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坐落在村子的西南方，是一个不大起眼的院落。入得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新的砖木结构的大瓦房，五间开外，那是三叔在九十年代起的新房，再环顾左右，东西是各两间建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厦子（一种房子的俗名，陕西八大怪里的房子半边盖），饱经沧桑，像一个老人一样，细数着斑驳的年轮，记载着这个院落里每个生命的故事。
我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那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和叔叔一家，还有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一个院落里左右分开，各占一半，成了两个家。
一
爷爷是个带有略有文采，但经商有道的人。一生岁月可以概括为，前半生风光，后半生凄凉。
他生于清朝光绪年间，那时候他凭借自己的头脑和天赋，取得了丰厚的家业。镇子上有自己的商号，听父亲说，名称中连着爷爷的名字，那个商号叫做“新顺德”，意思顺风顺水，德行为先，以纸货老衣为主业，带着卖些紧俏大众所用的物资，也就是和杂货铺差不多。
据家谱记载，我们这个姓氏是清代的时候，从陕西蒲城迁徙过去的，也就是爷爷的爷爷那一辈来到这个村落里落脚的。爷爷那辈人中他排行为十，后面的小辈很多，有叫十大的，有叫十爷的，当然也有叫老爷的。
同宗里的子孙们，大家都沾了开商铺的爷爷不少的光。家里没个火柴、少个香皂啥的，都会被家里人支使着：“去，去你十大铺子里借个。”，“去，找你十大要一个。”说是借，在那个穷苦的年代，鲜有能在后来给以金钱或者还回来的。
爷爷秉性忠厚，对于来的人是有求必应，因为他知道同一个宗族里，就他一个有商铺，就他一个日子过得比大家好。虽然那些货物是值点钱，但是相比宗族子弟的生存，他更在意后者，每每听父辈说到这儿，我都感觉在心里对他肃然起敬。
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图书馆和电影院，就连电视机也是我很大了的时候才有的。农闲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挤在涝池畔（池塘，当地人俗称涝池）的闲人堆里谝闲传，胡扯被子乱拉毡（毡，旧时在火炕上铺垫的一种物品），说着说着，言语不和了就会为爷爷争的面红耳赤，甚至于个别时候挥拳相向，这个说爷爷是我十大，那个说爷爷是我十大，闹得不可开交，围观的闲人，有起哄的也有劝说的，霎时间冷清的涝池畔热闹非凡。
爷爷一辈子历尽坎坷，先后娶妻三房，长房生了大伯后过世，续弦二房却无子嗣，离婚再娶三房，生了两个姑姑，三叔和父亲。
老屋的院子那时候面积广阔，青砖大瓦房好不气派，还有偏厅等。到了公社化时，家里的箱箱柜柜尽数都被没收，分与村里街坊邻里，大瓦房也被原地拆除，所拆木料在离老屋几百米外的另一条街道，建设了屋舍用于集体的粮食储存。在大瓦房被拆了的空地上，在包产到户后，那里盖了个猪圈，父亲、三叔还有两个姑姑很小的时候，没事总去看着那里面圈养的小猪，梦想着能在过年的时候能美美的吃顿肉。于是到了腊月，兄妹几个便一天天数着日子，期盼着哪天把它杀了吃肉，经常在梦里醒来口水直流。可总会在某一个充满年味的清晨或者午后，眼睁睁看着村里的杀猪户一手把钱交给爷爷，爷爷接过钱数了数，然后让父亲和三叔帮杀猪户把猪捆住，抬到门口的架子车上（一种农用工具），消失在他们兄妹的视线里。。。。。。
到了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约莫两三岁的光景，父亲和三叔分家，又凑钱买下了村里拿我们家大瓦房木料盖的那两间屋子。那时候已经不再储存村里的粮食了，闲置了好几年，兜兜转转，父亲这也算是赎回了祖业，只不过是异地重建的而已。
父亲每每谈及爷爷的时候，总是感叹他晚年凄凉，小时候我不太懂，总觉得爷爷能受怎样的委屈呢，及至成人后，方体会到那一个老者的不易，他前半生何等荣耀，吃穿不愁，乐善好施，可到得晚年，儿女尚幼，生活的重担不堪承受。没办法，他只有委屈自己，一个人拿两个菜团，挑着一个扁担，扁担的两头是两个笼（一种用藤条编成，用以放置物品的农具）来回往返几十里地，只是为了去挑回来一担煤块，用于家里的做饭烧水之用。路途遥远，那像小孩拳头大小的野菜和麦麸做的菜团，就这样陪着他日复一日的走在同样的路上，不敢停歇。 我无法想象，甚至于不敢想象，他是怎么样在回来的路上，挑着那一担煤块蹒跚前行的，那一个晚年体型消瘦的老者，那走走停停的脚步，风和日丽倒也罢了，若碰上阴雨连绵，若碰上风雪飘扬，谁为他打伞？谁为他加衣？想到这，我感觉心里酸酸的，难以言喻，人总说心中有千般万般滋味涌上心头，可我总感觉，在这样一幅画作面前，还远远不够。。。’
很遗憾，他走的太早了，那年他才六十四岁，还来不及等到后面这三四个孙儿孙女的出生，就因病撒手人寰，驾鹤西去，记忆里，就只有墙上那幅黑白的相片，照片里他慈眉善目，唇齿间略微带笑，胡子刮得干净，面容清爽，戴着一顶老式的毡帽，穿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斜襟大衫。每逢过年过节，我们堂兄妹几个，总争着去擦拭铺在那遗像上的灰尘，生怕爷爷怪罪似的。
二
奶奶是个小脚女人，走起路来路颤颤巍巍，打我记事起，她出门总是拄着个拐杖，可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担心像她那样的小脚走起路来的安全问题，她是几百年裹脚历史上最后一批裹脚的女人，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喜欢三寸金莲是那种“病态”美，再也没有听说过关于裹脚的种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故事了。
奶奶进门的时候，爷爷四十八岁，奶奶二十四岁，听父辈说，那时候的彩礼是用一炕桌子（关中地区旧时一种小桌子，冬天放在火炕上吃饭用）银元作为聘礼，才把奶奶娶回家的。 爷爷过世后，正值中年的奶奶为了养活四个孩子，在同宗兄嫂们的安排下，招了个入赘的人来，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上门女婿。这在那个条件异常艰苦的年代里，是再也平常不过的事情，单凭一个女人，是无法把几个年岁尚幼的孩子拉扯成人，并给以婚娶安排的。
我出生在八一年的春天，阳春三月。那年，村里落实包产到户，是个久违的丰收之年。 新爷爷看着满囤的粮食，高兴的跟父亲和三叔说，从今年开始，我们就不会再为粮食的吃发愁了，我一下子成了这个家里人的稀奇宝贝了。 老一辈人总说，三岁记到老。我仍然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还很小的我，每当听到外面大门口那扇木门上的铁栓响动，就会立刻跳下炕头，总是来不及穿好鞋子，就跑去院子里，扑到爷爷的怀抱里，极尽撒娇之能事，喊一句：“爷爷。”
爷爷每每此时，会摸着我的额头，说：“来，让我看看我的宝贝孙子。”然后拉着我的小手，走进他和奶奶的房间。
奶奶经常逗我，这谁家的孩子，我做个鬼脸，调皮的答道：你的孙子。然后等不到奶奶招呼我，就早已经爬上炕，躺在爷爷的怀抱里了，接着就在那个房间和叔叔婶婶，堂妹他们一起吃饭了。 爷爷那时候在镇上的中学里做着后勤保卫的工作，也就是打打上下课铃声，然后大部分时间拿个椅子，坐在门口，碰着样子不太像学生的人，询问一下找谁诸如此类的话，也算是个闲差。可别看他捧个茶杯，貌似漫不经心的样子，不成想却是火眼金睛，社会上那些闲杂人等，想糊弄糊弄他，混进去学校那是不太可能的。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特别爱缠着爷爷了，天天嚷嚷着非要跟他去学校。到了学校，他坐在大门口，我手抓着着那两扇镂空的铁门，用小脚使劲往上蹬着，想踩着那缝隙里往上爬，可稚嫩的小手总是滑脱，想抓抓不住，冷不防还会摔个四脚朝天，这时候总把爷爷逗得哈哈大笑，继续看着我从地上爬起来，张开他强劲有力的双臂，来迎接我扑向他的怀抱，等我擦完鼻涕和泪水，会接着鼓励我，再来一次，你可以的。
学校对面是镇上的影剧院，那时候说是影剧院，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戏曲居多，各地各流派的剧种，总是时隔不久换着来表演，跟今天的歌手开演唱会差不多，你方唱罢我登场，因为条件限制，电影倒成了稀奇玩意，除了学校组织学生看看，平时难得见到。 奶奶和爷爷都是戏迷，我从小耳濡目染，虽然听不太懂秦腔的咿咿呀呀，但是看着那些角色的大花脸，浓妆艳抹也是一番不小的乐趣。有时候，我会缠着爷爷奶奶带我去看看。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和村里的小伙伴们天天腻在一起，干一些抓蛐蛐，捣鸟窝之类的在那个年纪里认为很有趣，并乐此不疲的游戏。
分家以后，我们一家搬到离老屋五六百米的地方，按照老家人的说法，那是个斜胡同。我就和爷爷奶奶不像以前在一个院子里那么方便，随时可以见到了，再就是搬家后有了新的小伙伴，总和他们能玩到一块，所以就只有时隔三五日偶尔去老屋一下了。 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内心总偏执的认为，觉得我家离村里的初级小学远，而三叔家比我家离学校近，等我再大点以后才发现，那距离是不相上下，几乎相等。
有一天天放学后，天下着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和同村的堂哥一路小跑，他家住在老屋跟前，也不知道怎么的，不觉间就跑到了三叔家。抹了抹头上的水滴，拿毛巾胡乱擦拭了一下，就和他们一起吃饭了。小孩子爱跑爱跳，体能消耗大，所以挺能吃，问了问时间差不多了，我就拿了个馒头夹着菜，爷爷送我出门。那时候村里都是土路，往前走不远是个小坡，看到堂哥从另外那条路小跑着过来，我一激动脚下一滑，这下惨了，雪白的馒头一下子掉到泥巴里了。我心疼的看着它，可实在是没法再吃。。
我爬起身，摸了摸裤子上的泥巴，悄悄回过头瞧了瞧，没有看到爷爷的影子，心想还好还好，要是爷爷看到不骂我才怪呢！从稀泥里捡起那个馒头，走到路边的麦子地里，使劲一扔，看着那片雪白消失在麦田里。
这个“案件”没几天，那天我去找堂妹玩。奶奶看到我，说起丢了馒头在麦地里的事，言语间带点责怪，说我糟蹋粮食呢，我拿出自己的小聪明极力否认事情的存在。爷爷这时候上来插话，说那天他看的真切，等雨小了点，他去那片麦田里捡起那个沾满泥巴的馒头，拿回来喂猫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心里暗忖，这下完蛋了，要挨收拾了。 爷爷摸了摸我的头，说好孙子呐，馒头沾满泥巴可以拿回来喂猫，不能乱丢，粮食多可惜，还有就是得端正态度，不能撒谎，这才是好孩子。我低着头，扯着他的衣襟，轻轻的点了点头。 那时候冬天总是出奇的冷，走在雪地里总感觉冷风能从棉袄棉裤的各个缝隙里钻进来，想把它挡在衣服之外，总是那么的无力。走在雪地里，大家的装束是不约而同的相同。男的是在棉衣上戴个火车头棉帽，女的是在棉衣上包个围巾，然后每个人都穿着一双纯手工打造的看起来略微笨拙的棉鞋。 就在这样北风呼啸的季节里，入赘的爷爷也离开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我跑到老师那里打了个报告，出来校门奔跑在漫天的风雪里，全然不怕摔倒磕着了，一口气跑回三叔家。可无论我跑的怎么快，爷爷静静的躺在那，闭着双眼，任凭亲人如何呼喊，却再也唤不醒他。年幼的我第一次感觉到生老病死的残酷。 那以后，老屋就剩下三叔一家和奶奶一起过了。我们几个孙辈的人，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去围着奶奶那里，听她说人生过往，听她讲岁月坎坷。时不时我也会缠着奶奶去我家，这个时候，奶奶就会出门，拄着拐杖，和我一起走在那柳树成荫的乡间小道上，碰上村里的人或者宗族里的人，免不了客套几句，这个说，十娘（当地人对同宗的婶婶的称谓），跟孙子去斜胡同呀，，那个说，十婆，去转呀！这个时候得奶奶眯着眼笑着，边笑边停下脚步，回应着他们。 我总以为，奶奶会等到我结婚得子，会等到老舍先生写的那四世同堂里那般景象。可岁月是无情的，在我结婚得前一年的中秋前夕，奶奶永远的离开了我。留下的也只有思念了。
三
三叔随着堂弟的工作，举家搬去县城了，也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来打扫一下院落，周边几家邻居也都搬到镇上新买的房子里去了。 老屋变得越来越静了，连老屋的周边也是，多了冷清，没了喧闹，留下那斑驳沧桑的砖瓦房，欲语还休。 那儿时涝池边的记忆好像沙画一样，不知道被谁冷不防用手一抹，有点模糊不清了。涝池边的高谈阔论如今已经悄无声息，涝池里夏天光着脚丫子能下水捉蝌蚪的趣事已经触不可及，曾经一到夏天雨季里和两边路面差不多一个水平的涝池，也早已干沽的不成样子，终年不见水滴，依旧在那里静静的站着，好像在诉说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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