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小说《热血》第三章——烽火燃情

　　1980年从西安陆军学院毕业时，我24岁，家里开始张罗给我介绍对象。山东青岛老家，有一户人是父母的世交，女儿出落，恰好在21军所属61师当女兵。双方父母都认为：这样的巧遇简直是天作之合。于是，没有征求当事人意见，就把我俩往一块撮合。
　　那时我在陕西宝鸡21军军部警卫连，女孩在甘肃天水61师师部文艺宣传队；我是干部，她是士兵；按照当时我军“三部条令”的纪律要求，士兵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为防止“意外伤害”对方，为不影响对方“进步”，我在与对方最初的通信中，写得非常隐晦，以至于晦涩难懂。其实，哪个少年不钟情？碰到一个漂亮女孩，既是“山东老乡”，又是“天作之合”，哪有不动心思的？但我写给她的许多信，却都是云里雾里，既非杂文、又非散文、也非随笔，根本就没敢写过一句明白话，连“擦边球”都没敢打过。后来得知：她看到我的信，始终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不但从来没“来过电”，甚至拿我的信向要好的其她女兵去询问，帮她分析我到底在说些什么？
　　而我此时却感觉良好，自认为：只要保持通信，就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总有走到延安的那一天！我的心里回荡起调到天水61师去，尽量靠她近些的激情，却苦于找不到名正言顺的机会和理由。
　　无巧不成书。一天，我正在打篮球，原军政治部干部处干事、已经下到61师担任干部科科长的樊玉泉，来军部办事，经过篮球场时看到了我，笑眯眯地问道：
　　“伟功，愿不愿意到61师去工作？”
　　我一听，乐了！连忙回道：“愿意，愿意，太愿意了！”
　　樊玉泉科长也很高兴。他让我做通军直属队“放人”的工作，他负责从61师方面下调令。
　　为了调动一举成功，思来想去，我又一次找了自己警卫过的老首长、军政委费龙山。费政委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诉求。我的理由是下到基层部队去成长，发挥在军校学到的大量知识；当然丝毫不会涉及是为了女朋友而去的真实想法。他思索着，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到我跟前，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我说：
　　“据我所知，你们警卫连马上要换指导员，你是主要预设人选，报告已经拟出来了。我看，你先当指导员锻炼锻炼，再下部队不迟。”
　　“不行，我现在就要去！”我忽然来了倔劲，态度极为坚决。
　　费龙山政委皱了皱眉头，表示不屑。这我不怕，在他面前我是孩子，他是长辈，跟他久了，我敢在他面前撒点小孩子气。他见我不为所动、毫不示弱，叹了口气，连说了三句：“孺子不可教！孺子不可教！孺子不可教！”然后转身大步走回办公桌后，往椅子上一坐，朝我甩了甩手，吼道：“去吧去吧，你想去哪就去哪，我不管了！”
　　就这样，我顺利调到了61师。
　　此后，很少能与费龙山政委见面了。但回顾我20余年军旅生涯，费龙山政委却是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引导者。他培养了我做人做事的态度和观念，奠定了我认真、严格、忠实、实干的人品精神；他调动起了我读书、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使我从一个徒有虚名的初中生，成长为一个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他帮我打造了人生的奠基石，为我以后的一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费龙山从21军政委职位离休后，住进了西安市小寨兴善寺21军干休所。老人很快适应了“落差”，心态平和，平易近人，与干休所邻里关系相处十分融洽。我们从部队出差、转业、复员下来的战友们，只要到西安，都要去看望他。我转业后分配在陕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负责经营工作。有几年，高速公路建设突飞猛进，我相当于处在最靠近市场经济漩涡的中心地带。每次去看他时，他都要循循善诱，不容置疑地告诫我：一定要坚守住清廉，坚持住党性，不要随波逐流，不能腐败！此后多年间，我所在的单位，陆续有多人被省纪委请去“喝茶”，有些人甚至走向了毁灭。我由衷地感激费龙山老人，他的警示和戒律，成为我人生的先导，更成为我防腐的强心剂，他是我一生的恩师。
　　1980年底，我满腔热望，终于调到了甘肃天水61师，总算靠近了梦中的她！然而，对方的极度冷漠，却使我的心立时凉了半截。开始，我以为是她在严格恪守“三部条令”，俩人越靠近，越要做出冰封雪冻的姿态。但不久，我就得知了真相：我那些毫无表白的信件，使她最终丧失了男女青年应有的感觉，她已经把我重新归类，当成了一个“文友”而已。恰好，与她同在师文艺宣传队的一位小伙子，敞开心扉，苦苦追求她，终于获得了她的芳心。
　　我愕然！自己舍弃了原有的环境基础，费劲拔力地调到她身边，不想，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一场尚未开始的恋爱，却已成明日黄花。这大概就是有缘而无分吧！
　　一段时间，我陷入了苦闷之中，很久很久，难以自拔。
　　调到61师后，我分在师政治部组织科任干事。部队的组织部门与地方上的组织部门不太相同，它不分管干部的提拔和任命，那是干部科的工作。组织科是我军“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原则的直接执行者、操盘手，它负责的是军队中党团组织的建设：党委、支部的配备调整和建设，青年工作、英模典型、立功受奖、纪律检查等等。组织科囊括的事项十分繁杂，面对全师数十个各级党委、130多个连队党支部，经常要下基层去蹲点，工作非常忙。
　　初到机关工作的我，有了比连队多得多的自主活动时间和空间，凡事充满了新鲜感和热情。每到休息日，就跑到天水市新华书店挑书、买书，然后在小店里吃一碗牛肉拉面，并且很神气地对店老板说：
　　“加两块钱牛肉！”
　　牛肉一打到碗面上，香喷喷的，哎哟，吃在嘴里，乐在心里，这就算周末生活大改善啦！
　　61师不但是21军的主力师，也是兰州军区乃至全军的一支主力师，和平年代，担负着战备执勤任务。为了战备值班这个师不休日常的星期日，而是每周三休息；年节假日也从不放假，还要收拢归队、齐装满员，待全国人民上班一周以后才放假。
　　我非常庆幸到61师没多久，就赶上了这个师一系列重大活动：经过大量调查、申报，兰州军区认定了61师为红军师，181团、182团为红军团，师医院为红军医院；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以及王震、王任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及王兆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陆陆续续来到61师视察工作、检阅部队；胡耀邦带着他年轻的工作班子，在师部一住十来天，对天水地方工作，尤其是农村实际状况，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研究。1983年，181团建团50周年庆典；1985年，61师建师50周年庆典……
　　我非常珍惜留在机关的工作机会，很快适应并熟悉了组织科的工作流程和特征。当时的组织科长陆平中，是我在军文艺宣传队时的创作员，他是“文革”以前的大学生，知识底子扎实，手把手给了我许多帮助，使我很快能够独当一面下部队去完成任务。我也认识并磨合了一批批同事，相处融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工作经验。此外，我还与宣传科干事苏伟、张启明，文化科干事刘大卫，成了莫逆之交，几乎无话不谈。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弥合我失恋的痛楚。可能真的是我过于投入了，其实只能算是一次“单恋”，我却久久难以释怀。到后来，我恋中的那个她，随同在师文艺宣传队结识的男友，一起复员返回家乡建立家庭去了。我却仍在饱受着感情的痛苦煎熬……
　　但是，那毕竟是国家从多年政治动乱中醒来的年代，青年人都在拼命弥补耽误的青春，争相读书，蔚成风气。——爱情失去了，我不能再把读书上学的机会也失去，毕竟年龄不饶人啊。
　　1983年，天水市唯一的一所大专院校——天水师范专科学校，与61师结成了“军民共建”单位，双方商定，由61师提供场地，天水师专派出师资，开办一个编外大专班。首届学员挑选副团职以下、副连职以上、40名干部入学，而且是带职、脱产读书两年。
　　我恰好符合条件。得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异常！如今的人们，几乎无法理解当时那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迫切心情。
　　我赶紧找到师政治部主任骆永立，要求去上学。骆主任一听，不肯。——你这小子，政治部工作还缺人手呢，尤其是组织科。想走，没门！这时，一辆212吉普车开过来，他提着个公文包走到车前，伸手拉开车门，准备上车。我眼疾手快，抢前一把握住车门把手，“啪”的一下就把车门关住了。骆主任一愣怔，我毫不客气，说：
　　“我还非去不可，你要不同意，也别去开会了！”
　　骆永立主任头一扭，不屑地再次拉开了车门。我呢，真是铁了心肠，伸手一按，也再次把车门给关住，还堵在车门前，不撒手了。这下，他来了气，转过身，仰了头，本来他身材不算高，又略胖，此时生起气来，全身都在颤抖。见我仍不退让，他圆圆的脸憋得通红通红，猛然大手一挥，连声嚷道：
　　“好好好，你去，你去，让你去！不过事先跟你说好啊，这个大专班可没有正式文凭，算不算正式学历还两说着呢。还会耽误职务提升。到时候，你可别埋怨！”
　　原来，骆主任是怕耽误了我的前程，我心里涌起一丝暖流。但我当时读书心切，哪管什么前程，咬定青山不回头！他见我如此坚决，便从军装上兜中掏出钢笔，我赶紧把报告递过去，他迅即批了两个字：
　　同意。
　　1983年到1985年，我与师司令部作训科参谋王学义，师组织科葛晋阳，181团营教导员杨忠敏等战友一道，全脱产读了两年天水师专中文系大专班。这期间，我渐渐走出了失恋的阴影。加上我在西安陆军学院上学一年半，我累计读了三年半大学。1985年，我毕业回到师政治部，仍在组织科任职。就在此时，61师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要去轮战打仗了。
　　那时，我已经二十八九岁。打仗的消息一传出，家里急了，战友也急了，都争着给我介绍对象。
　　曾经在军文艺宣传队的老战友、几位分在军直属28医院（原60野战医院）的女兵大姐，张罗着介绍了一个女兵与我见面。我去了，在其中一位大姐家等候，不巧那女兵的母亲突然病了，来不了，一番歉意，我也就没再当回事。
　　眼看离轮战出发越来越近，机关对能准假的适度放宽了标准。于是，我也请了短假，回到西安看望父母家人。其间，我抽空到21军小寨干休所去看望了战友苏伟的父母。苏伟曾经是61师宣传科干事，我们同在一个政治部共事过，和他很投缘。他的父母曾经都是21军老干部，德高望重。我到了干休所他们家中，苏伟的母亲曹阿姨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山东人，问我：
　　“伟功，有对象吗？”
　　“没有。”我说。
　　曹阿姨立刻兴奋地说：“好！我给你找一个！”
　　她跑到院子里，隔着不高的院墙，放开嗓门，向临院喊道：“筱玲，筱玲，过来！快过来！”
　　隔院那家的一个女兵，飞速跑了过来。
　　乍一看，端庄、礼貌、大方、豪爽，非常大家闺秀。不用开口，她也立刻明白了叫她来的目的。从她看我的目光中，分明流露出了好感。这一眼对上了路子，我们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战友、老熟人一般，滔滔不绝起来。
　　仅仅几分钟，我们就把共同认识的战友、朋友、熟人，痛痛快快数了一个遍，我俩的距离竟然如此之近，颇有相见恨晚之感。等再说到对方姓名等等细节，更惊人的情况出现了——原来，她就是前不久在战友大姐家未能等到的，那个临时照顾母亲生病的女兵——张筱玲！
　　这才是真正的天作之合、地作之合、人作之合！
　　既有缘，又有分！
　　此前，她身边的人全向她介绍的是我，我身边的人全向我介绍的是她，只是都没有揭示对方姓名。在我们共同的熟人那里，其实早已取得了高度共识：我俩命中注定，天生一对。仅仅是阴错阳差，未曾见过面！
　　今天，曹阿姨哗啦一声，意外为我俩打开了历史性的大门！
　　人生，有时巧得简直像故事片电影里的情节。
　　我俩迅速升温。双方的家庭也迅速升温。虽然，我家是文的，举家都从事文化艺术工作；她家是武的，满门都是忠烈军人，但随着我俩的结合，一文一武，成了亦文亦武、文武双全，最终成为了亲家。战争——使我们迅速走到一起！
　　1985年10月，距轮战出发更近了，我在师作战尖子兵集训大队任指导员，整天泡在参战前的紧张氛围之中，心弦越绷越紧。
　　一天，在军直属28医院工作、原军文艺宣传队的焦兰君大姐，特意带着张筱玲，从宝鸡军部到天水61师来看我，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和安慰。
　　此时，我心中却平添了几分矛盾：即将奔赴前线，炮火连天，指不定谁就会牺牲。你今天越甜蜜，将来她可能就越痛苦。你把痛苦全都留给对方一人承受，况且是留给你最心爱的人，于心何忍啊？
　　虽然这么想，但毕竟最心爱的人，在此时此刻来看你，表明她具有相应的承受力，起码她不回避牺牲、死亡和痛苦。我那个高兴劲呀，就甭提了！焦兰君大姐寒暄几句之后，就借故离开了，把时间、空间都留给我俩。当天，我俩在一起待到晚上11点还难舍难分。
　　那是我俩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我和张筱玲一语定终身。我和她相约：等我从战场一回来，第一件事就是举办婚礼！
　　尽管表示得很坚决，但我话出口后，心里又在打鼓：我这样提前承诺她，是不是有点缺德啊？一旦在前线光荣牺牲，倒也就算了，毕竟没有既成事实。但万一自己负伤挂彩，缺了胳膊断了腿，不就成了人家的终身负担？令人家弃之不忍，留之沉重。这样想着，我又有几分后悔，是不是答应她太匆忙，太唐突了……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也不可能再多想、多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月亮——老圆老圆的，挂在窗外树梢上，发出淡淡的晕黄色光芒，投洒在师部大院里。整个大院一片安宁，这里的夜晚静悄悄。
　　那夜，师部大院里，很多干部、战士的家人都来看望即将出征的儿子、丈夫、恋人。师警卫连的食堂大厅里，拉起一道道铁丝，上面挂个被单，便分隔成一个一个临时的小家。家家都在绵绵细语，间或传出尽力压抑的笑声，间或又传出低声的啜泣，彻夜不断……
　　就在那蒙蒙的月光之下，我和筱玲也沉浸在古诗般的意境之中：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想想似乎有点悲老之气，却又一时想不出更恰当的词句，就它吧。诗情画意，卿卿我我。人说三十而立，我却是三十恋爱。我背负着战争，背负着死亡，背负着危险，面对自己最心爱的恋人，这是一种崇高的爱，圣洁的爱，是大多数人永远也不可能体验到的爱！每想到此，我都要深深地感叹一声：
　　“爱情两个字，——好甜蜜！”
　　毕竟了解时间太短，我完全低估了张筱玲的心理素质。筱玲的父亲是上甘岭著名战斗英雄，她从小在军营长大，13岁就当了空降兵，比我入伍还要小一岁。筱玲自身是一名优秀的伞兵，她非常懂得军人，非常理解军人的职责。因此，心甘情愿地对一名即将参战的军人托付终身。那一晚，她柔情似水，缠绵悱恻，因为在她心灵深处，有着钢铁般坚韧的意志，这种意志只属于——军人，只属于一腔热血的军人！
　　尽管我俩难舍难分，但不巧的是，那晚，我手头还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总结报告》没完成，第二天一早师首长出席的大会上要宣讲。无奈，只得依依不舍与她分手。我回到宿舍继续挑灯鏖战，待《总结报告》完成，天已放亮……
　　一年之后——1986年10月，我对老山轮战环境已经非常熟悉，虽然历经风险，但我还活着。其间，频繁的书信往来，使我与筱玲的心越贴越近！“10·19”拔点作战前夕，我们商定：不再等到战后，提前结婚，在云南老山战区结婚！
　　我从师政治部开了结婚证明，跑到战区所在的麻栗坡县武装部去领结婚证，武装部工作人员看了证明，问道：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她——张筱玲呢？”
　　我只好谎称：“前线战事很紧，师医院伤员多，她忙得下不来！”
　　工作人员说：“不行。哪有领结婚证只来一个人的，而且你们还没有结婚照片！”
　　我恳求道：“帮帮忙，给办了吧！你知道的，前线情况特殊，她请不下假，脱不开身，特事特办吧！”
　　工作人员见我执意坚持，又确有几分在理，笑了，说：“好吧，特事特办！”他取出两张空白结婚证书，——咔嚓、咔嚓，分别盖上了两个钢印。当时战区的地方政府，真是给予了轮战部队最大的支持。
　　我们在战事频仍期间，领到了中国最南部一个边境县办的两本《结婚证书》，纪念意义非同凡响。然而，有趣的是，事隔多年之后，这份《结婚证书》不再得到官方认可，竟然变成了“收藏品”。为此，我又在公证处专门为这份《结婚证书》办理了《公证书》；使用时要共同携带，相互印证，才能有效。此为后话。
　　那年国庆节过后，张筱玲请假来到云南老山前线。我抽出陪送地方慰问团返回内地的工作间隙，与筱玲，以及我在政治部的战友马雷和李明星，四个人一起，在昆明市的一个饭馆里，隆重地各吃了一碗正宗的“过桥米线”，算是举办了婚礼。马雷和李明星，既做了我们的证婚人，也是我们婚礼上的唯一嘉宾，他们两位兴致勃勃地见证了我们这一对战争情人——喜结良缘！
　　张筱玲和我的烽火燃情，绝非个例。在那个血还是热着的年代，数不尽的青年人，像她一样，把一腔忠贞的爱情之血，抛洒给自己珍爱的参战军人对象，抛洒给祖国的南疆边陲前线！
　　然而，毕竟和平得太久，毕竟多年没有过战争了，贪恋安宁、躲避危险、临战弃爱，乃至畏惧厌战等情况，也并不罕见。战友周天宏还记得不少这方面的例子。
　　1985年9月27日、11月19日、11月22日，61师陆续向集团军提交的《临战准备工作情况报告》中都提到：有的官兵害怕打仗，不想上前线，但又羞于启齿；而一些家属则不管不顾，公开站出来拖后腿。
　　182团政治处主任刘春灏，在给上级的汇报中说，有的士兵家长给孩子写信表示：你宁可当狗熊，也不要争当英雄！有个媳妇给军人丈夫写信说：你如果不现在马上复员回家来，我就上部队去，不走了，闹！逼得这位军人写回信说：我宁愿离婚，也要上战场！
　　181团9连指导员李卿君写道：连队有4个战士，未婚妻都来信要求“吹灯”，她们害怕战士牺牲或负伤、残废，不想背负这种责任。接到信的这4个战士中，有两个主动写信回去，同意取消婚约。类似的信件陆续来到部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的情绪。
　　轮战开拔前夕，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逃兵。
　　早在临战动员准备阶段，部队已经对预防逃兵采取过防范措施。但有的士兵，白天参加训练，积极要求上战场；到了晚上人却不见了。有的士兵在铺位上留个纸条，写道：请不要找我，请相信我，我回家看看就回来，和大家一起上战场。
　　与这样的“明逃”相比，另一类“逃兵”则令人防不胜防，属于投机取巧，那就是“关系”！尤其是一些来自“上面”的“关系”，一个电话，一句口信，甚至直接下达的一个调令，使临战的各级首长即刻陷入尴尬之中。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作家李存葆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曾经愤怒谴责过这种现象。6年之后，1985年，61师及兰州军区部队轮战前夕，面临的这类情况，无减反增！
　　又30年过去了，我斗胆预言：无论今年、明年、后年，或哪年，一旦再次面临战争，此类状况难免更加严重！——“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弱爆了”的心理特征，传承在相当一些人的遗传基因之中。
　　1985年部队临战前，不经批准私自离队的士兵虽然不在多数，且基本又都回来了，因此不能被算做真正意义上的逃兵。但在劝导这些战士归队时，又意外引发了另一股潮流——来部队探视。
　　182团曾向兵员比较集中地区的乡政府发函250份，请地方政府出面，劝导私自返乡士兵归队，劝阻家长不要来部队。谁知适得其反，等于把部队即将参战的信息，透露给了所有军属家庭——你的孩子要上前线了！
　　这下捅了马蜂窝。战友周天宏在1985年10月11日的工作笔记中，曾经摘引181团副团长郑月龙的汇报片段，其中记载：战士家属来部队最多的一个连队，达到17家，有的一家来了三四口人；连队根本无力接待，只好把会议室和饭堂全部腾空给家属住；更不要说各班、排的宿舍了，人满为患，就像春运的火车站。刚开始，各连队还努力调整，尽量让同一家人住在同一间宿舍；到后来，不得不打乱家庭建制，按男女性别分住。
　　为此，一些部队也努力采取了更加人性化的措施。
　　181团政委李太忠多次表示：“战士没有假，回不去家乡，临战了，家属来部队看望一下，当属人之常情！”团党委作出决定：凡亲属来部队的，战士放假3天，团里统一安排到附近的著名景区——麦积山（北魏四大名窟之一）游玩一次。这个决定，极大感动了干部战士和来队亲属，一些亲属及时返回了家乡。
　　182团团长彭勇，亲自出面找到驻地——定西地区的地委书记，逐人商定解决随军家属的招工、转正、子女入学等问题。定西地区是联合国救济总署、国务院扶贫办公室长期救济的贫困山区，自然环境恶劣、资源匮乏、条件艰苦；即使如此，当地政府依然尽心竭力，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战友周天宏家属的随军报告，也是由于参战，地方公安机关突破了“必须满35周岁”的下限条件，给予特殊批准；同时，招工部门也给予照顾，破例安排招工进了著名的军工企业——天水213低压电器厂。
　　181团向40名无住房户军属所在单位发函，恳请解决参战将士家属的住房问题，3天内便得到8个单位的热情回复，表示尽快安排解决。
　　这些紧锣密鼓的工作，都为使全师指战员迅速摆脱后顾之忧，义无反顾地开赴南疆，浴血奋战。
　　与此同时，一幅军事准备的壮阔蓝图，也正在疾速展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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