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7日，媒体上的一篇报道《山西晋阳古城遗址考古有重大突破》，再次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到了晋阳古城。说起晋阳古城的历史时，人们无论如何都绕不过这个古城的最先营建者和首任执政官，晋国赵氏家臣董安于。生年不详的他，是春秋末期晋国人，出身史官世家，其先祖董狐因为敢于在史书直言记载赵氏先祖赵盾弑杀晋灵公而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他本人也是晋卿赵简子赵鞅的心腹家臣，自缢于公元前496年。
说实话，在看完三家分晋这段历史后，有三个人让我久久的不能释怀。一个是智氏家臣豫让，在智瑶死后，没有变节投靠，没有虚假投降，更没有搞什么阴谋诡计，而是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多次行刺，以至于“漆身吞炭、行乞于市”，虽然戏斩黄袍，但他那种为人主报仇并以死来羞辱那些变节投机贰臣的精神，已经超越了刺杀的本来意义，被载入了《史记·刺客列传》，凭忠义在史册留名。另一个是赵氏家臣张孟谈，不仅在最关键的时刻成功策反韩魏，更能在事后功成身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有名的成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准备单独为他写一篇文章，这里不再多述，大家以后肯定会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木林随笔]里看到。第三个就是我这次准备重点写的这个赵氏家臣董安于，他不仅有忠有义，更能以命侍主；不仅谋略超群，更多次救主于危难；虽然可以与很多的谋臣名士相提并论，但在史册典籍上却没有留下过多的故事，多少让人有些遗憾！不过，在上千年的中华历史画卷中，像他这样的人物也不在少数，作为诸多诸侯国里诸多卿大夫手下诸多家臣之一的董安于，在两千六百多年后的今天，还能被我们这些无名小辈们知道和想起，甚至于有些冲动但不知深浅的想探析一下他，至少说明他又是幸运的。
要说董安于，我感到又避不开赵简子、家臣和晋阳城这几个话题，我们不妨就顺着这几个话题，来试着走近这位令人敬佩的前辈高人董安于。
就一个话题，晋卿赵鞅。赵简子名鞅，晋国六位卿大夫之一，晋国赵氏宗主，在晋国任首席执政官期间，被司马迁评价为“名为晋卿，实专晋权”。不过，这个赵简子，在处理宗族内部问题上，不是很理智还有些霸道，结果引发了宗族内部成员赵稷与范氏、中行氏联合叛乱的政治风波，导致了第一次晋阳之战，虽说六强变四强，但赵氏独霸晋国的执政地位却被智氏取代了。不过，他依然是当时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郡县制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说了这么多，还不如后面这两句话亲民，他是《赵氏孤儿》中那个孤儿赵武的孙子，寓言《东郭先生》里那只忘恩负义的狼就是被他杀的。董安于年轻时就开始追随赵简子，后来协助赵简子处理军政，以才华闻名于列国。汉代刘向曾辑录过一则有关赵简子与董安于在行军中发生的一件轶事：有一次，赵简子率部队从晋阳开赴邯郸，因为董安于没有跟上来，中途多次要求停车。等董安于赶上后，赵简子一问董安于没跟上的原因，原来他心中想到的“堵塞秦国与晋国道路的交叉口、车载宫中宝璧、向烛过辞行并探访他”三个问题，董安于都给他办了。从这件事中，我们不难看出赵简子和董安于主臣两人之间的默契和信任。
第二个话题，古晋阳城。对于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能不能有一块远离权力中心的安身立命之地，高位者们肯定比我们普通人要敏感得多，也肯定比我们谋划的要多。深有远虑的赵简子，召来了他的家臣们，经过商讨，决定在远离其他五卿势力的太原盆地北缘建一座新城晋阳。太原盆地是赵氏家族的领地，远离其他五卿势力，依托地理，南制诸卿，北伐诸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历来受晋国统治者的重视。受领了这个营建任务的董安于，他将晋阳城的位置选在了汾河西畔，背靠龙山、面临晋水、北依盂邑（今太原阳曲东北）、南带梗阳（今山西清徐）的蒲坂、封陵一带（即今天的永济市境内，而不是太原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安于在营建晋阳城时，不惜钱财，不仅将城墙修的高大厚，还创造性地将能用于造箭的铜及荻（dí）、蒿、楛（hù）、楚等原材料，融进了城市基础建设里，提前对几十年后的城市防卫作战进行战略物资储备，这种理念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很超前的。还有更超前的，那就是他的建设和治理理念，他提前解决了“人亡政息”的问题，培养和推荐成功了一个能够继续完成自己遗志的尹铎。在他们二人的努力下，这个城池被建造和管理得只有老大愿意放弃才能被攻破！该城于公元前497年建成后，不仅两次有效的保护了赵氏宗族，更作为赵国初都、汉晋干城、东魏霸府、北齐别都、盛唐北京而享誉江河南北，历经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公元979年，宋太宗因为此城王气太盛，通过火烧水淹方法才彻底将其毁掉。
第三个话题，卿士家臣。春秋时期，各国及国内基本实行的还都是分封制和宗法制，类似于现代西方的联邦制度，下属只对自己的直接上属负责，卿大夫的臣属们也直接听命于卿大夫们，基本相当于卿大夫私人企业的员工，他们工作的要求是一切为了家主，工作的终极目标就是绝对保障家主利益的最大化。这些人在当时具有很大的人身依附关系，被笼统地称为家臣，再后来也泛指诸侯、王公的私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各诸侯国卿大夫所养的士基本都是这类人。在这个群体里，人数太多，名人太多，董安于、尹铎、豫让、毛遂等人就是典型的代表等。作为赵氏家臣，董安于在赵简子的任命下，担任了晋阳城的第一任执政官。他把“忠诚主人、信任法令、敢于得罪人”这三条原则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方针，用强有力的法制作为保障，在晋阳城推行了类似于商鞅在秦国实行的法家政策。他强力推荐的后继尹铎，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从加固城池、进行经济改革、推行爱民恤民的政治措施等方面，更进一步加强了对晋阳城的治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竭力经营，才有了这座能够让赵氏安身立命的晋阳神话。
第四个话题，被迫自杀。晋阳城建成后，为了扩充人口，赵简子怒杀了邯郸同族赵午，导致了赵午之子赵稷与家臣涉宾的叛乱，晋定公随即派遣籍秦率兵前往征讨。当时在晋国与赵氏同为六卿的范氏、中行氏，因与赵午是姻亲关系，便在暗中与赵稷结为同盟。董安于提前预见了范氏、中行氏将会联合进攻赵氏，并向赵简子提出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的建议，没有被赵简子采纳。范氏、中行氏在联手击败籍秦的军队后，挥师向赵简子扑来。面对强敌，董安于慷慨地对赵简子说：“与其坐待范氏、中行氏作乱害民，倒不如由我率兵与他们决一死战。如若将来晋公追究责任，就说是我董安于发难的。”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带兵杀开一条血路，护送赵简子及其家小，逃奔到晋阳城。第一次晋阳之战，智氏、韩氏、魏氏和赵氏胜出，范氏、中行氏被灭亡。在此次平叛事件中，董安于的才能引起了以智氏家主荀跞为首的其他卿大夫及其家臣的注意和妒忌。智氏家臣梁婴父向智伯进言说：“如果不杀了董安于，晋国的大权总要落在赵氏手中。”于是智伯借口在范氏、中行氏作乱事件中，只有赵简子家臣还没有受到惩罚，要挟赵简子治董安于的罪。赵简子明知董安于是为自己而获罪，感到十分为难和忧惧。董安于听说后，对赵简子说：“只要我死了，赵氏才可以安定，晋国才能得以安定，那我活着还有什么用。”董安于死后，赵简子为了和其他卿大夫和解结盟，曾惩罚性地将董安于暴尸于晋阳城。再后来，赵简子将董安于的牌位立于赵氏宗祠内，以享陪祀。
第五个话题，几点感慨。一是，政治斗争，总是那样的无情，也总是那样无奈。这样一个忠肝义胆的臣子，却死在自己主人的妥协之下；这样一个深谋远虑的贤士，却被暴尸于自己精心建造、全力守护的晋阳城中，这个结果很是令人伤感！不过，比起汉景帝时的晁错，他还是要幸运得多！二是，对于董安于来讲，因为他的智略超群，引起了其他制约势力的嫉恨，打击他也变成了弱赵的一个突破口；因为他的深谋远虑，竟然提前几十年就为赵氏家族进行了军械物资储备；因为他的尽心尽责，和后继者尹铎一起，将晋阳城打造得固若金汤，成就了三年都不能被攻破的神话；因为他的忠心侍主，在危急关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惜用自己生命捍卫家主的臣子典范。在各方责难面前，他没有选择逃离或者妥协，而是慨然以死面对，为我们再造了一个悲剧式的英雄形象。三是，这个身兼建筑家、战略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董安于，最终以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再次护卫主子，这里面体现了一种重承诺、图报答和以死相酬并自愿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这或许就是那种侠客精神，是更多人心中那种高不可及且想为而不能为的精神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