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李商隐的诗，有两味。一味，是其人有味，一个夹缝中的人生。二味，是其写诗的方式有味，写前摊好各本所用之书。两者合一，其诗就写得含蓄难解，语无伦次，多解而有多味。其诗章法似散乱一地之琼珠碎玉，化不开之悲情如串珠之丝线，如散文之“形散神聚”。 先略谈其人生之痛笔。其身处晚唐牛李党之争中，以其业师令狐楚为牛党骨干，又因其高中进士与令狐楚、令狐绹催逼考官有关，故其不用声明亦天然属牛党一系。令狐楚逝后，李商隐深受李党要员王茂元赏识，又娶其女。如此，牛党眼中之李商隐，其为牛党之叛徒；李党眼中之李商隐，其或为潜伏于李党之间谍。两党夹缝中的李商隐，悲情难抑，吟出“相见时难别亦难”之千古悲句，亦非难事，只肺腑自然一吐而已。 晚唐李商隐如此处境，与北宋苏轼处境有相似之处，亦有大不同之处。苏轼一生亦处在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与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之夹缝中，这与李商隐的夹缝人生，有相似之处。王安石上台时，苏轼上言说司马光亦有可取之政策，故遭王氏党人贬谪。后司马光上台，王安石下台，苏轼又言王安石亦有可取之政谋，其又遭贬。后王安石上台，其又赞司马氏之可取之言，继续遭贬。后司马光又上台，其又赞王安石合理之新政，故贬而又贬。苏轼一生之多贬，败在言真语，其人亦以多贬而多姿。苏轼达观洒脱，李商隐绵痛难绝，这是两人性格之别，亦是两人内在之不同。 两人外在处境之不同，一则，苏轼、王安石、司马光三人虽政见不同，却为文坛至友。二则，北宋对武人防备，对文人宽容，这是百年不变之祖训国策，如太后偏爱苏轼才情，亦见一斑。如此两则，李商隐皆未相逢，故义山悲情唯有自痛而外人难懂，其痛久痛，痛深入骨，其文亦痛不可抑，痛难挥尽。读其诗之世人，少有李义山之痛者，皆难入其痛深处，故难懂其诗。此亦义山之诗难懂之一理，其痛入髓，乃生人之真痛。 其理之再，生人之痛，微妙复杂，难托一物寄情，故义山多用典。事典多解，一解可寄义山真痛之一隅，故其典亦多痛味，至一痛味一痛事之境界。 故今读李商隐之《锦瑟》亦如其摆书写诗，摆百家之妙解于案头，同观纵读，一品其千古之朦胧悲情。百家妙解，今列于一单，以纵览义山混合之多种情思。 宋代黄朝英假托苏轼名义之“咏瑟说”，清代朱鹤龄、朱彝尊之“悼亡说”，元代元好问、清代何焯之“自伤身世说”，程湘蘅“自序其诗说”，钱钟书“自寓创作说”，现在一般说法“晚年追叙平生、自伤身世之辞”，百家百说，各有其所侧向之理。各侧之理，如人之情思，无至纯之思，皆处微妙变动之中。故读《锦瑟》之百家评说，如《红楼梦》之百解，多义而多味。 各解之中，朱彝尊之评说，如红学家解文，其味甚佳。其云：“此悼亡诗也。意亡者喜弹此，故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兴也。瑟本二十五弦，弦断而为五十弦矣，故曰‘无端’也，取断弦之意也。‘一弦一柱’而接‘思华年’，二十五岁而殁也。‘蝴蝶’‘杜鹃’，言已化去也。‘珠有泪’，哭之也；‘玉生烟’，已葬也，犹言埋香瘗(yì)玉也。此情岂待今日追忆乎?是当时生存之日已常忧其至此而预为之惘然，必其婉弱多病，故云然也。” 目百家之所见，听百家之所闻，各圆各说，不偏执一端，不拘泥一说，才见立体之李商隐，非平面之李商隐也。西方哲人罗素，见英德两国教材，争执不下“谁败拿破仑”之章节，其云：“英人读其国教材之时，读一读德人败拿破仑之教材；德人读其国教材之时，亦读一读英人败拿破仑之教材。”有争议之论，合在一起，亦是妙读之法。 故读李商隐《锦瑟》与其众诗评，合读则生，分读则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