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敬文随笔】《诗经》里的“中国”

     

   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中国”一词是在《尚书》的《梓材》篇中，以及上世纪6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反映西周初期对“中国”观念的确立和以“中国”之名德行天下的诰训、宣谕。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中国”作为一种文学主题首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诗经》中在三首诗中共七次记录了“中国”一词。《大雅·民劳》中写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大雅·荡》中写道“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和“奰于中国，覃及鬼方。”《大雅·桑柔》中写道：“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苍穹。”。据《诗序》、《郑笺》等记载，这三首诗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周厉王时，暴政荒淫，因而遭到召穆公及周朝卿士芮良夫的讽谏，这三首诗即是他们的讽谏作品。这也是中国文学中第一批明确地以“中国”为主题和抒情对象的作品。
       西周时，“中国”已不同于“国中”，它除了“国之中”而外，已将“中”作了优先性的强调，表明是指中央大邑即京师。“中国”一词在《诗经》中的所指范围既明确又有所开放。“国”，在诸候是周王室的封邦建国即封国，而在周王室则是自封的受天命居天下之中的“中国”。“中国”为周王室所专有，象征着天赋般的中央权力，而不会将其用在诸候国身上，召穆公等指责厉王而忧心如焚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封国，而是“中国”。
     《诗经》中的“中国”是为了绥安“四方”，因此也成为有周一代“封邦建国”的“中国化”国家实践的一个必然结果。之所以有众多封国之举，是因为有周之“中国”；同时，之所以有周之“中国”，亦有赖于众多封国的支撑。“中国”的安危，关系着“四方”的安危。中国与四方已联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甚至大有共名为“一个中国”的大共同体的意味。此时的“中国”要“以为民逑”，即是说“中国”是用来聚合“中国”及其“四方”之民的；是要“俾民忧泄”，使国中之民的忧愁得以流泄。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内”的自称，“内奰于中国”，暗示了一个“中国”、“四夷”的内外互动的结构。三首诗共同的情感主题是对“中国”的忧患意识。“中国”即所谓“天下中国”，象征着王朝的使命和天意，周王朝从这“中国”二字的天命责任中可以视野远大，呼唤“旅力”，整合四方。而中国文学也从此获得了一种“天下”、“中国”的精神和境界，一种几千年来不绝如缕的忧患情感。（ 田敬文）

《诗经》中的“中国”是为了绥安“四方”，因此也成为有周一代“封邦建国”的“中国化”国家实践的一个必然结果。之所以有众多封国之举，是因为有周之“中国”；同时，之所以有周之“中国”，亦有赖于众多封国的支撑。“中国”的安危，关系着“四方”的安危。中国与四方已联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甚至大有共名为“一个中国”的大共同体的意味。此时的“中国”要“以为民逑”，即是说“中国”是用来聚合“中国”及其“四方”之民的；是要“俾民忧泄”，使国中之民的忧愁得以流泄。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内”的自称，“内奰于中国”，暗示了一个“中国”、“四夷”的内外互动的结构。三首诗共同的情感主题是对“中国”的忧患意识。“中国”即所谓“天下中国”，象征着王朝的使命和天意，周王朝从这“中国”二字的天命责任中可以视野远大，呼唤“旅力”，整合四方。而中国文学也从此获得了一种“天下”、“中国”的精神和境界，一种几千年来不绝如缕的忧患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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