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黄金酒杯征文】魂系第三只眼——记知青摄影家、专栏作家、资深图书策划人周志淳

“人类曾有第三只眼”这一说法由来已久。古人类学家认为，第三只眼这个器官的退化痕迹就残留在人类大脑的半球下。现代医学对第三只眼的研究也从未停止过。———题记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许多宗教仪式上，人们经常在双眉之间画上第三只眼以便获得与宇宙进行直接交流的通道。
　　 照相机就是摄影者看世界的第三只眼。摄影者通过第三只眼去观察、体验形形色色的客观世界。
　　 ——摘自周志淳小说《第三只眼》

　　 背景资料：周志淳，男，1946年11月出生，北京市人，现年69岁，中共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笔名“贺兰哨”，研究生学历，曾任外交部世界知识出版社图书中心副总经理兼发行部主任等职。1969年学习摄影，1999年开始从事摄影创作。以新闻摄影为主，曾在《中国摄影报》、《人民画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旅行家》、《北京月讯》等各类报刊上发表几百幅作品。
　　 主要著作有《再看普京》、《数码摄影实拍手册》、《周毅亭家书》等。
　　 作为北京知青，周志淳曾上山下乡至宁夏生产建设兵团13师（后更名为平吉堡农场），在那里战斗了12年。1977年调山西大同工作，并在大同工作了15年。1992年回京。回京后曾在人民邮电出版社（工信部）、世界知识出版社（外交部）等单位任职，2009年1月退休。
　　 壬辰年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笔者慕名到知青摄影家周志淳家中拜访，一来是想看看他这些年拍摄的几万张照片，二来是想讨教摄影方面的有关问题。聊着聊着，话题的外延扩大了，我突然发现，周志淳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知青摄影家，而且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资深的图书策划人。他简直就是一位“三栖”专家！
　　 也许是大学学理工科的缘故，周志淳竟是一位满嘴充斥着数字化的“三栖”专家：
　　 他总结自己一生屡受挫折的时候，用了这样一组数字——入团用了6年，上山下乡12年，从高中到大学用了16年，入党用了21年。
　　 他1977年8月21日离开上山下乡的平吉堡农场（原农建13师1团）调到山西雁北某工程公司报到上班，各有关单位来回踢皮球，光盖各种公章就跑了67趟；
　　 他曾5年搬过6次家，也曾30年里购置过8架相机记录自己一家的巨变；
　　 他曾给自己制定了25份人生规划，每一份计划都有预定目标、实施方案和效果总结，件件有交待；
　　 他从1969年以来所拍摄的照片，胶片的超过1万张、数码的约有4、5万张。他和夫人的卧室、他自己的书房，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只是几个铁书架或当作屏风，或当作装饰，那上面堆满了相册、摄影笔记、人生总结等等，密密麻麻，已经整理好的本册就有109本之多；
　　 他1999年以来，和老伴王春萍一起，边旅游边摄影，2007年就已走遍了包括新疆、西藏、港、澳、台在内的全中国著名旅游景点，到2010年已涉足5大洲。其中自费旅游花去了相当一部分积蓄；
　　 他主持发行的原外交部长钱其琛撰写的《外交十记》，先后印刷22次，累计销售30万册；
　　 他亲自撰写的《再看普京》，出版以来重印了3次，并由外交部2次赠送给胡锦涛主席率领的中国访俄代表团。这本书曾被近百家媒体或连载，或节选转载；
　　 笔者也尝试着“数字化”一回，在“百度”上搜了一回“周志淳”三个字，竟能找到5030个相关结果！
　　 然而，我最欣赏的，不仅是这样一组组充满着传奇与感人故事的数字，更钦佩他的为人和品德。他这样评价自己：
　　 我就是一个泥人儿，国家需要什么类型的人，我就把自己打碎，用眼泪塑成什么样的人。国家需要理工类的人才，我就塑成理工类的人；国家需要文科类的人才，我就塑成文科类的人；国家需要管理类的人才，我就塑成管理类的人！

【艰难时世】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有一句名言：“苦难对于天才只是一块垫脚石”，周志淳的前半生就是苦难堆砌的。
　　 阶级斗争从小抓起
　　 周志淳的父亲是1949年200万大迁徙者之一，因此，他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1956年初，母亲所在的“华北建筑总公司”突然易名“华北大同建筑总公司”，公司人员全部调到山西大同工作。
　　 这可急坏了母亲，她多次找领导反映家中困难，又屡屡投书《人民日报》、全国妇联，均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工薪阶层，全凭那点儿工资生活。无奈，只好把周志淳和妹妹寄养到大姨家，一步一回头地到大同去了。
　　 从那以后每年春节过后，周志淳从火车站送母亲回来都暗暗下定决心，要刻苦学习，将来考上理想大学，把母亲接回来享受天伦之乐。 斗转星移，转眼到了参加高考的1964年。
　　 从高一到高三上半学期，他们用两年半的时间学完了高中三年的功课，挤出最后半年应对高考。
　　 1964年元月举行高三上半学期期末考试。周志淳7门功课取得34分的好成绩（当时实行的是5分制）。
　　 为此他报的“第一志愿：北大物理系，第二志愿：邮电学院。”
　　 那一年的暑假时间过得可真慢呀。好不容易熬到了8月中旬，第一批学校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周志淳天天到楼下去等邮递员，几天下来邮递员已经认识这个小孩儿了。以至于还没下自行车，老远就冲周志淳喊：“今天没有你的！”“抱歉，没有你的！”“真抱歉，今天还没你的！”好像是他欠周志淳的一样。
　　 8月20号开始第二批学校录取通知书也发下来了，周志淳还是天天到楼下去等邮递员，邮递员还是老远就冲他喊：“今天没有你的！”“抱歉，没有你的！”“真抱歉，今天还没你的！”周志淳明显地感到，邮递员已经没有前些日子热情了——可不是吗，人家心里有话了：“就这成绩，还从一类学校开始就坐立不安呢，真是自不量力！”
　　 9月初，周志淳终于从邮递员手里接到一份通知，信封落款处的大红铅字是“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圈里人都知道这种信封里面装的肯定是“不录取通知书”。
　　 接过信件时邮递员对周志淳说了几句话，也许是安慰，也许是奚落，反正这些都不重要了，周志淳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听不见了！ 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他自己恍恍惚惚地觉得应与“家庭出身”有关，左邻右舍一打听，让他不幸言中：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下场都不好，其中最甚者就是周志淳这种直系亲属在港台的考生。
　　 可能又是直系亲属在港台惹的祸，一直没有给他们分配工作。他和65中的另一位高材生苗洪才在9月中旬分别接到一份北京广播函授学校朝阳分校的“录取通知书”。
　　 听说有的同学呆呆地在天安门广场上坐了整整一夜。14岁的妹妹仿佛也在一夜间长大了，她劝周志淳：“哥哥，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 周志淳平静地说：“我已经想明白了，我这一辈子的路将要比别人艰难得多。”
　　 唉，五味杂陈的1964年！
　　 ——那一年，周志淳17岁。
　　 多少年来，周志淳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始终不得其解：1964年那次高考，我究竟考了多少分？
　　 2011年6月，在一次上山下乡知青小范围的聚会上，一位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多年的兵团战友告诉他们，当年凡是“政审”一栏盖有“不宜录取”印章的考生，试卷压根儿就没有参加阅卷工作——命运与他们开了这么一个大玩笑！
　　 不过，周志淳可以告慰母亲的是，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他作为山西大同地区的年过30岁的“高龄”考生，重新披挂，再一次走进了高考考场。这一次他的高考成绩是：物理97分、数学95分、化学80.5分。以三科272.5分的总成绩夺得了山西大同800名考生之冠（其中不乏历届北京重点中学在山西插队的高材生）！
　　 哦，对了。2007年高考第一天（6月6日）《北京晚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10张照片）对此事进行了专题报道，题目是：“老高考状元的‘发家’史”。

志淳永远创第一
　　 1965年7月23日，周志淳高中毕业又上了一年广播函授学校后，上山下乡来到了农建13师1团6连5班，干了整整两年农工就调到团部当宣传队队长，后来又调到机耕二连当文书兼拖拉机手。这您听着都新鲜吧？这么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差事，怎么能兼职呢？人家周志淳就做到了，而且，还做得很出色。如果表现不好，开拖拉机这种又要技术又要出身的好差事，怎么会轮到周志淳呢？就是这个周志淳，创造了出身不好的知青可以开拖拉机的先河。不过，他也差点把自己报销。
　　 机务工作充满着艰苦甚至是风险的考验，有道是：“机械自有三分险，突然事故不可免”。
　　 1971年7月22日，周志淳一行10人坐着东方红—28轮式拖拉机从团部库房打粮回来，行驶到十连路口和大桥之间，拖拉机突然从公路右侧来了个急转弯，跑到公路左边，接着车头一栽，掉到几米深的路基下。周志淳当时坐在司机王福生的边上，那时候跑运输的轮式拖拉机驾驶员座位结构简单，舒适性、安全性都差，更没有驾驶楼了。
　　 周志淳明白了，平时常听人讲的翻车的一幕发生了。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时不跳，更待何时——跳车吧！说时迟，那时快，当他刚刚站起来，由于车子的惯性作用，自己还没跳，身子却不由自主地飞了出去，重重地落在拖拉机前轮前，这时提供动力的后轮已被制动，而做为导向的前轮还在转动。周志淳右胳膊的手臂被前轮平推着走了一小段，与此同时右侧胸部也一阵剧痛，顿时觉得塌陷了一块。
　　 周志淳声嘶力竭地高喊着：“胳膊！胳膊！”心想，这下儿一只胳膊折了，可能还得断三根肋骨。只听得后面“咣当”一声巨响，估计是拖车翻了，这时拖拉机也熄火了。周志淳赶忙两手捂着右侧胸部，从地上爬起来。折胳膊、断肋骨他都不伤心，心想拖车上的伤亡可能比自己大得多。
　　 片刻的沉寂之后，开始乱了：会计苏国祥中午喝了二两酒，醉醺醺地趴在司务长刘志成身上，而刘志成的两条腿被压在拖车帮下。他大叫着：“哎呦，我的腿不行了！”其他人被压在装粮食的几十条大麻袋下又哭又叫，就是看不见人。车头撞到排水沟的树上，拖车立了起来，与地面翻成了90°角。凭他们这几个残兵败将来收拾残局已经是黔驴技穷，所以一听有人喊：“赶紧去人打电话，让连里派车派人来救援”，周志淳就一瘸一拐地去了。
　　 后来才知道造成这样一个大事故是由于拖拉机花键销子断了，负责导向的前轮失去了控制。这是那年团里除了15连年初车毁人亡之后的第二大事故，不幸中的万幸，除6人负伤外（司务长刘志成的腿被拖车上两个大螺钉刺穿），没有造成人身事故。
　　 感谢那棵挡住车头的小树，让车熄了火，感谢司机王福生在沟底刹住了车，而且车头没有倒，使周志淳免去被砸到车头下的危险，也没有折胳膊、断肋骨，只是头跌破了，胳膊擦破了，右胸软组织受了损伤。
　　 一次又一次的“有惊无险”，历练了他们，使20岁出头儿的他们就在逆境中成长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从容面对突如其来的考验。 1975年，周志淳调到团政治处当青年干事，偏偏他又喜欢上了放电影。正好电影放映员缺人手，他又申请作兼职电影放映员。
　　 然而兼职放映员说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可真大啊！每天下午6点政治处下班，匆匆忙忙吃两口饭，就要做晚上放映的准备工作。8点到10点放映。放完电影后还要倒片、保养机器。一般来说休息就要到12点以后了。专职放映员依照惯例第二天上午可以休息，而他由于是个人自愿强烈要求做兼职放映员，领导与周志淳“约法三章”，不得耽误政治处日常工作，所以名正言顺没有他的半天休息时间。结果他比别人辛苦多了，头一天晚上12点以后休息，第二天6点半就得起床，筹备8点正点上班。
　　 工作压力,倒还好说;精神上的压力比这可大多了。“电影放映”作为一门技术,由放映电工、电影放映机、电影扩音机、爱机护片等四个板块组成.。每个电影放映员都要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过笔试、口试、实际操作、实际排障等层层严格考核方可颁发“电影放映合格证”，持证上岗。

于是，他如醉如痴地学放映技术，学电工知识，学电路图……学一切和放电影有关的知识。于是，他又创造了多个第一： 第一个敢把电影放映机拿回家大卸八块、重新组装的知青； 第一个摸黑换电影胶片的知青放映员； 第一个敢于用手工收片子的电影放映员，同时，还是第一个兼职电影放映员、第一个参加兰州军区《人民军垦报》新闻报道学习班的农建13师北京知青……

　　 “有买人排骨的吗？”
　　 想当年，周志淳姨家人口多、收入少，生活一直很紧张。以往下学回到家里，大姨都在凉水盆里给他拔几个西红柿。他考大学的那些日子居然出现了久违的西瓜。
　　 周志淳狼吞虎咽地吃完就去看书。
　　 刚上初中的妹妹走过来悄悄地对他说“哥，分我那块西瓜我没吃，在碗柜里放着呢，你吃了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妹妹从小就懂事。三年困难时期，他家到月底都要吃几顿菜粥，干等着24号下午，赶快去粮店排队抢购下月的口粮。24号中午抖抖米袋子、扫扫面袋子，东凑凑、西凑凑给每人熬上一碗稀粥，再加上每人每月供应的半斤点心，权且算是一顿午餐。
　　 每到24号中午，妹妹就只喝一碗粥，而把自己那份儿点心小心翼翼地存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偶尔拿出一块，她一半儿，哥哥一半儿，慢慢解馋。
　　 此时，他知道，妹妹给自己留的不是一块普通的西瓜——这是一份责任，改变家庭命运的责任！
　　 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得周志淳全身的“排骨”清晰可见，1983年夏天，周志淳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后，儿子放暑假，全家人一起出动，骑着单车去大同郊外游泳。“我带上了全家唯一上档次的新式武器——70多元的红梅120相机。”周志淳说。
　　 说是游泳，其实当时全家就周志淳会游泳，只能在浅水处玩水。夕阳西下，光线非常好，周志淳赶紧地请同事拍了张全家戏水图。回来洗出来一瞅，“好家伙，个个身上都露着肋骨。”周志淳指着身上的“排骨”开玩笑：“谁买我的排骨？”

   尿浇飞轮
　　 1977年8月21日，周志淳调到了山西。他后来总结说，山西的15年正是他自己继往开来的、重要的15年。
　　 可以说，从1964年高考的“不宜录取”、1965年的上山下乡使他被拔光了全身的羽毛，变成了一支“丑小鸭”；经过宁夏12年的卧薪尝胆、山西15年的休养生息，逐渐羽翼丰满——上了大学、转了干、入了党、评上了中级职称，就差一个“北京户口”，跃跃欲试，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十年不飞，一飞冲天”了！
　　 他说，山西的日子很值得留恋，最重要的有上电大这一段。
　　 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周志淳从宁夏辗转来到大同。他见到的大同是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景象：用电量入不敷出，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电石灯”（将电石放在水中，靠电石与水反应产生乙炔气，点着供照明使用）。由于马路上没有路灯，店铺早早关了门，每到晚上全城一片黑暗，整个城市就形同一座“死城”。
　　 大同以产煤著称于世，空气污染相当严重，不少人患有呼吸道传染病，上班时走在路上，马路上一片痰迹；下班时家家户户拉动风箱烧起烟煤，整个城市烟雾缭绕，遮云蔽日。周志淳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上过三年半脱产电视大学（住校生）。
　　 由于教室里的电视信号不好，电大的学员经常骑车驮着凳子到其他电视信号好的分校里听课，别人戏称他们是“板凳大学”。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上级要求必须到距离大同市区15公里的矿务局学校去做实验，有钱的学生可以坐公交车去，而周志淳等家庭困难的学员就只能骑自行车去。大同冬天白天最低气温经常是在零下10—20℃，这样的气温下往往骑上5公里左右，两脚就冻僵了。每到这时就跳下来，推着车跑上一段路，两脚就缓过来了，再接着骑。还有的时候由于气温太低，黄油凝固了，把后轮子上的千斤丝粘住了，两脚紧蹬，齿轮空转，就是起不到驱动作用，使不上劲。怎么办？周志淳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往飞轮上尿尿！一泡热尿浇上去，包管“‘尿’到病除”。
　　 于是，我看到了这样一张奖状;“周志淳，1980年9月——1983年12月，就读于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入学时以数、理、化272.5分名列大同考区800名考生之冠。上大学三年中，4次获省、市、局奖励，三年各门功课平均85分以上，答辩‘优秀’，获‘省优秀毕业生’称号。”       星期日摄影师
　　 在大同那些年，周志淳还开天辟地地做了一件大事：为了解决贫困，为了自己的家，他要做星期日摄影师，给人有偿照相！他觉得，做为一个男人，就是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天塌下来，有自己顶着！
　　 他找出了自己的照相机，又用三合板赶制了大鲤鱼、小白兔等背景道具。星期天约上一个同事，朝着农村出发了。
　　 当时农村改革初见成效，一部分农民先富了起来，但文化生活匮乏，不少人想在家里以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为背景或是骑在摩托车上留个影。市场呼唤为农村服务的“摄影师”。
　　 他肩背照相机，手拿打狗棍（农村狗多，而且咬人的狗不叫唤），带着用车床灯改制的辅助光源。他的助手手提儿童三轮车，肩背各种背景、道具。他们一路吆喝着“找响——细响”、“找响——细响”（当地口音，即“照相——洗相”），走村串户，招揽生意。他的做法是本周日照相，下个周日送照片；如果顾客满意，一份交8角钱（一张底片两张照片）；如果顾客不满意，就算自己尽义务了。
　　 当时他迷上摄影已有十多年了，还在宁夏生产建设兵团1团政治处当过宣传干事，摄影角度、用光技巧、画面结构、暗房操作等都有一定的基础。照相机、显影罐、定影罐、曝光箱、放大机、裁纸刀、上光板——摄影的十八般兵器，他是样样齐备，比较专业。 他很会安慰自己：按当时的处境，一般人也许会认为他是事出无奈，寻找生计，第二次“上山下乡”。但是他是个乐天派。他换个角度这么想：我是代表广大已返城的北京知识青年，用我们的文化知识为工农兵服务来了。想到这一点，他的心里平衡了，服务也主动多了。
　　 人像摄影在于要抓取“决定性瞬间”。正像达·芬奇所说“‘窥伺’大自然和人的美，要抓住它们的美最充分地显现出来的瞬间时刻观察它们”。照相时，他认真地选取角度，室内摄影还通过自制的光源充分运用正光、侧光、逆光、侧逆光等种种光线。注意因人而异，老人照相突出表现平和慈祥，年轻人注重显示朝气蓬勃，儿童则力求表现天真烂漫，就这样不断钻研，精益求精，很快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少地方他第一次去，人们将信将疑，好在是“交片结账”，一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着胆子照了。下个周日他来送照片时，照片就成了无言的广告，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村地赶来找“北京来的师傅”，他的生意还不错呢！
　　 后来他又“与时俱进”，从单纯照相发展到翻拍、放大，从黑白像到彩色像（当时还没有彩卷，由他的夫人王春萍手工着色——她从小喜欢美术，曾在北京市少年宫获过奖）。尤其是充分发挥他的暗房技术，通过后期制作，拍出了很多造型各异、新颖独特的作品。很多时候看到人们拿到照片后，你争我抢、兴高采烈的样子，他觉得自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与工农兵如此贴近的感觉！
　　 那几个月，农村他去过云岗村、麻村、校尉屯村、竹林寺村、张寺密村、水泊寺村等，煤矿他去过青瓷窑矿、晋华宫矿等，还去过御河桥守桥部队等军事单位。深入工矿、农村、部队，使他深深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也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基层开始的可喜变化，感受到共和国脉搏的跳动。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也成为了他的精神财富！
　　 在这些日子里，他还第一次有了经商意识：他从商店里5分钱一个买来的气球，顺路带到农村、带到矿上，一个就可以卖1毛钱呢！
    五年六搬家
　　 1992年北京市落实对知识青年的政策，周志淳回到了阔别近30年的北京。然而谁曾想到回京后短短5年时间，竟有6次“乔迁之喜”。 刚刚回到北京，亲友帮忙在西城区政协礼堂附近租了间平房。房子虽不大，但当时孩子还小，儿子暂住姥姥家，他和爱人带着女儿倒也凑合。第二年年底，房主要收回房子，这下周志淳可抓瞎了。当时他正在某政府部门工作，行政单位住房问题不好解决，不要说分房，就是借也借不到啊！他顾不得脸面，几次到月坛房屋交换市场摆地摊，4块砖头压住一张纸，上书“征求租房、为房主保密”云云。
　　 后来，他曾陆续搬到海淀、西城、东城、丰台等区的出租房里，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他的夫人曾在他的心头锤过重重的一锤：“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不说话呀？”——那是孩子问他：“咱们什么时候不再搬家呀？’
　　 他怎么说话呀？他的眼泪在往心里流。他在心里念叨着：面包会有的，房子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注：电影《列宁在1918》台词） 后来，他跳槽到了一家效益较好的事业单位（按企业模式管理）。看他住房实在困难，第二年单位借给他两间平房，住房是松了一口气儿。 此房据说是大太监李莲英的旧居后院，百年老房，老鼠成患。有好几次老鼠闹得太凶了，他们睡到半夜就得起来打老鼠。一次，他把一只大老鼠引诱到铺着水泥地面的外屋，拿着扫帚扑打，老鼠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竟然跑到挂窗帘的铁丝上，像耍杂技一样走起钢丝来。对付小老鼠他买了不少块粘鼠胶，每天粘鼠胶都没有落空过，记得最多一次一夜工夫粘了8只老鼠。为了纪念这段生活，他还特意用相机拍了下来。 调到这个单位后，他负责北京地区的营销工作。他动脑筋、想办法，不怕吃苦，早出晚归。头一天客户把他撅得含泪出门，第二天他又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出现在客户面前。就这样，他发扬着“你从大门把我赶出去，我从窗户跳进来”的执著精神，一年就将业务量扩大了3倍，三年间将业务量扩大了8倍，工作得到领导、同事的认可。1997年单位房改前最后一次分房，领导使劲、同事同情，他分到了丰台区玉泉营附近的一套三室两厅。孩子们有地方放电脑了，家里还添置了健身器。茶余饭后，客厅、餐厅、卧室，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好不惬意！他终于通过艰苦奋斗，把机遇变成了现实！

【凤凰涅磐】

　　 正如佛家所说：“否极泰来”、成语云：“苦尽甘来”、诗歌唱的那样“梅花香自苦寒来”，周志淳的机会随着时局的改变以及他和夫人的奋斗来临了。
　　 25份人生规划
　　 周志淳的身上，感人的东西很多，除了他的作品，还有他对人生的态度。对于一般人而言，一辈子平平常常就那么过去了，没有什么规划可言。然而周志淳不然，他对自己每一年要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要达到什么结果，都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咱们随便拿出几份他的“人生规划”吧：
　　 第一份：被周志淳称之为“四·二六计划”，这是他的第一份人生规划。时间跨度：1969年4月26日——1971年12月31日。他开始了学习摄影。
　　 第四份计划：被周志淳称之为“应变计划”。时间跨度为：1974年9月——1976年12月31日。他自制了放大机、初步涉足“放映电影、操作车床、开拖拉机、摄影和新闻写作”等五项技能。
　　 第六份计划：“上大学、回北京”。后来，两件大事全部落实；
　　 第十一份计划：周志淳开始列“月度实施进度表”——用他的话说，这叫“人生的列车提速了”。
　　 第二十一份计划：时间跨度为2006年1月1日——2006年8月31日。要实现“生活、家庭、社会三和谐”，他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第二十四份计划：时间跨度为2009年1月1日——2010年5月31日。他第五次出国，重游东南亚、第六次出国：作为“老照片”的讲述人，朝拜出版人的“麦加”——法兰克福、第七次出国：日本赏樱。
　　 日本之旅感受颇深，他说，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即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退休后的生活，这期间他购置了佳能50D数码相机，并开始学习PS技术。
　　 早在2000年底，在周志淳回京刚满八年时，他的一位知青战友、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罗忠敏这样评价周志淳：“回京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你超越了别人二十年走过的历程！”

七架相机曝光三十年人生

　　 2008年11月中央电视台“海外节目中心·海外新闻部”记者陈雯等人来周志淳家进行电视采访。
采访从30年里周志淳购置的7架相机谈起：
　　 “受家庭影响，我很早就喜爱摄影。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上山下乡在宁夏平吉堡农场场部政治处任宣传干事。当时7千多人的农场只有唯一一架上海产的“海鸥”双镜头相机，由我使用、保管，负责全场的宣传报道工作。
　　 记得当时我有两个心愿：一是拥有一架自己的相机，二是能到“农业学大寨”的发祥地大寨去参观学习。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这两个在今天看来很“初级”的心愿，一个也没能实现。
　　 1983年我购置了第一架相机
　　 1977年离开了农场，调到山西工作。没有了单位的‘海鸥’，我郁闷了好久。那段时间拥有一架自己相机的愿望更加强烈。然而对于要养活4口人，月收入不足100元的家庭，这只能是一种奢望！
　　 1983年攒了半年钱买了一架‘红梅’相机，除了给子女拍照留下童年的记忆外，为补贴家用，我利用星期天到煤矿、农村、部队去拍照，当起了‘星期日摄影师’。
　　 由于‘红梅’相机只能照120片（一卷胶卷拍12张或16张），为了降低成本，后来又买了能照135片的‘华夏’相机（一卷胶卷能拍36张），极大地降低了拍摄成本。
　　 后来又陆续购置了‘三星’、‘尼康’等相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里‘余钱剩米’多了，几年后我又买了‘三星’、‘尼康’‘佳能’、（胶片）、‘松下’（数码）相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到追求名牌。
　　 1999年我当时所在的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姜昆大山侃上网》。作为该书的营销策划，我与姜昆、大山相处了一段时间。在他们的积极配合下，我用‘佳能’（胶片）相机为他们拍了不少好照片，陆续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采用。在与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我无时无刻不为他们对事业执着精神所打动，也在不知不觉地被塑造中。
　　 2000年底与著名相声演员牛群一起参加了‘两岸跨世纪出版文化交流活动’来到祖国的宝岛——台湾。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更由于1999年发生在台湾的‘9.21’大地震。圣诞节那天，我漫步在台北街头，夜空灯火阑珊处，看着满眼的中式建筑，听着满耳小姐软软的‘国语’声，那种回家的温馨和分别太久的神秘感觉混杂在一起，非常奇特，也非常激动。那十几天中，我们走遍了台北、台中、日月潭-南投、阿里山-台南、高雄。‘佳能’（胶片）机为这次台湾之行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次台湾之行的不少作品被收入了外交部大型画册《典藏台湾》中。
　　 随着科技的进步，数码相机逐渐步入了人们的生活，2005年我也‘与时俱进’购置了第一架数码相机。数码相机的优越性在于其数字化方式所获得的画面可以立即在相机的液晶显示器上显示出来，既可以在图像不满意时及时补照，又可以在获得满意图像后避免使用胶片机时的多次重复。
　　 有‘松下’数码相机壮胆，‘佳能’（胶片）机压住阵脚，我毅然踏上了‘天路之旅’。
　　 西藏有着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以及无数座海拔在5千米以上的雪山，它们犹如一条拱起的脊梁支撑起亚洲大陆的伞状结构，人们称它为‘世界屋脊’。
　　 悠久的历史、纯朴的人民以及西藏特有的蓝天、白云、阳光、雪山、寺庙、经幡、转经筒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用镜头忠实地记录了西藏纯净的自然景观和充满神秘色彩的神性生活。
　　 2007年购置了‘佳能’数码相机
　　 为了提高摄影效果，‘力求表现形式上的极端’（张艺谋语），我在2007年购置了具有1000多万有效像素的‘佳能’数码单反相机。 凭借着我的‘新式武器’，在24-85mm广角镜头和70-300mm长焦镜头的助威下，我来到了动物王国肯尼亚。（作者以后将会有专门的篇章来介绍）
　　 我像一名贪婪的陶宝人，不停地按动着快门，数码相机、胶片相机、‘长枪’、‘短炮’交替使用，短短十天时间竟然拍了几千张照片！ 改革开放30年，我的摄影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买不起一架相机到先后拥有7架相机；从幻想去一趟山西大寨都未能成行，到走遍祖国大地，并开始拥抱五大洲；从一名摄影爱好者到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一名成员。这些年我在各种平面、立体媒体上发表了近千幅作品。应邀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过以普及数码摄影知识为内容的专题节目。北京电视台《今日关注》和《身边》栏目，中央电视台《海外新闻》栏目曾分别采访过我，并予以报道。
　　 去年以来，我把多年来的摄影经验、优秀作品著入《数码摄影实拍手册》，通过100个在国内外实际拍摄的例子，用近40年胶片与近年以来数码摄影的经验、心得与读者对话，力求使读者第一次曝光就成功！”
　　 带着姜昆、大山全国转
　　 1994年初，周志淳调到了人民邮电出版社干专职发行工作。他以“自从1982年以来从未感冒”的健康条件和“没有住房要求”的保证，顺利地调入，但是要求从最基层的业务员干起。
　　 当时的出版业界，对于发行工作是不太重视的。所谓“发行发行，发出去就行。”搞发行的，也大多是出版社的边缘人员。至于用什么办法发行、请什么样的人来搞发行，没有一定之规。周志淳觉得机会来了。
　　 当时，社里出了一本书《姜昆大山侃上网》。这本书虽然已经进入全国图书总体排行榜前100名，但是仍然不能尽如人意。周志淳想了个法子：带着姜昆、大山到全国各地签名售书。
　　 他们做了200个模拟人像，邀请大山、姜昆到北京、成都、太原、沈阳、西安、天津、哈尔滨、南京、广州、深圳等十个城市签名售书，造成了极大的轰动效应，中央及各地新闻媒体对这本书的签售活动高度重视，并作了大量报道。人民邮电出版社也由此获得了极高的品牌效应。这本书竟销售了5万册!姜昆、大山很高兴，和周志淳合了影。没想到，周志淳有一次偶然发现，竟然有人在网上拍卖《姜昆和周志淳的合影》（拍品编号：498393）——这可太有意思了！
　　 飞艇上天传单落地
　　 时间来到了2000年。
　　 那几年，社领导非常重视图书营销，计划投入当时年销售额的1-2%，大刀阔斧地开展图书营销工作。
　　 当时，周志淳已从市场科长升职为发行经营部分管市场的副主任。
　　 2000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是周志淳和他的弟兄们大展身手的平台。他们率先在自己出版社的展位上花10万元搞了一个“特装”——特殊的装修。五颜六色、极其醒目的大手笔包装，让全国各地书店经理、业务员一路过，就不能不走进去看看、翻翻，然后就是大笔一挥，填写订单。 为进一步宣传品牌，他们还独出心裁地在1999年在长沙举办的第十届全国书市和北京2000年图书订货会外的广场上放飞了一个飞艇做宣传。 飞艇高约4米、宽约10米，无人驾驶，全凭无线电遥控。“人民邮电出版社”七个大字位居飞艇中心位置。只见飞艇一会儿向前飞翔，一会儿空中停车，一会儿后退着飞，更有绝的是，它还能俯冲。就在飞艇俯冲的一刹那，红红绿绿的宣传传单迎风飘撒，人们像老外过狂欢节一样，跑着、跳着、吵着、笑着，把个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展台围了个水泄不通。
　　 周志淳他们在西单文化广场中心位置和广渠门桥正对二环路位置两处竖起了大型户外灯箱广告。入夜，“人民邮电出版社伴您进入信息时代”几个熠熠生辉的大字，不由得映入人们的眼帘。这种革命性的图书营销模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新闻出版报》2000年1月31日头版头条刊登的“人民邮电出版社销售提高四成”的报道，就是对这种崭新模式的最好褒奖。《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华读书报》等媒体评价2000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图书宣传、市场运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再看普京》

　　 2002年7月，周志淳调到了世界知识出版社，担任出版社发行部主任（正处级）。
　　 这是直属于外交部的一个出版社，还是一个建社70多年的老牌出版社，做事要循规蹈矩、办事严格按照上级口径……不过，周志淳还是想干点“出格儿”的事儿。
　　 他先是提议成立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如“W工作室”、“Y工作室”，社长王成家采纳了这一建议。这些精英也为当时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出了辉煌的局面。
　　 W是当时世知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她把眼光放到了国外，把韩国新锐作家“可爱淘”的畅销书《那小子真帅》（上、下）和《狼的诱惑》（上、下）引进到我国，立刻成了青春文学类畅销书。“可爱淘”几乎飞遍中国大城市签名售书。在南宁市新华书店签售时，排队等待签名购书的读者从4楼排到1楼，再排到书店外边的人行道上。这两本书，共销售了70万册！那段期间，周志淳的手机每天都快被全国各地书店的经理打爆了，图书断档要书的、联系“可爱淘”来签售的、书店之间因为销售折扣不同闹矛盾要求出版社摆平的……
　　 Y则是周志淳编写的《再看普京》一书的责任编辑，她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再看普京》一书是周志淳撰写的一本关于普京的图文版畅销书。2010年是《再看普京》出版5周年。
　　 《再看普京》出版以来重印了3次，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时延春亲自写了书评。
　　 该书两次由外交部赠送给胡锦涛率领的中国访俄代表团。并通过俄罗斯驻华大使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拉佐夫赠送给俄总统普京，由拉佐夫出面为该书签名留念。
　　 国内先后有《南京晨报》、《深圳商报》、《山西晚报》、《常州晚报》等多家平面媒体予以连载，并获得众多网友的评论，获得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现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驻也门、叙利亚大使、原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时延春写的书评进行节选，以纪念《再看普京》出版5周年——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过《一个人的振兴——直面普京》，引起一阵普京热。近期该社又推出图文版《再看普京》（作者：周志淳），将普京神秘的背景、卓越的政绩和真实的生活全方位地奉献给读者。
　　 《再看普京》看什么？书中重点写了四大看点。
　　 一看普京治理国家的壮志和谋略；二看普京处理车臣危机的铁腕手段；三看普京在国际舞台上大展风姿的政治家风度；四看普京这位“冷面王子”多情汉的性情。俄罗斯是一个神秘的大国，普京是一位神秘的总统，并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中。中俄高层领导人接触密切，人们希望更多地了解俄罗斯和普京。作者以全新的视角，汇集了全新的资料，并精心制作了“引子”，推出了《再看普京》这本引人入胜的书。 发行钱其琛《外交十记》
　　 2002年7月，周志淳调到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社任命周志淳为发行部主任（正处级）。
　　 到任后周志淳积极调整了发行部的领导班子，调配人员加强了业务科、新组建了市场科，准备撸胳膊、挽袖子大干一场。
　　 出版图书有三个重要环节：编辑、出版、发行。编辑部在上游，发行部在下游，如果上游没有挖掘出好的作者、编辑出有市场前景的图书，那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身处下游的“发行”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都无济于事。
　　 此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悄悄降临了……
　　 2003年3月钱其琛同志从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上退下来了。钱其琛在1988年至1998年担任外交部长，1993年至2003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主管外交工作。钱老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初，这20多年的中国外交，确实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作为参与者，回顾起来，往事历历在目，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如果能够动员钱老把这些经历写成书，既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会产生巨大的卖点。社长王成家多次找钱老游说出书事宜，最后钱老终于答应了，按王社长的想法，“书名就叫《钱其琛回忆录》吧？”但钱老不同意，钱老在自序中这样说“现在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非史非论，故称之为《外交十记》。”

钱其琛同志答应写书了，但时间安排很紧。他将于当年11月出访美国，《外交十记》将作为礼品送给老布什。从动笔到出版，只有短短6个月时间，实在太紧张了。很多读者都猜想钱老一定每天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写这本书应该很容易。实际上钱老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多年做地下党工作时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全凭记忆。为了加快这本书的出版速度，钱老采取了口述与动笔相结合的方式。钱老并不是简单地把他的口述稿作为定稿，而是在此基础上再亲自动笔丰富许多细节，有的章节本来口述部分很短，但钱老亲笔补充进去的文字量却是原稿的数倍，这些无疑增加了这本书的可读性。钱老的超凡记忆，再加上钱老的秘书反复核对外交部档案，力求做到真实准确，使这本书更具有有资料性和权威性。

　　 钱其琛同志的著作如何装帧，也是颇费周折，首先是纸张，责任编辑推荐了几种纸张并提供了建议，钱老从中选择了轻型纸。对于图书的封面设计，钱老也有自己的想法，不要上本人的头像，封面要朴素、平实。这可难坏了责任编辑，最后在市场科李其功的推荐下找到目前国内图书装帧设计大家——吕敬人。吕敬人的设计令钱老十分满意，封面以国旗色——红黄二色为基本色调，“外交十记”书名顶天，象征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首批图书预计10月底到货，在此之前，周志淳所在的发行部召开专门会议就这本书的告知、造势、促销、评论四个阶段一揽子的宣传工作做了统一部署。下大力气抓好店堂宣传：图书码堆、宣传画张贴、条幅的悬挂、易拉宝的摆放等一一到位，由发行部主任、副主任带队到各大城市的书城进行了检查。
　　 为了保证这本书的质量和档次，用纸是委托山东特别定制生产的，由于纸张的成本很高，出版社不能一次订太多的纸，印刷厂没纸又不能及时开印，只能“等米下锅”。
　　 如此重复达五六次之多，以至于市场上不断出现断货的“险情”，书店每次到货后迅速卖光，很多书店为保证第一时间到货，干脆早早的就把书款打到出版社，“先款后书”，导致每次印出来连先付款的客户都满足不了。谁承想，歪打正着，这倒成了无形的炒作，在图书上市的头三个月的时间里，书店和读者对《外交十记》总是处于不断的期待之中！
　　 《外交十记》的出版，不仅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对于出版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如何宣传，市场科起草了一个策划书，呈送给了钱老。钱老为人谦虚谨慎，策划书被删改得面目全非，诸如举办首发式，召开新闻发布会，签名售书，无一例外全被钱老一笔勾掉，钱老工整地在策划书的白边上写道“宣传要实事求是，不吹嘘、不拔高。”看样子宣传只能低调运作。
　　 这可难坏了出版社的宣传策划人员，无奈之下，只好在11月5日搞了一个钱老不出席的新书发布会。接下来，如何让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内容，成了宣传的重点，于是市场科到处联系媒体刊登书摘、连载。有意思的是，首先对《外交十记》最感兴趣的是港台媒体，台湾连载频率最高的是《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一节，香港媒体最喜欢刊载的是《港澳回归》一节，首先从港台登陆，接着是沿海往内地逐步推进，不多时大江南北到处都是《外交十记》的书摘、连载了，天津的《今晚报》一口气连载了3个多月。在媒体的热推之下，《外交十记》迅速登上了《新京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位。
　　 《外交十记》火了，如何持续扩大这本书的影响成了一个新的课题。于是周志淳和社领导又策划了《外交十记》珍藏本，该书布面精装，只印了3000册，每本书均编有流水号，0001号赠给现代文学馆，扉页上手工加盖钱其琛印章，定价168元。有了盖章本，他们又进一步提出来，请钱老再给签出200本签名本，作为出版社搞活动用，出版社拟从中使用30本左右在全国大城市搞一次义拍活动，拍卖所得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此活动得到钱的大力支持。
　　 2003年11月15日上午，《外交十记》钱其琛签名盖章本的第一场拍卖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起拍价168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后，一位在北京打工的安徽小伙子以1118元竞拍成功，紧接着在12月13日，在武汉进行了第二场拍卖，起拍价368元，经过一番争夺，武汉一家个体书店老板以708元获得此书。
　　 到上海搞一次拍卖，这是出版社蓄谋已久的了，首先钱其琛本身就是上海嘉定人，上海读者一定会更关注。其次上海是中国收藏界的半壁江山，收藏之风甚盛，文化氛围浓厚，整体文化素质较高，十多年前就有过一青工以1万元拍下巴金签名本的美谈。周志淳他们认为上海拍卖将会创出两个新高，一是起拍价新高，二是成交价一定会突破北京图书大厦的1118元，于是大胆地将起拍价定为888元。
　　 2004年3月20日上午10点，这是预定的拍卖时间，现场来了四位竞买者，均为中年以上男性，个个文质彬彬。其中一位是原浦发银行的副行长梁先生。梁先生酷爱收藏，是沪上不少拍卖会的常客。此次参加义拍竞买，一方面是出于收藏签名本的爱好，另一方面是对钱老的崇敬和对公益事业的支持。
　　 义拍开始了，一位竞买者出价888元，梁先生立即出价1588元，连叫三次无人应答，成交！
　　 梁先生连呼"便宜"，“一本前国务院副总理的签名本1588元就能买到，实在太出乎意料了。”
　　 《外交十记》的畅销，引发了国人前所未有的外交热，随之，外交部长李肇星与2万多网民网上侃外交，这促使了外交部档案的解密，外交部还专门设立公众外交处。难怪有的老外交家在《外交十记》研讨会上曾这样说：倒退10年，出版《外交十记》这样一本由高层写出来的解密图书，简直是不敢想象的。
　　 《外交十记》一再重印，先后印刷22次，累计销售30万册。
　　 借《外交十记》以及其他几本畅销书的东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发行量直线上升：2002年发行部回款才1094万元，2003年达到1446万元，2004年继续爬高到2107万元，比2002年几乎翻了一番！
　　 2002年在全国576家出版社中，世界知识出版社市场占有率排在第147位，2004年上升到第46位，媒体报道率更是进入了出版社前10名！ 2006年他们又成功地发行了《为了世界更美好》，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灯火阑珊】

　周志淳是一个出版人，他牢记“史料对于出版者而言，最重视的莫过于老照片”这句格言。对老照片格外珍爱，把它们看作是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2006年一个偶然的机遇周志淳结识了“首届中国家庭老照片珍藏展”办公室负责人。
　　 2006年8月“老照片办公室”找他约了一组摄影稿。交付后，“老照片办公室”认为他们这个家庭在改革开放中的成千上万个中国家庭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后来把这组照片制成展板在北京和外地巡展时果然反响较大。做为“伯乐”，“老照片办公室”把这组照片推荐给了《北京晚报》。
　　 2007年6月6日《北京晚报》拿出第42版“中国家庭老照片珍藏展选登”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推出了由周志淳的10张照片组成的专版，题目是：老高考状元的“发家”史。
　　 2008年年初“首届中国家庭老照片珍藏展”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开幕。
　　 在这次展览中，“老照片办公室”第一次向全国公众展出近千张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家庭老照片及照片背后发生的故事。它们是“老照片办公室”从近万个家庭中第一手搜集的珍贵的私人珍藏。
　　 周志淳的家庭照片也被制作成展板参加了展览。
　　 展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各种平面媒体、立体媒体纷纷对周志淳的家庭以及老照片予以采访报道。
　　 《北京日报》报道文章的题目是“一家人的影像二十年”。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道制作的专题节目是“今天我们要出镜！”。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制作的专题节目是“周志淳和他的老照片”。
　　 此外《华盛顿邮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分别或予以报道，或制作了专题节目。
　　 《北京日报》的喝彩
　　 一家人的影像二十年(节选)
　　 (原载《北京日报》2008年1月14日)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志淳是北京市的一位普通市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中只是一个“小人物”。他们全家都喜欢照相，每逢大事必全家合影留念，二十多年一直坚持。这次展览（按：指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家庭老照片珍藏展”），他一口气用7张全家合影讲述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变迁。
　　 从全家十平米到商品房
　　 黑白颗粒的相纸，记录了一幅全家其乐融融的场景。爸爸周志淳正在读书，儿子正在打电话，女儿穿着新衣服趴在沙发上玩耍，妻子站在沙发后幸福地微笑。
　　 “那是在大同市第一家私营照相馆照的，花了1块多钱。”周志淳回忆。1981年周家还在山西大同市，全家向往的也不过就是相片中的场景：落地窗外小桥流水、绿树成荫，全家人在客厅内其乐融融。
　　 可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全家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平房内吃喝拉撒。由于没有暖气和自来水，一张土炕就占了半边屋，剩下的地方搁一张桌子和两个大水桶，人多了转身都困难。儿子和女儿写作业还得轮着用桌子。当时大同缺电，整个城市到了晚上都是黑乎乎的，家里只能点电石灯。
　　 “我和爱人都干过建筑行业，收入还不算低，我一个月46块9毛5分，她43块。”和当时很多家庭一样，周志淳每天就是送小孩上学，下班接小孩，回家做饭，吃完没事聊了聊天，黑灯就睡觉。
　　 为纪念儿子从北京姥姥家到大同上学，全家特意去照相馆里照了张全家福。周志淳回忆。当时目标是全家能有200元存款，“但怎么也达不到，太难存下钱了。”
　　 1992年北京市落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全家人户口相继解决。紧接着，周志淳调入了北京某出版社，妻子也“下海”经商。可由于种种原因，住房问题一直没有落实，5年搬了6次家，全家人盼着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1997年，周志淳单位落实政策，给他分了一套三居室，这下全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住着自己的房子，感觉就是不一样，全家人的生活迈上了新的台阶，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2004年，全家搬入新买的商品房，开上了自己的小车，真正过上了舒适安逸的生活。老周感慨万分，还是老办法，用照片定格了这个瞬间。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民收入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过了好些年苦日子的周家也看到了希望。
　　 1989年，妻子调回北京工作，儿子女儿也一起回到了北京，周志淳留在了大同，每个月都得利用出差上北京探亲。“坐9个多小时的绿皮列车，全是煤尘味道。”
　　 1991年，儿子考上了市重点北京八中，女儿接着考上了区重点铁二中。双喜临门让周志淳和妻子高兴地决定，全家上北戴河度假。 夏天的北戴河格外美丽，周志淳带着新买的华夏牌135相机和三脚架没少抓拍美丽风景。妻子和女儿带着那个时期十分流行的墨镜，显得格外洋气。临近黄昏，全家人赶紧在“封神演义宫”外架上三脚架，自拍了一张。
　　 申奥非典全记录
　　 2001年7月13日，是所有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回忆。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了。周家和其他的老百姓一样，在电视机旁见证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那时儿子已经上班了，刚下班回来，赶紧买了几份报纸回来，人手一份，架起三脚架抓拍了这个永恒时刻。”老周回忆起当时仍然十分兴奋。
　　 2003年春天，北京市面临着非典的挑战，全市上下总动员，全力抗击病魔。周家和所有顽强的家庭一样，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全家4口人没有一个请假，天天都是早出晚归，按时上班。但紧张的情绪仍然在家里不经意地蔓延。
　　 按照当时的卫生习惯，从外面回家必须把外套挂在通风处，下班回家，全家人都戴着口罩，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脱外套。“看着全家人那模样，我就想赶紧拍一张。”周志淳的突发奇想，诞生了一张真实而又幽默的照片，全家人摆着各种打气姿势，向非典宣战。

CCTV的关注
2008年12月14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播出了题为“周志淳和他的老照片”的专题报道。
　　 CCTV.com2008年12月14日11:39
　　 央视网消息(新闻60分)：周志淳是北京市的一位普通市民，他们全家都喜欢照相，每逢大事必全家合影留念，二十多年一直坚持。今年，老周整理了全家一万多幅照片，这些在照片里被定格的瞬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历史变迁中的平凡故事。
　　 黑白颗粒的相纸，记录了一幅全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这张照片拍摄于20多年前，爸爸周志淳正在读书，儿子在打电话，女儿穿着新衣服趴在沙发上玩耍，妻子站在沙发后幸福地微笑。
　　 北京市民周志淳：全家从孩子们小的时候就爱照相。当时没有钱买照相机，第一张全家福是在(山西)大同的照相馆里照的。 老周说，在照相馆里摆布的这个场景就是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想象。可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全家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平房里，一张土炕就占了半间屋。儿子和女儿写作业还得轮着用桌子。当时大同缺电，整个城市到了晚上都是黑乎乎的，家里只能点电石灯。
　　 1992年，全家人相继解决了北京户口，紧接着，周志淳调入某出版社工作，妻子也“下海”经商。可住房问题一直没有落实，靠租房度日的周家，5年内居然搬了6次家。
　　 北京市民周志淳：第五次租的是东城区，李莲英的后院。百年老房子，老鼠特别多，最高记录一个晚上打死了八只老鼠。你看我还用照片记录下来了。
　　 1997年，周志淳分到了一套三居室，2004年，全家又搬入新买的商品房，也开上了自己的汽车。老周感慨，从当初的十平米到现在的一百多平米，住房面积扩大了十几倍。
　　 北京市民周志淳：如果算上儿子、闺女的房子，我们全家住房面积达到了300多平米。
　　 在周家，我们还见到了这张被称为“排骨照”的全家福，这也是老周第一次用自己的相机给全家人拍照。
　　 北京市民周志淳：攒了半年的钱，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买了这台红梅相机后，1983年全家去大同郊区的一个水库去游泳拍的。 老周说，因为人多钱少，全家人吃得最多的就是西红柿和白菜，经常是一毛钱买一簸箕西红柿，吃不完也舍不得扔，做成西红柿酱留着过冬。
　　 随着收入的增加，老周一家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变化。1991年，儿子考上了北京八中，女儿接着考上了铁路二中。双喜临门让周志淳和妻子决定，全家上北戴河度假。周志淳带着新买的华夏牌135相机和三脚架没少抓拍美丽风景，妻子和女儿也带上了那时候十分流行的墨镜。临近黄昏，全家人还在“封神演义宫”外架上三脚架，自拍了一张“全家福”。
　　 不久之后，酷爱摄影的周志淳鸟枪换炮，为自己置办了全套的高档单反相机，过足了瘾。后来，连妻子也爱上了摄影。
　　 北京市民周志淳：我摄影已经40年了。这上万张照片也反映了咱们生活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业余时间拿出来翻翻，心里都觉得很豁亮。 如今，摄影已经成为老周和妻子最大的共同爱好。除了记录自家的事情，老两口的眼光也放得更远了。申奥、奥运等几个经典时刻)背着相机，老两口已经踏遍了祖国的每一个省市，非洲的斑马，澳大利亚的珊瑚也进入了他们的相框也到了新加坡、澳大利亚、肯尼亚等一些其它国家。定格美景的同时，他们也有意识地到处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也让外界看看变化着的中国。
　　 法兰克福的掌声
　　 2009年是德国法兰克福中国文化年。作为“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主宾国活动”之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决定由某公司组织“百年中国·百年传情中国百姓家庭照片展”，6月15日在法兰克福开始展出。由周志淳以“讲述人”的身份，作为几百个中国家庭的代表届时参会。
　　 法兰克福位于美因河右岸，临近美因河与莱茵河的交汇点。法兰克福不仅是德国的经济中心，同时它又是一座文化名城。这里是世界文豪歌德的故乡，歌德故居就在法兰克福市中心。
　　 6月15日晚7点30分，法兰克福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街道上行人稀少。但是法兰克福城市图书馆的阅读大厅却聚满了来自各方的人士。做为“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主宾国活动”的第一个正式展览，“百年中国·百年传情中国百姓家庭照片展”开幕式正在这里进行。 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王锡廷先生、法兰克福市副议长、“讲述人”、“参展人”先后致辞。
　　 周志淳作为“讲述人”在讲话中特别强调：
　　 “德国是思想家、诗人和音乐家的摇篮，诞生了歌德、贝多芬等艺术巨匠，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歌德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歌德的诗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暮色徐徐下沉，景物俱已远遁。长庚最早升起，光辉柔美晶莹！……此时在那东方，该有朗朗月光。’反映出歌德对中国精神的理解与共鸣。”
　　 当他用德语“DankSchon!”(谢谢大家！)结束讲话时，全场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和热烈的掌声。
　　 开幕式结束后，法兰克福市副议长、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副总领事王锡廷先生等与会嘉宾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周志淳作为“讲述人”对相关图片进行了讲述。
　　 第二天，中外媒体纷纷报道说：
　　 “周先生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他的家庭的故事博得了大家的阵阵赞叹和轻快的笑声。”
　　 “百年中国·百年传情中国百姓家庭照片展”，在法兰克福展出了一个月，获得了德国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一位70多岁的德国老人玛格瑞特·波兰兹在参观完展览后激动地说：
　　 “这些照片中的很多中国老人和我同龄，我也经历了照片中的战争与和平年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与我们并没有区别，展览很有意思，我非常喜欢。”

【双子星座】
　　 记得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必定有一位成功的女人。”周志淳说，他的一生中没有母亲和夫人的支持与奉献，是万万不能的。所以，他成功的背后，应当是两位伟大的女性。周志淳怀着虔敬和感恩的心情，称她们为“双子星座”。  
　　 周母的奉献
　　 采访中，对于母亲的一生的奉献，周志淳强调两点：
　　 一是在“阶级斗争”漩涡中、在“文革”动乱中，抚养着一儿一女“苦熬岁月”（周母语）、艰难前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
　　 周母生前曾对周志淳提起过王宝钏的故事。王宝钏苦熬18年，换来与薛仁贵团聚18天。而周母苦熬了42年，终没等到团聚的那一天。 1984年周父在从台湾给志淳的来信中写道：“回忆三十多年来，颠沛流离，对子女未能教养，真是歉疚万分，欲哭无泪，幸赖你母自矢坚贞，教养子女，使我感激不尽。”（引自《周毅亭家书》一书）
　　 二是在“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充斥社会的年代里，周母坚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崇尚知识、崇尚文化。
　　 文化大革命中，在“血统论”横行的年代，周母嫂子的女儿处对象。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人是中央某保密单位保卫科长，“根红苗正”，但文化程度不高。另一个人是家庭情况有些“复杂”的南开大学毕业生、“臭老九”（注：“文革”中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称为“老九”。“老九”就是九等人，那是一个绝望的等次。更何况老人家又给加了个“臭”字，那是一个更绝望的等次）。是选择保卫科长，还是“臭老九”？征求周母——这个长辈的意见，她把目光投向了“臭老九”。粉碎“四人帮”后，已经成为志淳姐夫的这位“臭老九”，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我一边听他说，一边心里暗暗思摸：周志淳对她母亲评价表面上看只有两条，但一条涉及到“求生存”，一条涉及到“谋发展”，人世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我手头有周志淳的一篇报刊用稿，我把它全文照搬，聊表我们对周母的崇敬。
　　 手抄题慈母心十五日拼搏夺“状元”
　　 ——原载北京《法制晚报》（2006年4月5日）（注：清明节)
　　 母亲张俊兰是河北省香河县人。她们那一辈儿家里有三女一男，靠我姥爷开个杂货铺度日。母亲在姊妹中排行老三，从小聪颖好学。 上学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当时，家里只能断断续续地供她一人读书，所以，母亲直到22岁才念完初中。因师范学校是公费，遂瞒了6岁考取了天津市市立师范学校。在学校里学国语、修数学、和同学用日语演话剧、做叠罗汉游戏，很是快活。但有一件事不能如愿，那就是家里再也供不起她上大学了。 母亲28岁结婚，30多岁守寡，一辈子含辛茹苦，只有一个心愿——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孩子上大学。
　　 1954年，母亲从北京调到山西大同工作，每月54元工资。她节衣缩食只留14元做生活费，把40元寄到北京，供我和妹妹生活、学习。三年困难时期，她每月还从28斤口粮中硬是挤出10斤，托人换成全国粮票支援我们。
　　 知道母亲的艰辛，我下定决心要考上大学。上学的时候，我起早贪黑，在学校里门门功课都是满分，可却赶上了“文革”和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期间，我一有时间就翻数理化笔记，等待着高考恢复的那一天。
　　 电石灯下母亲为我抄资料
　　 1977年我调到大同工作。这一年终于恢复高考了，我请了15天假，每天复习15个小时功课。
　　 “文革”刚刚结束，各种参考书奇缺，母亲和妹妹就到处帮我借复习资料，抄模拟试题。
　　 当时即使是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大同市，也是电力奇缺，天天晚上停电，家家户户点“电石灯”（将电石放在水中，靠电石与水反应产生乙炔气，点着供照明使用）。
　　 有时我一觉醒来，看见已经60多岁头发花白的母亲还带着老花镜，趴在电石灯下，吃力地、一笔一划地为我抄写复习资料，认真地画电路图、几何图形，我的心都快碎了，睡意也全消。一咬牙披衣下床，用凉水冲冲头，继续“操练”。
　　 在母亲的感召下，我把高中数理化从头到尾整整复习了五遍。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我终于以数理化三门功课总分272.5分的成绩，名列大同考区800名考生之冠。这800名考生以北京插队青年为主体，其中不乏昔日的金质奖章、银质奖章获得者。
　　 “金榜题名”那天，母亲笑得脸上堆满了皱纹。她叮嘱我：大学毕业了，还要读研究生。
　　 50多岁读完研究生告慰母亲
　　 那次难忘的高考已经过去近30年，母亲也已离开我们7年了，但母亲趴在电石灯下为我抄写复习资料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母亲为我工工整整抄写的复习资料，已经被我逐页塑封，成为我家教育子孙后代的传家宝。
　　 2004年，我以57岁的年龄取得“在职研究生”毕业文凭。我带着大红的毕业证书，来到北京福田公墓，站在母亲的墓碑前。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襟，我缓缓地跪在地上“咚、咚、咚”地给母亲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
　　 （闻听此事，《法制晚报》记者感慨地写道：校园梦难圆贫苦一生寄情子女半百仍发奋读研硕果告慰娘亲）  
　　 “人”字怎么写——请问王春萍
　　 王春萍是周志淳的夫人，也是上山下乡到宁夏农建13师的北京知青，和周志淳在一个连队。
王春萍是连队会计，脑瓜子好使，业务熟，人缘也好，整天笑咪咪的，连里的知青和老职工都喜欢她，还送了她一个特喜兴的外号：“大春”。
　　 王春萍做人极为低调，她从来都不表白自己，了解她，我还是得从周志淳入手。
　　 关于自己夫人多年来的贡献，周志淳谈了九点：
　　 一、王春萍父母是双职工，在距离北京市区很远的郊区上班。因此她从八岁起就为两个弟弟做饭，生活能力强。与周志淳成家以后，多年来承担了家庭主要的家务劳动，使周志淳免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她经常对周志淳说：“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你的成绩就是我的成绩！”
　　 二、生儿育女，在多年来家庭入不敷出、缺衣少食的艰苦条件下，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尤其是在周志淳上大学期间，工厂停发奖金，每学期还要负担书本费用。王春萍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吃喝拉撒睡都在一间十平米的屋子里。既要洗衣做饭，又要辅导功课，她硬是咬牙坚持下来了。 三、由山西大同返京后，正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为使家庭早日“脱贫”，她审时度势，主动放弃国家干部身份，于1994年毅然下海，创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很快淘到了回京以后的“第一桶金”。
　　 四、在房子刚开始调价时，大胆出手，购买了商品房，为子女解除了后顾之忧。
　　 五、为子女提供建设性意见，积极参与子女的婚姻大事。
　　 六、从2005年开始，至今买了几十本养生书籍，从那开始大力提倡“每天喝八杯水”、“管住嘴、迈开腿，积极养生”，积极宣传“水是最好的药”，从而保证了全家人的健康。
　　 七、积极参与周志淳的全部事业，在宁夏时就开始为周志淳誊写报社投稿。在大同时帮助誊写毕业论文，并亲自操刀帮周志淳绘制毕业论文中含有自动控制系统的大幅插图。在北京更是周志淳图书写作和报刊投稿的第一个读者。
　　 八、与周志淳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旅游、摄影事业中，“爱其所同、敬其所异”。使周不但少了后顾之忧，还多了一个事业上的帮手。王春萍每次旅游回来都要有意识地把从当地学到的养生知识运用到他们的家庭生活中，这样就逐渐总结出一日三餐的配餐规律：吃欧美人的早餐（主食、乳制品、肉食、果蔬俱全）、中国人的午餐（营养均衡、色香味俱佳）、日本人的晚餐（清淡为主）。
　　 九、退休以后解放思想、转换观念，从2011年起开始大量引进宜家家俱和厨房用品，提高生活质量，与年轻人接轨。
　　 听了周志淳的寥寥数语介绍，我明白了：在家庭生活中，在周志淳的事业中，王春萍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可惜呀，关于王春萍，我只了解了这么多。古人写文章讲究的最高境界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如汉乐府·《陌上桑》里的罗敷，王春萍很像这个美女：“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望其犁，锄者忘其锄。”诗歌里并没有正面描写罗敷之美，但她的绝顶美丽却呼之欲出、跃然纸上。这就是我心中的王春萍女神！
　　 周志淳和夫人王春萍已经度过了他们的红宝石婚，周志淳虽已69岁高龄了，但他还在为一家出版社工作，两人生活得和谐愉快，我谨以此文祝福他们，并祝愿天下老年夫妻快乐！

宁夏何老三 发表于 2015-2-14 09:17
志淳永远创第一
　　 1965年7月23日，周志淳高中毕业又上了一年广播函授学校后，上山下乡来到了农建13师1 ...

老师写的生动，把那个时代的故事非常美地表现出来
祝老师取得好成绩
问好老师

好生动的人生记录，欣赏作者用心！！

夜雪 发表于 2015-2-14 09:47
老师写的生动，把那个时代的故事非常美地表现出来
祝老师取得好成绩
问好老师

谢谢夜雪版主的雅评与祝福！问好。

醉足 发表于 2015-2-14 09:49
好生动的人生记录，欣赏作者用心！！

醉足友，你好！谢谢你了。这篇文章连采访撰写带修改，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吧。

问候老师，早安~

蓝风 发表于 2015-2-14 10:03
问候老师，早安~

谢谢蓝风。你早。

执着，让精神永远站立，执着，让人生永放光芒，执着，是甘愿忍受寂寞的幸福，执着，是厚积薄发的荣光。
生命的过程，就是不断调整人生坐标，不断完善自我品质的过程。
何老的采访、报道型叙述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人物的人生历程，有时代的坎坷，有精神的追求，有不断进取的努力，更有夫妻举案齐眉，患难与共用汗水凝聚的幸福。
衷心的祝福这对老夫妻，情爱人生，美好永远。
欣赏何老文章，预祝何老征文取得好成绩。
提前祝福何老新年快乐，全家幸福，健康！

看到朋友文友如此真诚生动的点评，老朽很是感动。这对夫妻，活得潇洒，活得淋漓，老朽只有赞叹的份儿！朋友的点评，把老朽的文章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点题、概述、评论，并借此点拨人生，难得！真心感谢。也预祝朋友阖家欢乐，全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