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社涛散文】我的伯父浩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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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灞河水于 2018-3-2 19:05 编辑

三伯老了，苍老了许多，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上一次见到三伯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三伯在友谊路一药店坐诊，特地去看的他。那时的三伯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丝毫没有年逾古稀的感觉。
三伯官名浩乾，民国三十一年生人。三伯是三祖父的长子，是我父亲的堂兄。因在堂兄弟里排行老三，故而父亲称三哥，当然，也就是我们的三伯了。听说三祖父是国民党时期的军医，三伯悬壶济世也算是子承父业了。三伯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自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三伯十多岁时就读于水陆庵的一所中医学习班。那时候，正处于新中国建业之初，社会上依然有不同政治流派暗流涌动。三伯在社会潮流的裹挟下被卷入了“反革命”阵营。那些年代，所有的“反革命”不被杀头都算是幸运的事了。三伯的人生从此转折，陕北某地，接受党的再教育。现在想起来，这一切荒谬到了让人不可理解的地步。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稀里糊涂地就被冠上了如此“罪名”实在是荒唐可笑！
因此变故，大约有近十年时间三伯和家人处于分离状态。原本已有的婚约也不得不因此而终止，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一切无疑是沉重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个人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三伯好读书。在接受“改造”期间依旧孜孜不倦，医学类书籍作为本业他没有丢弃，同时也涉猎文学、史料类书籍。四大名著他耳熟能详，《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他也能侃侃而谈。在他同时代的人中，三伯算是有学问的人了，尽管没有接受过正统教育，但他的文化修养绝对不亚于所谓的知识分子。
三伯喜好文艺，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文艺青年，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听家里长辈讲，当年在水陆庵中医学习班学习期间，他也曾瞒着家人偷偷跑到西安三义社学习唱戏，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
因遭变故，加之后来的各种社会运动还有家里成分较高的缘故，三伯回来后落户到了十几里外的普化乡石头滩村，和早年丧偶的三妈组成了家庭，生活也算是步入了正轨。
成家后的三伯主要以行医看病为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医。三伯偶尔也会帮助乡邻起草分书、诉状之类的文件，当然，都是无偿帮忙的。那些年，在乡下，由于社会运动等因素，能够上学读书的人少得可怜，有能耐提笔成文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三伯算得上是一把好手。
三伯虽说落户到了石头滩村，但是他的心却时常牵挂着后程村的家。逢年过节或者去外地行医归来，他必然回家。北坡的祖坟前，时常能看见三伯的身影。用他的话说，回来了就要告知家人们一声，以免老人们为他牵肠挂肚。行必告，返必面，三伯用行动给我们这些晚辈树起了榜样。
记得小时候三伯每次回家，我们几个小一点的侄子总会问三伯啥时候来的。三伯每次都会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家，他这是回家了，应该问他啥时候回来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三伯的情况也有了了解，再也没有人问他啥时候来的。我们知道，这是他的家，他是真真切切的回家了。
三伯每次回来总有说不完的话，尤其和我父亲在一起时。老哥俩从见面说到天黑，躺到火炕上还关不了话匣子。从曾祖说到儿孙，从舅家说到姑家，竟然有好多次整个通宵都是在侃侃而谈中度过的。我们哥几个开玩笑说他们哥俩最爱拉南瓜蔓，如果和他们晚上睡在一张炕上，注定是要被迫当听众的。哥几个都很头疼三伯和父亲的相遇，而我却例外，非常喜欢三伯和父亲的“南瓜蔓”。当然，提起“南瓜蔓”，三伯和孔璋表叔才算是个中高手，父亲都略显逊色了。
三伯行医看病四十余载，不敢说是名医，却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曾经因为治愈过一些外省患者而招徕一大波外省患者慕名而来寻医问药。还有过远赴北京、上海给病患登门诊治的经历，大有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架势。对于自己的医术，三伯一直以来都是信心满满，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从他口里讲的话来判断，那绝对是老子天下第一了。当然，治病救人这事，谁都不是神仙，患者也自有他的感受和发言权的。
三伯个性豪爽，性情刚烈，做事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对于看不惯的事情，他绝不会袖手旁观，批评教育无效的情况下他定会暴跳如雷，甚至还会破口大骂，俨然一个倔老头的姿态，任谁拿他都没有办法。也正是如此，年轻时候的三伯在方圆也算是有些名头。还是因为如此，他的人生也变得与众不同，人情冷暖，世间百态，他心里自然有他的判断和感受。
五十二岁那年，三伯患病住进了医院，后来被查出身患胃癌。在唐都医院住院的那几个月，三伯几乎是从鬼门关徘徊着走了出来。当时的治疗方案有两种。一种是手术治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微弱。一种是保守治疗，是服用从美国最新进口的一种从未有过临床案例的药物，可以算是临床实验了。两种方案几乎都是在用生命做赌博，成功的几率都很低。三伯选择了药物治疗，在他的心里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甚至连身后事都给哥哥姐姐们交代好了。服药后的三伯昏迷了几天几夜，家人本就悬着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医院也给下了病危通知书，一切似乎就要戛然而止了。就在众人即将绝望的时候，三伯苏醒了，显然，美国的进口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连主治医生都不敢相信，说这是个特例，是个奇迹，还说三伯的大脑和一般人不同。对于三伯顽强的意志，全体医护人员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新药以临床实验的方式给三伯免费服用到出院。出院后的三伯第一时间回到了家，一身藏蓝色的呢子大衣配上他时常不离身的那顶黑色礼帽，整个人精神焕发，红光满面，越发显得气宇轩昂了。村里的侄、孙们见到三伯的时候纷纷打趣起他来。说是三伯这架势哪像是从鬼门关过来的，简直就是一个资深的归国华侨。三伯听到晚辈们的玩笑话，哈哈地笑了起来，一边和侄、孙们开着玩笑，一边便发起了烟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哈怂，还拿你爷开起了玩笑。言毕，众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此刻的三伯，俨然就是一个老顽童。
九十年代后期，久病在床的三妈走完了她的人生。虽说哥哥姐姐们时常会回来看望三伯，却也因各自工作忙碌的缘故，大多数时候都是三伯一个人在家，基本上就成了孤家寡人。后来经过和儿女们商量，三伯从石头滩村搬回了后程村，在位于村口公路边六大新盖的房子里开起了诊所。且不说诊所生意如何，每天登门拜访谝闲传的老伙计们从未断过。这对于生性爱热闹的三伯来说，真正合了他的意。或许三伯需要的不是一个诊所，而是一个谝闲传聊天的场所而已。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和六大六娘都在西安沙井村旧货市场经营着生意。我在西安上初中专，六大家堂弟光波正上高中。逢节假日，三伯的诊所也就变成了我和光波的临时落脚点。伯侄三人一个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听三伯讲家族的故事便成了我们俩每天晚上的必修课。三伯爱讲，我们也爱听，三伯乐此不疲，我俩听得津津有味。三伯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和我们谈文论道了。他时常会用一些文学典故来启发我们，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也时常会在不经意间给我们出题考试。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三伯曾经给我俩出的一副对子了。上联:移椅依桐同玩月；下联:等灯登阁各读书。三伯口述，我们逐字给他描述具体汉字。可能是我语文相对好一点的缘故，每次遇到类似问题，我总能够比光波快一个节奏给出答案。因此，我也没少受到过三伯的表扬。和三伯共住的那些个断断续续的日子里，我和光波也没有少淘气。三伯药橱上方储藏的用枸杞和人参分别泡的那两玻璃缸白酒让我们隔三岔五地糟蹋了个精光，不光我们自己偷着喝，有时候还会带着同学过来品尝。至始至终，三伯都没有发现。现在想起来，那个滋味还余香在喉，让人垂涎三尺，只是可惜了那些名贵药材了。
三伯开诊所期间最不务正业的一件事就是打麻将了。不光在自己的诊所呼朋唤友打麻将，有时候还会赶场子去前程街道的麻将馆小搓几局，甚至还会去临近的元君庙村、雷家河村打麻将。三伯外出赶场子打麻将的时候，诊所的门从不关闭，也无人照看。来病人了，喊几声浩爷，如果没人答应，病人定会离去，赶饭点或者晚上再来。当然，这是本村及临近村子熟悉的人。如果是远路的人，除了老患者，第一次来的人绝对不会再来了。三伯打麻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赢，经常被麻友们杀得片甲不留却也毫不吝惜，屡败屡战，坚持到底，绝对是一等一的铁腿子。久而久之，一众麻友送给三伯一个“送光走”的诨号，有时候也叫“老送”。三伯却不恼不愠，依然到处赶着场子，乐不可支。
三伯是一个自信的人，对于自己的认知从来都是高出普通人的。在别人看来，多多少少有点自负，我却不这样认为。三伯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伯这是生不逢时，吃了时代的亏了，要不然给我个县长当我都拿脚踢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开着玩笑迎合他，他却总是一本正经。虽是戏谑之言，但言语间的自信绝对是超出一般人的。
三伯虽说没有机会把给他的县长职位用脚踢了，却实实在在地当过几年官，中国最小的官——村官。在老家后程村开诊所的那几年，三伯被推举为石头滩村的村主任。官虽不大，却是一个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服务的机会。在他担任村主任期间，为石头滩小学争取了修缮学校的经费，也为村民们办了不少实事。然而，在个别人眼里，三伯毕竟属于外来户，一个外来户当上村里的领头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于是一系列针对三伯的挑衅事件就发生了。有一年除夕，三伯从后程村返回石头滩村过年，还没进门就看到院门外摆放了几个花圈。大过年在别人门口放花圈是一件极其恶劣的事，是赤裸裸的挑衅。三伯对于始作俑者自然心里有数，于是当即报案并通告给了普化乡政府。在派出所和乡政府的调查处理下，事件得以平息。于是，三伯提笔挥毫写下了新年对联张贴于院门门楼上。上联:为民请命甘当孺子牛；下联:不畏强暴怒踢绊脚石；横批:正气凛然。字里行间，一个刚正不阿的基层村官被彰显得淋漓尽致。那个除夕的下午，正是我陪同三伯回的石头滩村。作为事件的亲历者，那一副威武不屈的对联我永生难忘。对于三伯的一身正气我是肃然起敬的。
三伯因看病结识了不少朋友，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有农村的，也有城市的。大约在本世纪初，三伯在一位患者朋友的邀请下去了西安城，于朋友所开的药店内坐诊行医。朋友所开的是连锁药店，分店大约有五六处。起初的时候，三伯在胡家庙药店坐诊，后来又辗转于乐居场、雁塔路、友谊路等几个店面。三伯是以中医老专家的身份坐诊的，每天前半天坐诊，后半天休息，作息还算合理。有一年夏天，我去乐居场办事，正好路过三伯坐诊的药店，于是便去看望他。我人还没进药店，就看见店里排了一队人，从柜台前的小木桌排到了店门口，大约有二十几位，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张纸质的号码牌。在确认了小木桌后望闻问切的人是三伯后，我便坐在了诊所内的连椅上等待。诊所内的工作人员给我递来了号码牌，我告诉他我不是来看病的，而是来找程大夫的，于是工作人员便不再过问。大约四五十分钟后，排队的一波人陆续散去，我移步坐在了三伯身前小木桌的旁边。看到三伯正在专心致志地看报纸，我便故意默不作声地等待他的发现。三伯在看报纸的间隙抬头看了一下门前，他的余光似乎发现了坐在一旁的我。于是用右手扶了扶老花镜的镜腿便扭头过来。
“老二，咋是你呢？我还以为是看病的病人呢。”三伯惊喜地笑了。
“我看你忙，所以没有打扰。我过这边办事，顺道看看你。”
说话间，三伯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包玉溪烟，给我发了一支，也给他取了一支。吞云吐雾间，伯侄二人便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临近中午的时候，三伯即将下班，我也因为要赶在中午前回公司，便告别了三伯。出门的时候，三伯硬将抽屉里刚刚打开的玉溪烟往我口袋里塞，还说这烟好，让我拿去抽。推让了几个回合，最终还是盛情难却，我便不再客气。说实话，那一年我从学校毕业才不到两年，工资也就一千多，抽烟也只是五元钱的白沙。相对来讲，二十多元的玉溪对我来说确实是奢侈品了。尽管三伯已经年逾花甲，但他的收入却是我的好几倍，而且抽的烟也是店里面给提供的，算是一种待遇了。用三伯的话说就是:不要看我是个老汉，我挣的不比你们年轻人少。
后来，三伯被安排到雁塔路药店坐诊，我又专程去看望了他。和他一起坐诊的还有两位老中医，据说是从知名医院退休的。三个人每人一个诊室，一字排开，相邻而坐。三伯的门口队伍排了长长一串，另两位大夫门前只有寥落数人，更多的时候都是门庭冷落。这样的场景，让一向自信满满的三伯更加得意，言语中的不屑也越发明显。什么四医大，什么西京医院、唐都医院，在他眼里简直就不值一提。三伯那老子天下第一的英雄气概又一次深深地感染了我。
三伯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对于家族，他始终是饱含深情的。打我记事起，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一大家子人都会提着酒端着菜在伯父家里吃团圆饭。伯父是我的亲伯父，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二，因大祖父家大伯父去世较早，所以每年的年夜饭都会雷打不动地在伯父家里张罗。三伯自从落户到了石头滩村就几乎没有参加过家族的聚会了，但对于年夜饭却更加地重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过，我们是一家人，每年的年夜饭一定要在一起吃，让我们的弟兄、子侄从小就知道我们是一家人，要孝敬长辈，团结兄弟，爱护子侄。遗憾的是自从伯父去世以后，家族里的聚会也就随之散了场。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就是盖了新房后大家都住得远了，端酒提菜地聚一起确实也不方便了。然而，亲人总归是亲人，感情一点都没有变，这是值得欣慰的事。想必，三伯也是看在眼里的，定是不会责备的。
二零零九年，新规划的沪陕高速开始动工修建。路线所过之处正好穿过北坡下我们的祖坟墓园。于是在政府的动员下，凡是路线红线以内的坟墓都必须迁出红线。曾祖父、祖父和四伯的坟墓也便成了搬迁对象。迁坟的时候，三伯特地从西安赶了回来，简单却不失庄重的仪式过后，曾祖父、祖父和四伯便住进了“新家”，三伯又匆忙赶回了西安。后来，位于祖坟边上的玉山互通式立交设计有所变更，占地面积更大了，原本迁过一次的坟墓不得不再向坡下搬迁一次，三伯又一次从西安赶了回来。在后来的一次聊天中，三伯颇有怨言地给我提到了迁坟的事。抱怨国家修路把先人的坟迁了两次，分明是在折腾老百姓。我安慰三伯说，国家修路是好事，我们必须无条件配合。其实，当年我也正在从事公路工程施工，我们的项目在广西，对于征地拆迁诸如此类的事情，我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在我的安慰和解释下，三伯不再抱怨。其实，在三伯心里，他是在心疼自己的亲人，这种感情，作为侄子，也我最能理解。我知道，我懂他。
三伯喜好文学，我也喜好文学。三伯曾经让我看过他作的诗，大约有几十首。平平仄仄起起落落间，人情冷暖世间百态便也就呼之欲出了。
而今，三伯已年逾古稀，也已经从西安回乡赋闲在家。虽说略有迟暮，然而，精气神却不减当年。想必，年龄在他面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想，大概如此吧！
在我的心里，三伯永远都是那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是那个永不认输，老子天下第一的牛人！

2018年3月2日西安
戊戌年元宵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