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阵狂风从北面大路上卷了过来，扬起的尘土像奔驰的马群，迅疾而又狂放。它们摇撼着碾麦场周围的槐树、椿树、桐树和电杆杨树，大树开始“呼——呼——”地吼叫，高压电线也发出了“呜——呜——”的长鸣。只一会儿时间，晴朗的天空就布满乌云。“轰隆隆，轰隆隆”隐约的雷声从天边传来。乌云似乎听到了天公的指令，都着急地朝一起聚，越聚越多，越聚越浓，灰白的天空渐渐成了墨色。旷野里一片昏暗，天地融合在一起，变得模糊不清。闪电，在远处的泾河上，在辽阔的天空里，在破棉絮似的黑云中，忽忽拉拉地燃烧着；巨雷，也在那里轰轰隆隆的滚动着，好像被那厚重的浓云紧紧地围困着挣扎不出似的，声音沉闷而又迟钝。场畔里，一大群受了惊吓的麻雀，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失魂落魄地钻进了烤烟炉的烟囱。电闪和雷鸣渐渐频繁起来，闪电一次比一次疾，雷声一声比一声响。闪电没能撕破浓重的乌云，巨雷在低低的云层中滚过之后，风停了，铜钱大的雨点砸在麦场上，发出啪啪啪地响声，雨点越来越密，声音越来越急。雨点落在麦场上就像砸在了湖面上一样，溅起一朵朵水花，只一会儿工夫，滂沱大雨就铺天盖地倾倒了下来。场里的水越聚越多，汇合成了一片汪洋。我们4个小伙子坐在烤烟炉的麦秸窝里，捋着头发上的雨水，从敞开的木桄桄门中向外望去，天地间像挂着无比宽大的珠帘，迷濛濛的一片。
这是公元1978年夏天的一个半后晌，在渭北县南埠镇东刘村碾麦场的烤烟炉里，4位来自北塬的小伙子，刚从割麦的地里跑了回来。气喘吁吁，喘息未定的我们，把割麦的木镰朝地上一扔，一个跟一个屁股墩到了麦秸窝里。雨水，顺着头顶上破碎的瓦缝“汩汩汩”地流淌下来，滴到我们的头上、脸上和身上，我们只好忍受着，因为那阵儿我们别无去处。我们4人，自愿来自北塬上不同村不同行业不同单位，是参加“三夏大会战”、支援平原人民抢收麦子的。
记得刚住进这间烤烟房的第二天，售货员张合社割麦时，用力过猛，镰刀向上一提，把裤子裆划了一条大口子。耍笑之余，我们都为他惊叹，说镰刀真是太有情了，如果再恨一点，那他可就真把自己骟（阉割）了，这一生恐怕要失去做男人的尊严了。
当时我们4人和东刘村的青年们排成一行，在一垅田中进行割麦竞赛，看谁割得又快又整齐。张合社就在我的旁边，小伙子猫着腰哼着欢乐的歌向前攻。他割麦的手脚非常麻利，左手揽着麦子，右手拿镰刀一挥再一提，腿前便是一大抱麦。连续三抱后，从中抽出胳膊粗两撮，麦脖子和麦脖子朝起一拧，捆麦子的腰带就成了，再把割倒的麦子用脚脖子一推，放进拧好的麦腰带上，两手同时使劲打上结，一捆麦子就成了。动作一气呵成，约两分钟便是一捆。正当他为自己熟练的“流程”得意时，一道白光闪过，只听他“哇”地叫了一声蹲在了地上。我头脑里即刻涌出错误的判断：大事不好，小伙子受伤了!经询问，还好，有惊无险。镰刀刃从他的卵子旁边疾速而过，庆幸只是扫荡了一片“杂草”。地里回来以后，合社到村里找人家要了针线，晚上失急慌忙地缝裤裆。我当时来了“灵感”，就编一段顺口溜：
站到东刘村头向南望，光堂堂一片地是碾麦场；场里有座高烟囱，烟囱下面是烤烟房；顺墙放着4个被窝卷，麦秸窝里就是我们的炕；黑灯瞎火没光亮，张合社夜里照着月亮补裤裆。
我们都是小伙子，都有一腔热血，为了响应县委书记王保京的号召，来到南埠镇东刘村，支援“三夏”。
王保京是建国初期全国著名劳动模范，1954年总结出在水稻回茬地中种植红心白马牙玉米的高产栽培经验，玉米平均亩产超过千斤。1957年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他当时是我们渭北县委书记，号召全县人民齐动员，誓死夺取全县农业生产全面大丰收。我们县的地势是北高南低，北面高塬地带习惯上叫塬上，南面平塬地带习惯上叫地下。县委书记王保京提出，凡在渭北县内工作的青壮年，不论你是工农商学兵，从事什么工作，都有义务支援“三夏大会战”。先是从塬上的几个乡镇组织一万名青壮年劳力，支援地下抢收麦子，接着从地下的几个乡镇组织300台东方红拖拉机给塬上翻耕麦茬地，等麦子打碾完后，再从塬上抽调一万名青壮年劳力，帮助地下人民平整土地。
麦收前，王保京书记把全县抽调的万名青壮年劳力集中到县体育馆大广场，召开动员大会。劳动模范出身的县委书记裤子挽到半腿上，不拿讲话稿，一口气讲了近两个小时，他的激情把台下上万人的热情火焰点燃了。大家挽着袖子跟他一起喊口号，决心的在“三夏大会战”中显身手。
动员大会结束以后，按照乡镇对口划分，我们宗山公社和县城东边的南埠镇结成了对子。当天下午，我们随大队人马坐轮胎拖拉机来到夏收支援点南埠镇东刘村。我们4个青年被分到了东刘村6组。
4人中年龄最大的是我们村的丁富贵，他已经年过40，是一个老小伙了。人长得膀粗腰圆，虎头虎脑，浑身像一团子肉，三脚踢不出一个响屁，半天不吭一声。干活时总是跟在人后边，地里一回来，就闷在墙角睡瞌睡。他60年代初上的初中，算得上是个文化人。他喜欢穿制服，天凉了穿4个口袋的蓝制服，天热了则换成两个口袋的白制服，在队上当记工员，上衣口袋经常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这哥也算经过世面。“文革”开始那几年，是我们村红卫兵中“红造”派头头，参加过县上组织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宣传队”，但据说当时由于表现过积极，给县中几个受批斗的老师头上扣尿罐子，反被县中的几个学生夜里“教训”了一顿，打得他鼻青脸肿，腿也瘸到几乎不能走路。逃回家以后，他便像换了个人，人面前很少逞能说话了，当起了规矩的农民，也有人说他是被那一顿打怕了。
张合社是我们公社合作社售货员。小伙子二十六七岁，偏分头，脸皮白净，眼睫毛像女孩一样撩人，看是一个单薄的青年，干活却很利索。
还有一个叫王铁盒的“响咣身”娃娃，大约十六七岁，他是我们4人中年龄最小的，卷卷头发窝窝脸。他似乎不知道劳动累，成天咧着个嘴不是说就是笑。
我这人属那种没特点的人，不用介绍，说了你也记不住我长的啥样子。
那天下午，我们瞅着一直哗哗下的雨，王铁盒突然哇哇地哭了。我没有提防，被这哭声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其他两人好像也被感染了，沉默着，不时吸溜一下鼻涕。铁盒摇着我的肩膀问：
“家和哥，我们今晚咋办呀？”
我说：“你看你像个小伙不？这么大的困难还能把人吓哭！”
我这么一说，他又扑哧笑了：“我想我妈咧，想吃我妈给我幹的凉调面呢！”
自从离开家这些天，我们这些“三夏大会战”的支援者，一直吃的是派饭，由于各种原因，有时候就饥一顿饱一顿，很难正儿八经吃一顿饭。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起风了。微风吹来，雨小了，雨帘斜了，像一根根针线似的刺向墙壁，穿过木桄桄门，落在门口的麦草上，并在低洼处聚了一大滩。乌云渐渐褪成了白云，疾速地向东南方向撤退，雨洗过的天空瓦蓝、亮眼。由于太阳已经在西边砖瓦窑的水塔后面沉没了，亮蓝的天空也慢慢地变得青乌。
当我们肚子开始咕咕地叫唤着的时候，我们愁肠着晚上要在这湿漉漉的麦秸窝将就一夜的时候，大路口那边过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40多岁，1米8几的个子，略微有点瘦，也许由于个子高，腰有点弓，走路一闪一闪的像赶鸭子。他是6队的生产队长刘志刚，据他那天接待我们时自我介绍，他当过兵，在部队上入的党，前些年复原回乡，现在还是大队党委委员。女的是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妈。齐耳短发，黑白间杂，慈眉善眼，堆着一脸笑。月白布衫黑丝布裤子，干散利落。
刘队长老远处就向我们打招呼：“乡党，你们福来了！有凉炕睡了！”走到烤烟房门口，他瞅了一眼门口低洼处的水窝，把伸过来的脚向后缩了一下站定。手扶着门墙，斜着身子向房里张望了下，回过头指着身后的老人对我们说，“这是杨大妈，她们家的门道大房空着，大炕闲着没人睡。雨刚停她就跑到我家对我说，烤烟房露雨，晚上肯定睡不成了！这事我都没想到。你们说，她老人家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这是雷锋精神呀！快走，把你们东西都带上走！”
跟在刘队长身后的杨大妈只说了句：“娃们大老远跑来给我们收麦，可怜的！”然后就进来帮我们收拾被窝。
我们被这突然而来的幸福整懵了，一时没反应过来。看到杨大妈利索地叠起我们的被子时，我们才明白：前世烧香，今世遇到了好人！王铁盒高兴得笑的嘎嘎响。他一个劲儿问大妈家在哪儿？门道炕有多大？能睡4个人不？
杨大妈一个劲儿点头说：“能，能，能！”
我说：“看把你高兴的，刚才还差点哭了鼻子呢！大妈叫咱就跟着走，去了不是啥都知道了，问啥呢！”
要说我们的行装实在很简单，除了睡觉的被窝和割麦的木镰，再就是墙上木橛子挂的几件换洗衣裳、脖子上搭的擦汗毛巾，还有我带的一本的《隋唐演义》。三下五除二，就收拾停当了。
碾麦场的正西并排三条街道是东刘6队，每条街道大约有二三十户人，我们跟着刘队长和杨大妈来到中间街道的正中央。一座新修不久的大瓦房，8个炮儿钉子的黑漆大门，镗亮镗亮。门面很大，大门上方是磁砖造型，紫红的磁片上是四个黑色的大字：和气发财。大门两边墙上分别开了8个扇的新式玻璃窗，外镶着擀面杖粗的钢筋棍。刘队长指着大门说：
“这是我家，进去坐一会儿吗？”
他边说边走的样子，明显是耍精灵，并没有请我们进屋坐的意思。
我们说：“谢谢队长！不坐了，不坐了！”
跟着杨大妈继续往前走，其实没走两步就到了杨大妈家，杨大妈是队长的西邻，门房和刘队长家紧挨着。杨大妈家虽然也是大房，但比刘队长家的大房明显低矮了许多；头门虽然也刷过黑漆，但经过风蚀日晒，已经几乎是灰白了。进了门道，中间是过堂，东西各隔了一间房子。杨大妈把我们带进了东边房子，屋里很敞亮，摆设很简单：靠山墙是一方大炕，炕角码着一摞被子，方块土布单子上铺着两张草凉席，扫得干干净净的，并排足足可以睡五六个人，靠门的这面墙跟放着一张大方桌，旁边是一把靠背椅子，桌子上有儿童自制的刀枪和瓶瓶罐罐等耍货。
杨大妈说：“大妈的女子多，外甥也多，他们一来，都滚在这一个炕上。这一阵忙，都回他们自个家里去了！这炕闲着还是闲着！快都上炕，坐下歇个！”她边招呼我们边伸长脖子朝里边院子喊，“艾香——，水烧好了没？”
里院一个年轻女子答应到：“哎！马上就好，正给电壶里罐呢！”
说话间，一个扎着马尾巴刷、穿着粉红暗格子的良衫的姑娘过来了，她一手端着开水瓶，一手怀抱几个大老碗。由于刚下过雨，院子还有些湿滑，她头低着看路，走得很小心，进了我们几个人呆着的门道东屋，一句话也没说，把开水瓶和老碗往桌上一放转身就走了。行动快得像风一样，我甚至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忽儿嗅到一种异样的芳香，就像田野里刚刚发芽吐绿的艾蒿，淡淡的，然而又是鲜嫩的。
杨大妈说：“这是大妈的碎女子，你看怯的，也不知道问人！”
我们打着哈哈说：“没事，没事！”
我正在疑惑杨大妈家的男主人怎么没看到一个人时，听到门道西边房里浑厚而沉闷的两声咳嗽。杨大妈显然也听到了咳嗽声音。她对我们说：
“那是我们家老头子，你们不要管他，他这人大势的很，不喜欢跟生人搭话，只要一熟惯，他的话可多咧！”
一直站在我们身后的刘队长也说：“刘大伯是在渭阳陶磁厂工作的老工人，身体不好，现在退休了，在家休息。你们平时注意一下，说话声音不要太大。”他把我们几人都瞅了一遍，又说，“咱这儿好像还有一个爱唱戏的，忍几天噢！这儿可不是东场的烤烟房！”
我们几个人都笑了，看着王铁盒说：“不唱了！娃会注意的！”看来，爱怪吼几句秦腔的王铁盒“唱戏”已经唱出名声了。王铁盒不好意思的搔着自己的后脑勺，低头嘿嘿地笑。
刘队长在王铁盒肩膀拍了拍，对我们几个接着说：“是这向，先不说了，时候不早了，要喝汤了，咱先把肚子问题解决了！你们早饭和午饭在谁家吃的，黑了还到谁家！你们自个去，也不等人叫了！群众都忙，这会儿跑到烤烟房也寻不到你们人咧！”
我们说：“不用叫，我们自个去！”
刘队长转身朝外走，走到大门口时又突然转过身问我们：“前边街道是不是轮完了？”
我们互相看了一下，纷纷说：“好像是！是！”
“那明天就从中间这个街道开始，顺东头往西排，还是一人一家子噢！你们就不用操心了，明天早晨到地里我给社员说，让他们一户引一人！谁叫你，你们只管跟着走，不要嫌弃也不要生分了，把肚子咥饱再说！”
我们说：“知道了，谢谢队长！”
刘队长走了以后杨大妈对我们说：“那你们快去吃饭，大妈也不留你们了！轮到大妈给你们管饭时，大妈给你们烙油饼，撕圪垯（扯面）吃！”
我的口水立时就来了。这时候，天差不多麻麻黑了，但勤劳的庄稼人还在街上乱窜，有人手里拿着木杈，有人肩膀扛着铁锨，有人虽然什么也没拿，但心里却像装着沉重的事情，低头弯腰地行走。我们几人相跟着，出了东刘6 队的中街拐进前街，像4 个混饭吃的“麦客”一样，在有些人瞧不起的眼光中踅进管我们饭吃的4户人家。
作者简介 董怀禄，笔名小河水；新浪博客昵称：长安亦君；QQ昵称：细水长流。陕西礼泉人。中学高级教师，十堰市首届十大名师。1996年12月、1999年9月，先后入选《中国中学骨干教师辞典》和《中国当代专家大辞典》。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作协十堰分会会员，湖北省、十堰市教育学会会员，曾任十堰市语言文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年轻时喜好写作，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曾担任《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教育部指定中学生读物）一书副主编，参与过《教子有方》等12本书籍的编写。有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和文学作品在《中国教育报》、《学习月刊》、《湖北教育》、《湖北党建》《语文学习》等报刊发表。出版有个人专集《怀念与忧思》《黄土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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