象吧，有共鸣感。 --看小说。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大量的俄罗斯和苏联小说，还有法国巴尔扎克，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渐渐开始淡化了政治兴趣，爱上了散文，还练习写作。有时，我甚至想入非非，幻想当个作家。人年轻，思想活跃起来，就常常与教官发生争执，甚至"钻牛角尖"。我常常感到他们太"左"，难以救药；出于逆反，我呢，就在他们面前拼命地"右"，其实自己也知道，有点偏激过分。 西安陆军学院的学习、训练，堪称是极限性折磨，我险些经不起折腾。在那里，我落下了头疼病。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几乎就没抽过一根完整的香烟。队长绝不让你稍有空闲，总给安排得连缝隙都没有。 训练完了，立即打猪草、扫厕所、铺路；挖个树坑，肥瘦高低就是合不了格，非得让你忙到天黑为止；每天早上一起床，全副武装：背包、皮大衣、步枪、120发子弹、4颗手榴弹、米袋、伪装网，跑5公里越野；跑回来一看，你提前到达了，不能让你停下，马上再去跑100米障碍！ 百米障碍--是我军步兵训练的最传统项目，是步兵的基本功。若干个障碍中，必有一个--独木桥：有点像体操运动的平衡木，可没有那么方正，更不是为在上面表演优雅技巧。军用的独木桥就是一根圆木头，上面窄窄的刨平两指宽一个面，5-6米长，要提着武器，从圆木这一头冲上去，一直跑到那一头，中途不许掉下来。那天，我第一个跑百米障碍，由于刚刚跑完五公里越野，腿脚松快，每一步迈出去都很大。通过独木桥的训练规则，要求两步半迈过去。我脚一蹬，"唰"的一声，冲了上去。由于是大清早，独木桥的桥面上有一层露水，我的脚后跟没落到那两指宽的平面上，打了一下滑，人便瞬间悬到空中，失去了重心，向后仰倒了下去。--呀！眼一黑，我晕了过去。足足20分钟，人事不省。苏醒过来后，我明明听到旁边有人讲话，却分辨不清，而且记不住；脑仁好像在晃荡，稀里哗啦，摇来摆去，经检查--脑震荡。 从那以后，我的记忆力被严重挫伤。更要命的是落下个偏头疼的毛病，晚上睡觉，头左侧只要一碰着枕头，就剧烈疼痛不止，经常折磨得我彻夜难眠。直到转业以后，在咸阳遇到个中医，人称"半仙"，给了我一个药方：鲜姜加大黄，一半对一半，磨成泥，晚上睡觉时用布包着裹在头上，最终还真把偏头疼治好了。 1980年，我从西安陆军学院毕业，回到21军警卫连任副指导员。 可这时，我的心突然膨胀了，不再安于守在大机关的警卫连工作。我心潮涌动，想调到师团作战部队去。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动因，在我心灵深处，还有着更巨大的推力。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会登上军旅生涯一个更精彩的新台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