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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旁边的饮食服务部，职工隔三差五都有变动。这些变动频率较大的都是一些年纪较轻的小伙子，或者是长相美貌的大姑娘。 但有绝大部分职工，从饮食服务部开张以来，始终都在这儿，从来没有挪过窝。由于我们是处近隔邻，一来二去，关系处理的也较融洽。 几十年都过去了，这些阿姨、大叔、大伯们一个个活灵活现永久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始终都没有褪色。 苏建芬，她四十多岁，看上去还相当年轻，细皮嫩肉，脸蛋软面团似的，生得一张好脸皮，白白的嫩嫩的，像梨花瓣，像荷花苞。膝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孙健，小儿子孙宏。由于丈夫过早的去世，一个人养育着这两个儿子，生活的艰辛是不言而喻。后来再嫁给一位姓孙的丈夫，再嫁的丈夫，还带有一个长相乖巧、口齿伶俐的小丫头。 她在工作闲暇之余，喜欢到我家串串门子，拉拉家常。一来二去就与我们家人渐渐地熟络起来了，对我爸爸、妈妈拖儿带女，上有老，下有小，不知疲倦的劳动很是同情。 她看到我们家，爸爸、妈妈忙进忙出，没有住过脚手，但是生活质量并不是很高，饮食以红苕为主，副食是蔬菜，有时候，早餐以玉米菜糊糊为常见，往往看着我们每人端着的一碗菜糊糊，清汤寡水的，照得见人物子，而有些不理解。 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天到了晚上，一看服务部早点没有卖完的白面馒头、包子，甚至有时候还有没卖完的油条、麻花之类的，用一个纱布包袱包好给我们家送来。 我爸爸、妈妈说什么也不要。 她说：“这么好的东西，丢了也是丢了。怪可惜的，看这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天天就是菜糊糊、红苕，也怪可怜的！你们不嫌残就收下吧！” 在她的再三说服下，爸爸、妈妈不好推辞，也就收下了。还没等苏妈妈离开，我们兄弟两个都蜂拥而上，早就每人拿起了那白面馒头，像打牙祭似得饱餐一顿。 宋蓝枫，她也是四十开外的年纪，红扑扑的脸蛋，黑里透红的脸浮现着笑，像一朵盛开的石榴花。又像被太阳烤得通红，更像六月里熟了的杏儿一样，弹一下，就会冒出汁来。她也是我家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的常客。 喜欢她的原因很多，我们特别喜欢她到我们家来，她一来就可以打破我们家一向沉闷的状态。往往人还没踏上我家阶沿，爽朗的笑声，早就飞进我家里来了。 “李嫂，忙了一天，事情还没忙完呀？” “这农家活儿，忙不完，啥时候都不愁没事做呢！” 只要是这时，妈妈总要停下手头的活儿，与郑妈妈在一起要唠嗑、拉家常。我们就围着她们来回的追呀、赶呀，玩得不知道有多开心。 有时候，宋妈妈见我妈妈手头的活儿太多，忙不过来。还从妈妈手里夺过猪草刀，接着帮忙剁起猪草来，一看她就是一个能做事，而且事情做得好得人。不大一会儿，在她的面前又细又匀猪草就剁了一大堆。 还有记不起名字的黄伯伯，是上了一定岁数的老汉，经常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露在帽沿外边的头发已经斑白了。肩上搭着一件灰不灰、黄不黄的褂子。整个脊背，又黑又亮，闪闪发光，好像涂上了一层油。下面的裤腿卷过膝盖，毛茸茸的小腿上，布满大大小小无数个筋疙瘩，被一条条高高鼓起的血管串连着。脚上没有穿鞋，脚板上的老皮怕有一指厚，……我们经常看见他，拿着铁锨、煤铲子、钩子、火钳蹲在煤炉前不断地鼓捣着，腰上插着旱烟袋，烟荷包搭拉在屁股上，像钟摆似的两边摆动着。 还有覃金仁，我们叫他覃伯伯。……他们都是我们家的恩人。 你看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真诚关系，人们彼此互助，人们很淳朴。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就兴起了整人之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明显地起了变化，人们都相互提防着别人，怕被人打小报告，被无缘无故的伤及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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