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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底，我作为户县文革后第一届高中生，从户县四中毕业回到了村里。那时我才只有十七岁。村干部看我年龄小，就安排我为生产队养猪。生产队只养两三头猪，工作量太小，又加了管理粉碎机，社员们需要猪饲料，拉来各种杂草、玉米秆帮助粉碎。后来队上在饲养室旁盖起了豆腐房，便让我参与了磨豆腐。这下把我忙坏了，晚上俩人把豆腐做好后，第二天清早要转街串乡，担上豆腐担子叫卖，半晌午的时候返回，再做别的工作。虽然苦累，但有使不完的劲。心里想，回乡青年只有接受再教育，今后才能有出息。 1973年初，我离开了猪场，担任了生产队副队长和大队团支部书记。那时生产队实行集体上工，每天晚上队长召集我和另一位副队长，商量好第二天的活路，尔后由我们两个副队长分头到各家去通知。次日清晨由我打上工铃，召集社员上工。上工铃设置在村西口，打完铃后，我便从西向东边走边喊“上工啦！上工啦！”或者喊： “拉粪的走啦！” “割麦的走啦！” 绕街一圈后我便第一个带头干起来。夏收的农村历来叫“龙口夺食。”麦黄一晌，一时一刻都耽搁不得。意思是翻云覆雨的龙随时随地都可能行雨，而麦子无论是摊在地里，还是割回来碾在场上，都是雨的糟蹋品。因为已经完全成熟的麦子最怕的就是淋雨，雨一淋，轻者发霉，重者生芽;麦如果遭了这一场雨，磨出来的麦面就是黏的，半年多的辛苦就白费了。所以，这时候不光要抢收、抢打，还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看天、听天气预报。而天有不测风云，天气预报又常常很不准确，那么，就只有自己看天了。白天还则罢了，晚上的心情就很紧张。临睡前就要看天色，是不是黑云结夜了？刮的风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云往南，水漂船；云往西，老爷骑马披蓑衣。”此之谓也。有一天晚上，突然感到天不对了，从炕上起来到外面一看天，阴的沉沉的，闻一闻，风气也不对，吓了一跳，这是大暴雨要来前的迹象。心里一下急了，赶快就打铃，沿着街道跑，边跑边喊叫：“雨来咧！赶快起来！”“赶快都起来，不敢睡咧！赶快都给场上走！”边跑边打人家的门。这时候的社员虽然干了一天活，也都乏了，但大家睡得都很灵醒，一听见我的喊叫，都一骨碌翻起来，自动拿起翻场、收场的农具，一个个的打开家门，赶到麦场。而那些睡在麦场的人却也提前早就起来，这时已经做开活了。虽然雨来得紧得很，但因为我醒来的早，把大家都叫起来，手脚利索的把场收了，所以这一场麦没有蒙受损失。事后有人说，嗨，听见你的声都成噻的咧，把俺都吓醒来了。大家也都看见了我对生产队的在心和热爱。 人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干部”。果真是这样，当时我年龄轻，缺乏领导经验，但只要带头，无论男女老幼，大家都没有啥说的。我们生产队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不少，号称“二十八宿。”队委会决定，在苍龙河上修一座拦水坝，由我带“二十八宿”组成青年突击队，大家加班加点干，仅用二十多天就修建竣工。担任团支部书记后，我给家庭办了图书阅览箱，为青年团员创造阅读条件；组织了村里篮球队，利用晚上时间经常和邻村青年打比赛；发挥我们村演唱户县曲子、眉户剧的优良传统，到了冬季闲月组织演唱队。先后编排了宣传婚姻自由的《儿女婚事》、知识青年接受教育的《加钢》、及《车走正道》等现代眉户剧。我不仅当主演，与老艺人刘永胜学演戏，还要组织保障。这些小戏还真是演得不错，在四邻八村产生了影响，也受到热情的邀请，就在邻村巡回演出，还参加了县上的汇演。我演《车走正道》赶马车的剧照还在县文化馆的橱窗里贴了很长时间，村里的伙伴几次商量把那张照片“偷”回来，都没有得逞。现在想起来还很遗憾。不然的话，这一真实记载我年轻时文艺表演才能和年轻身影的照片就会永远珍藏在我的影集中。 1974年下半年农村党组织实行“吐故纳新”。大队党支部根据我的申请和现实表现，把我和几位年轻人作为“纳新”对象。在上级驻村工作组的指导下，对党员发展对象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学习培训，后经村老党员郭志军、崔延明作为介绍人，这年冬季我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不久，村班子改组，我担任了大队革委会委员、民兵连长兼治安主任、农场场长。农场距离村子有三四里地，每天早出晚归，主要工作是带领贾选民、崔福庆等七八个人从事棉花品种试验、蔬菜种植等,虽然非常艰辛，但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此稿曾被《牛东人物志》录选]现修改为原创发表
作 者 简 介 崔振昭，笔名苍龙牛子。生于秦岭北麓、中国画乡苍龙河畔的牛东村，现居古都乐游原。西部文学会员，崇尚“叙写普通人物和平凡事件，传播人生心语和世间真情”，写有一些《追寻春天的故事》、《侄女出嫁》、《西堂轶事》、《学子故事集》等散文随笔，上百篇文稿被多家刊物和网站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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