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棵小草 于 2018-9-18 17:34 编辑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一晃49年过去了，当年朝气蓬勃的我，现已进入花甲过半之年了。
那是1969年的秋季，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大潮中，刚满十五岁的我，离开学校，无奈地随家里下乡插队。一呆就是整整四年多。 这个村子在离县城十几里路以外的小山沟里，有二十几户、百十号人口，四面环山，近似小盆地。村外有一条小溪，那是人们劳作了一天洗刷泥土与妇女、儿童洗衣服戏耍的地方。最显眼又美丽而壮观的是，靠南边“松树苞”山顶上，那一棵古老而形似大伞的松树，爬上山顶，站在树下，你会体会到什么是“林涛吼”的感觉。村子对面山上盘旋着通往汉中的公路，晚上可以遥看那如星星似的灯光，在公路上移动，便遐想万千！ 村子离出山的公路有五华里的样子，到了公路，也就到了大队部。几十年来，我常常梦萦山村，每当想起那熟悉而陌生的崎岖小道，我就想起当年那个没见过小麦、玉米的生长过程，也不知粮食怎么从原粮变成面粉的小姑娘，学会了怎样跟着犁沟扔洋芋种、玉米籽；怎样去锄玉米地的头次草，去瘦保肥苗，怎样再去锄二次草，搂土保墒；又怎样收割、碾打小麦；怎样才能把一背篓的粪土，从背上利索地倒扣在地里，不至于连人带粪一块倒下去；又是怎样背上一背架麦捆，走在无塄坎歇气的地方，而要用一种呈“T”型叫“搭拐”的棍子支撑背架来喘气。这些都是村民们手把手示范教会的。我虽然晒黑了，手上有了茧子，手指也不直溜了，但身体结实了，人也长高了，长胖了。 在那四年里，我还学会了做针线活和做饭、养猪、喂鸡；还学会了推磨、筛面旋糠、砍柴割刺；更重要的是四年下乡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懂得了爱惜粮食、学会了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怎样面对现实、面对坎坷的人生、怎样在每个工作岗位上去认真而努力的工作。 四年多的下乡生涯，造就了我刚毅的开朗性格和对人生的追求、热爱和珍惜。那时村里缺少文化，仅有的男性西安知青，短时间内就剩下一个。记工员由一个招赘女婿担任，由于工作不负责，村民意见很大，要知道工分在那个年代是养家糊口的唯一保障。次年在全村村民的信任下，我担任了记工员。我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一直干到我离开那里。那时一个强壮劳力干一天十分工，女劳力干一天八分工，十分工才是一个劳动日，当时能值个四至六角钱，最鼎盛的一年是八角多点钱。我每记一个人出勤一月的工分，队里补贴1分工，所以每月我可多得五至六个劳动日的工分，那时我曾为每月多了这几个劳动日而激动不已，因为要靠我当时的情况去劳动，我得干十一二天才可以挣到。 记得有一次要往一块麦地里背化肥，那是一个呈土包形的坡，而且从坡顶至山脚下直直一条路，中途无塄坎没地方休息，且坡又陡又长，一袋化肥50斤，要一口气背上去。当我从仓库背上它时，就感觉沉沉的，当我来到山脚下，歇足了劲，开始向上爬，爬着爬着就觉得背上的化肥越来越重，两条腿也越来越沉，额头上的汗珠顺着我的脸颊、耳根往下淌，我艰难吃力的往上爬，当我满脸绯红。气喘吁吁、两腿打颤地爬上山坡顶时，连人带化肥就一起倒了下去。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就那样四仰八叉的躺在地里，闭紧了双眼，张大着嘴在喘气，只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全然不顾女孩子的雅观。但那时毕竟是孩子，休息了一会儿起来，再背到目的地，下山时又是连蹦带跳，与前真是判若两人。一个上午背两次，现在每每想起，真是唏嘘不已！ 那时人真是不知什么叫累，什么叫苦，只知道要好好接受再教育，为学大寨多做贡献。经过两年多的锻炼,我嬴得了村民们的信任。1972年春，村里办起了小学校，让我担任民办教师，带着一至三年级的学生进行复式教学，从而结束了本队三年级以下的孩子，要去大队上学的历史。 当年那里的孩子们在漫漫的求学路上，大的带着小的，历经风雨、饱受寒暑、道路泥泞、爬山涉水长达五(那时是五.七制)年后，才能到县城去上初中（截止我离开那时，村上还没有一个人读过初中）。一个村子也就是十几个孩子，我不知过去他们的父辈是怎么上学的？ 当年的学校是在一间旧仓库的中间那间房子临时开设的，门前有棵大核桃树，后背墙上没有窗户，山区的春天乍暖还寒，晴天开着门还行，一但变天关上门，光线就特别暗，没有任何照明的东西，村上临时找来几张旧桌子、板凳和一块小木板，我买来粉笔、蓝红墨水、黑板擦、哨子各一，就这样一个村办小学校算是开张了。随后，村上才让本村会点木活的村民给做了六套课桌、长条凳，一个带架子的大黑板，学校也从黑仓库里搬进了知青住过的瓦房里（让知青挪到别处住，当时村上还是挺重视教育的），麦场就算是操场了，院里有两座牛圈，虽然气味不好闻，但环境倒还清静，对于我和孩子们来说，已经很满足很满足了。 村上办起了小学校，全村人都很高兴。那时学校采用的是一至三年级的复式教学模式，共有十二个孩子，多数孩子都住在本村，只有两户孩子（含做木活的那个村民）的家分别住在离村子还有好几里山路的两个山头，不出工的人也会常在门前溜达、窥望，算是关心和“监督”吧！总之任教期间的两年，我没有辜负村民们对我的期望，我努力学习、不断探索，认真负责，工作出色，村民及主管学区的领导都满意。那也算实现了我从小玩“过家家”时，常模拟着当老师的愿望。山顶上的村民说：“如果不是村上办了学校，我们的孩子还不知要多跑多少路，受多少罪。”尽管他们的娃比村里娃娃们要起早贪黑地来回跑四趟，但是还是很高兴和很满足。那些路全是羊肠小道，晴天还可以，遇到刮风下雨，真是一路走一路滑，摔跤是常有的事，遇着小河涨水了，列石（在河中等距离摆放的踩脚石）淹没了，那就过不来，不能上课，因此我特许他（她）们，早上可以不上早操，其实上操的时间他们早以行走在那弯弯的山路间。那几个孩子都很勤奋，从不耽误上课，十二个学生中，最小的就是适龄的，最大两个女孩子，早已经超过了她们应该上学的年龄。正是以前的环境，也因为她们是女娃，家里弟妹多，大人要出工，她们便被留在家里看弟妹，而失去了按时入学的机会，也正是村上办起了学校，她们才得以走进课堂。学校的全部课程都是由我一人带，除了语、数课程有教材外，副课均没有，全凭自己安排体、音、美的教学，实际上也只有利用这些副课，来调剂各个年级的课程，腾出时间来上语、数课，一般在正规学校工作的老师，是不能理解那样的教学模式的，但是要知道正是那个年代，我国一大批民办教师在那艰苦的地方，为农村的教育贡献着美好的青春年华，有很多老师一干就是一辈子！ 在此期间我还兼任村仓库保管员，入团后担任大队团支部组织委员和支部副书记，我带领全队团员、青年成立“青年突击队”，种责任高产试验田、抗旱保秋、夜战秋收、学大寨修梯田。那些个日日夜夜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铭刻在心。1973年秋，贫下中农推荐我去地区师范学习深造；两年后毕业回到县城教书。由于当年学“朝农”，我们以“社来社去”的方式参加分配。我回到了家乡，没有像回乡青年再回到村上任教，被留在了县城小学继续任民办教师，农村户口被落在附近的生产队。 工作了一年后，当学校推荐，文教局审批给我转正时，我却因“政审”不合格，被一县干部的夫人顶替（这是后来才知道真正原因的）。后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又工作了半年，于年底参加了“招工”，进入商业系统工作了十二年。后在国家大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眷顾下，我历经艰辛与坎坷和不易，才于1989年初落实回到教育上，在县局机关工作。后于1995年初，调到市区小学及教育局直属单位工作。可我无论走到哪里，我的人生观都促使我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每个工作岗位，立志努力的干好本职工作。 多年来先后被评为市、县（区）（本行业）先进个人、先进工作者和年度考核优秀，主管的工作也多次受奖。在家庭生活中，勤俭持家，含辛茹苦养育儿女；日常生活中真诚待人，这些都与我当年下乡接受再教育、磨练成长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那四年乡亲们的教育与锻炼，也许我现在对怎样活着是另外一个世界观。更重要的是那段岁月锤炼了我的品德，陶冶了我的情操和净化了我的心灵，丰富了我对农民的情感，给我创造了一笔难得的人生财富，使我终身受益匪浅。当然其中的艰辛和甘苦也是讲不完的。但我还是要感谢社会给了我一个选择的机会，使我们这代人有了几代人都未曾有过的人生经历，那就是——上山下乡！
备注：此作于2018.9.3日在《东方杂志》公众号平台发表。
陕西 肖吉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