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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喜尽在汉人风雪中 郁达夫在《北平的四季》中写道：“北平自入旧历的十月以的，就是灰沙满地，寒风刺骨的节季了，所以北平的冬天，是一般人所最怕过的日子。但是要想认识一个地方的特异之处，我以为顶好是当这特异处表现得最圆满的时候去领略；故而夏天去热带，寒天去北极，是我一向所持的哲理。北平的冬天，冷虽则比南方要冷得多，但是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郁达夫品读“刺骨的北平”读出“圆满”的哲理，是最热的日子到最热的地方，最冷的日子到最冷的地方。这样“冷热的特异处”就能透彻地领略。 昨天下午，义乌城区下雪。我在飞雪中等“滴滴车子”，没想到打车软件中排号第12个，大约等20多分钟，才等到。在这20分钟里，全靠发抖取暖，不是主观夸张，是客观描写。抖得暖气不够，喉咙里本能地抖出“抖音”。雪天穿着御寒鞋衣，在江中观雪景，独钓寒江雪，那是诗意万千、风情万种的快意事。昨日可难得此种雅事，雪天偏逢运动鞋不争气，一双晴天穿得轻快自如的鞋子，在雨雪天最会吸水。雪水浸湿祙子，脚趾头、脚底板就冻得麻痛。冰冻那刻，似乎日本关东军731细菌部队，拿中国人在零下三十多度下做冰冻实验的残忍场景，在不断浮现。昔日，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观看这种影片的镜头，对日本人的兽性认识总是不刻骨的。冰冻那刻，才知冰冻的残酷，人的残忍。 在冰冻中，最强烈的念头，就是赶紧回家，坐到沙发上，脱下湿祙，吹吹空调的暖风。然而平常得不能平常的需求，在户外寒天的等待中，似乎是如此的不平常。 现在，我坐在沙发上，吹着热空调，腹内饱饱的。昨夜冰冻的寒意，似有残寒，又似无残痛。痛中之痛味，总随着痛境消逝而消失。痛境在则痛在，痛在则悟人生本质特痛快。痛中思痛，才痛得有味，其中缘由大概在痛境中，潜藏在身体中的潜能会相应释放出来。痛得越真、越深，在心间流过的情感就会越真实，思想就会越深邃。但人要行走在这种真实和深刻中，是有风险和代价的。 唐代文人柳宗元笔下“独钓寒江雪”的渔翁，别有一番独占江山特异处的浪漫诗意和抗压风骨。实际上，最受世人欣赏的浪漫和风骨背后，有一股彻骨的寒气时刻威胁着渔翁的生命。千山没有鸟影，故“千山鸟飞绝”；万径没有人迹，故“万径人踪灭”。如此广阔的天地间，没有生命的踪迹，唯有个风烛残年的微小生命在风雪中垂钓，两者一大一小，反差非常鲜明。垂钓者在如此风雪舞台中，不放弃的执着，是愚还是智，是愚者见愚，是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评论的。柳宗元心中的渔翁，似乎是他内在心魂的外在化，又似乎是他外在形象的灵魂化。不论两者是何者，应该都藏着柳宗元的人生体验，或许他在寒杀的风雪中有过品雪的经历，或许他把逼人到死亡边缘的官场转换成大风雪场景。 寒意寒在纸上，寒在笔墨间，寒在读者心中，柳宗元心中应该有堆千年难化的寒雪。 寒雪大冷天，或许是人心最冷静、最敏感和最悲壮的时刻。唐人柳宗元如此，八百年后，明末张岱也如此。张岱在《湖心亭看雪》中写的那场大雪，是明亡之后的一场大雪。汉人失去对汉人江山的话语权，与汉代匈奴人失去阴山之痛是一样的。匈奴人唱着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离开河套地区。胡人豪放，直言亡地之悲，汉人听之则大喜，录于史书之中。有人悲则有人喜，有人喜则有人悲，悲喜是同一通道中可互逆的两端。江南文人张岱传达悲痛的方式是婉约的，大雪天藏不住他心中的大悲，就跑到湖心亭观雪，无意中寻到一个和他一样情怀的陌生人。两人湖中饮酒，大醉而返。在大风雪中，张岱比柳宗元想得通，今朝有酒喝则喝，今朝有愁明朝去愁。反正，今天来个一醉方休，胜似独守一江寒水。 有酒，有雪，不醉不休，愁中之乐全在醉酒。故张岱之乐，借外力之乐，还是不如元代孙周卿的舟中自乐。孙周卿在《水仙子·舟中》中写雪写出快意妙词：“孤舟夜泊洞庭边，灯火青荧对客船。朔风吹老梅花片，推开篷雪满天。诗豪与风雪争先。雪片与风鏖战，诗和雪缴缠。一笑琅然。”漂泊洞庭湖的孙周卿舟中赏大雪，情绪有两变。人在“孤舟”之中，“舟孤”则“人孤”，满船尽是孤独人的孤愁。孙周卿在朔风中推开篷窗，窗外满天飞雪。寒雪壮景一洗诗人肚中愁肠，惊喜窜胸而出。此处情绪一变。诗人在风雪中，挥洒诗意，写到豪迈大笑则止。此处情绪二变。 个人悲喜在风雪中的诗，柳宗元、张岱、孙周卿三人算是写出妙味。柳宗元笔下的蓑笠翁有静态之美，张岱、孙周卿笔下的自我形象有十足的动态美。写雪景和雪中人，写出静态美和动态美的诗文，摆在一起读，算是多角度品读前人眼中的个人风雪。 读个人眼中的风雪，有个人的悲喜情怀；读群体眼中的风雪，有群体的悲喜情怀。两种悲喜情怀写得有味，都是妙味。但写雪中人的群体悲喜的旧体诗，大概非毛泽东的《长征》莫属。毛泽东在《七律·长征》诗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千里雪”中“尽开颜”，是千里寒景中的一种群体豪迈之喜悦。毛泽东写诗是个绝对浪漫主义者，从政是个绝对现实主义者。如此完美结合这两者的人，确是千古一人。人的情怀大不大，有时就在能不能驾驭人的这两种大气质。毛氏对“长征”一词的驾驭，或许就是驾驭这两种大气质的明证。 毛诗中“长征”一词，原创者似乎是蔣介石，不是毛泽东。据薛岳回忆，薛岳完成追剿红军一年的任务后，蒋介石对此发表讲话：“通观古今，还没有任务一支军队进行过这样一个行军两万多里的长征。今天，我们创下了记录……”蒋介石曾号召民众人人做岳武穆，要忠于他。薛岳仰慕岳飞，曾取名“仰岳”，自然讨得蒋介石另眼相看。薛岳称蒋介石评价他的两万里追剿是“长征”，自然是听之难忘，感恩万千。薛岳口中的“长征”是蒋介石个人口中的“长征”，从事实判断，与其说“长征”，不如说是“长追”或“长跟”。当然，这个实际上，“长追”或“长跟”对中央红军是有重创的。但这种重创最多伤红军十指，没有断红军一指。这一点，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老对手，都是心知肚明的。毛泽东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的军事思想，大概就是在这种情景产生的。毛泽东的作战思想，实用性和操作性很强。 蒋介石则不然，他做事和戴笠一样，喜欢虚张声势，喜欢在声势上征服人，如在长征中，他的手下抓到红军战士，他的指令都是“就地处决”。蒋介石在声势上征服人，是旧式官场的政治手腕。蒋介石首创“长征”这个词语，多半也是在虚张声势。大概毛泽东听到过蒋介石用“长征”这个词后，他也用“长征”这个词语，写下回肠荡气的《七律·长征》。这是以其人之道还之彼身。毛氏一写《七律·长征》，一下子盖住蒋介石的风头。毛氏写《七律·长征》确有诗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大手笔，他不着对手一字，处处用浪漫手法写出红军征服自然灾难的困难和对手的真实场景，如“五岭”“乌蒙山”“金沙江”“大渡桥”“岷山”。红军本是“长途撤退”，在撒退中征服自然困难和瓦解对手围剿，无疑变被动为主动。红军变被动为主动，蒋介石就变主动为被动。 “长征”，是主动，不是被动。最终“长征”一词的原创者，不适合戴这顶帽子，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如此评价蒋介石，这与蒋氏政权最终丢掉大陆，渡海东逃，那种“成王败寇观”没有太多关联。当然，败者称寇，有时不是没理由的，不全是污蔑。败自有败的理由，胜自有胜的理由。毛氏在诗中不写对手一字，处处有嘲笑对手无能的影子，就有一种不把对手放在眼中的眼光与气势。这就是毛氏战胜对手的心理优势。这种政治境界与诗家境界共生在这首诗中，情怀是远胜柳宗元、孙周卿等政治人物的。毛诗尾联写雪景，反衬红军的乐观。这种群体“尽开颜”与孙周卿尾联“一笑琅然”，在生命的张力上是完全不同的。写文写诗，有时就是如此，从个体写到群体，写得不矫揉做作，情感思想自然而然升华到高境界。有高境界者，在笑对人生中，对付对手就会游刃有余。 品雪，品诗，就是品人。品味中品出诗意，品出达夫笔下的“圆满”，才算有味。当然，人在诗意中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要面对世俗的生存问题。但这份短暂的出世神游，是灵魂的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明证。否则，人将困在万物中难以自拔。人在风雪中，也是如此，拔出世俗的风雪，又要回到世俗的风雪中。因为汉人在风雪的悲喜是诗文中的，又是现实中的。 2018.12.9 〖简介〗 楼叶刚，学界泰斗钱钟书再传弟子，“讲文堂”创办人，浙江独立作家，西部文学作家协会会员，杭州萧山儒学学会会员，香港文联作家协会终生会员，《语文报》杯特等奖指导师，名列“互动百科”全球华人名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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