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往今来，奇人之奇文奇书，多之又多。故读之不可尽，情理之中也。人藏人中，文藏文中，书藏书中，异才妙文雅书，各藏于同类之中，不显山不露水，此乃人与书在世间之常态也。故同世人或后世人偶然识其人或得其书而读之，皆乃缘分也。 偶然，是种缘分，是被动的；偶然中是有必然的，用必然的眼光去寻找，是主动的。台湾学者黄仁宇说看当下，要有“往后退”的历史观。“往后看”，不少如骨董式的人物、言论与事件，就会藏不住，纷纷走出历史的帷幕，重新摆在世人面前。这是一种主动的眼光。 但研究往往起源于“偶然”，终止于“必然”。 闲暇时偶读《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历史》一书，得古语“不谋一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城”。觉得此语甚妙，以此为索引，一寻再寻，寻出陈澹然、蒋百里、丁汝昌三个人的对日态度，寻出从晚清至民国半个多世纪的中日较量中不少奇人的奇思奇事，寻出这个时代是在考验中国奇人的眼力和耐力。 当时，就是好奇书中说者张浚生，只说“古语”，不说出处。故寻原创者，然查无可查，只查得晚清异才陈澹然亦有此论。陈澹然亦说“古语”如此说，真是始创此语者之遗憾。然此“古语”传至后世，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张版，另一个是陈版。 安徽桐城陈澹然在《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中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两版本中，言“一世”“一城”者，务实味浓。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引用此版本语，处新浙大四校合并之际。在张浚生眼中，“做一项工作，大的目标需要定下来，大的目标确定了，就要具体要求与要到达这个目标的步骤、措施，一步一步地去实现”。 言“万世”“一域”者，务虚味则多矣。陈澹然引用此版本语，是给清廷上书献策之时，能否采纳，八字还没一撇。陈澹然引用时，是在做“未然之事”。张浚生则不然，他引用此语时，是在做“已然之事”。做未然之事的人，写文时文人气势常盛于谋士之应世手腕，似乎是人之常理。陈澹然亦如是。谋万世者，万世之才也。万世之才，远才空才；一世之才，近才实才。万世之才有万世之谋，百世才、千世才所不可及，故万世才难免有万世之傲骨，难与当世之才同室相合谋也。 陈澹然亦如此，他身出“桐城一派”，又为“桐城叛逆”，因其见识通达，一身傲气，常与同派相左，又与当世相悖。故世称其为晚清“异才”。异才，自有异用。陈澹然一身学问，束之高阁，亦在其才之“异”。其间非无人相识，如晚清重臣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琛皆欲用其才，皆未用其人。世传，陈澹然遭人毁滂，终末得用。盖识才易，用之难。袁世凯与陈澹然偶逢在火车上，两人相谈甚欢，一见如故。袁世凯就任总统时，曾任陈澹然为总统府参议。此衔如晚清幕僚一职，陈澹然梦寐以求之职，然居此职，其亦未异彩大放，终与袁世凯断裂，因袁称帝。 大概有傲骨之人，与媚骨之人不同，总喜欢站着与上司讲话，不会趴着或跪着讲话。此种人，属“仕隐相间”之人。陈澹然有一妙论“廊庙江湖皆事业”，大概正是“仕隐相间”人的无奈而旷达心态的折射。故此类人往往有独到之妙见。 如陈澹然在《迁都建藩》一文中分析英俄德法日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很有全局观，也很独到。五大列强的“势力范围”不是静态的，是动态变化的。在“势力范围”重合时，就有矛盾冲突。这种动态变化，根本原因晚清不是“康乾盛世”之时，无力驱除“外患”。这是陈澹然的一个未被重视的高见。他的另一个高见，最终也没有得到重视。 甲午海战之后，晚清京师遭日本威胁，陈氏建言迁都荊襄之武汉。他说：“纵揽神州全局，南绝越裳，北横瀚海，十八行省之内实以荆襄千里为中权枢管之都。盖巴蜀者中国之首，滇桂秦陇则肩背之区，晋粤豫章中州实当臂腹，燕齐闽越则手足之邦，而湘汉皖吴则固脏腑肾肠之所在。诸行省山川脉络靡不毕会于郢鄂之交，宅中权以制四方，实有呼吸贯通之妙，故列国通商靡不龂龂江汉。俄主远游上国不至燕京而至武昌，而德相俾斯麦之言亦以聚军武汉，为策应四方之策。且古圣哲英雄经营帝宅，靡不以阴阳山泽之聚会为衡。周洛秦雍图书可按考，德安、安陆之间江汉环抱，中干山脉实荟于斯。重以洞庭云梦之渊，涵菁华毕萃，负三关之险，面五岭之雄，天柱东环长江数千里，重关叠峙，进退战守伸缩自如此。” 陈澹然论事，有一独特之处，常常闲“全景式”介绍，再选取若干具体事例阐述。这种笔法，如同“万绿从中一点红”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面与点相结合，是一种全局观。陈澹然评论“荊襄”之地势后，又以“十利”做具体剖析“荊襄”之优势。他说：“其中有数利焉，川湖之间膏腴饶粟，东南有变匕鬯不惊，一利也。老林多木，大工不劳，杞梓梗楠，咄嗟可办，二利也。地险民强，招募立至，团练成俗，战守可资，三利也。地大物博，矿产殷饶，制厂宏开，富强易致，四利也。发捻军兴，人材渊薮，新机鼓舞，将相必兴，五利也。长江羣帅，霸业寖开，晋郑是依，桓文可待，六利也。长江万里，呼吸可通，勤王之师，眴焉阙下，七利也。川广江浙殷富名邦，上下既亲民债易集，八利也。距武昌数百里，沙河环曲，变徙无常，番输不能出入，九利也。燕粤万里，铁路寖开，坐镇中权，边疆易制,十利也。据兹十利，宅为帝都，然后分建亲藩于晋粤蜀吴四大国命为元帅，而以汉大臣负材略者副之。有事则燕秦资晋，桂闽资粤，陇滇资蜀，齐越资吴，使任便宜自当其面；无事各专屯矿，即以为军尽，起东北西南诸部族土司材武者，建子男封爵使各专其地，帅其邻以为战守，而以侯伯之赏动之。徙沪上制局于湘上，徙闽江船局于鄱湖，而以金陵机局徙合肥。通江湖以严根本，建燕粤铁路为大纲，而分木路于十八行省以为之辅，江河可达则广水师以达之。夫以中国之广大，士民之众，物产之殷，繁搜豪杰，严赏罚厉，生杀以振之，可以雄制六合。徒以新法未开，人材不出，京师根本逼处海壖交涉，偶歧辄俯首以听外夷之箝缚，偿款不已，割地因之，耻辱之蒙可为痛哭，而祸机之伏且将不知所终。诚得大略者任天下之重而更张之，亟亟焉营建新都，与天下相更始。一举手间固已廓然大变其气象，又何至凌夷颓堕至于此极乎哉？！” 陈氏十论，如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一片真心。可惜，清廷不用，弃之一边，直至民国，日本之患，患及大半中国。蒋介石一路西迁，最终迁都重庆，似乎与陈氏之谋，不谋而合。重庆、武汉、南京三城，分属长江上中下三段要害之处。蒋氏国民政府溯江而迁，此非历史之偶然，皆因地势之利之故。蒋氏眼光与陈氏眼光，在此略有重合。蒋介石之眼光，大概是民国将军蒋百里的眼光。蒋百里是国民党抗战的总设计师。他是个奇才，他不用情报，在桌上敲敲笔杆子，就能推算出淞沪会战中日军的攻击时间，而且准确到分钟。他在《国防论》一书中，有段与陈澹然如出一辙，又高于陈氏的见解。他说，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南北落差不大，自古灭汉人江山的如蒙古、满族，皆是自北向南进军。日军从海上仰攻，在地势上不占优势，故必败。同时，他设计的抗战对峙线，是“洛阳、襄阳、衡阳”三点连成的三阳线。事实上，中日对峙现状与蒋百里的理论设计相一致。三阳线以东，是沦陷区；三阳线以西，中国军民抗战大后方。大概蒋百里的分析缘于中国地势、日本进攻方向与中国各派势力分布，才有如此精准的预测。这是蒋百里的一种全局观眼光。 最终，蒋百里把对日策略变成十四个字“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在这一点上，比陈澹然干脆。陈氏之论，善用比喻、引用之法，文人味十足。但陈氏有此妙见，亦是双脚丈量江山而得之。蒋氏善用战争实例，兵家味很浓。在战言战，故蒋氏胜陈氏一筹。 陈澹然之论在甲午海战之后，蒋百里之论是在抗战前夕。这是两场对日作战的思想交锋。在甲午海战前八年，清朝水师在日本本土长崎就有过武力和思想的交锋。“老目的世界”在《甲午战争以前, 大清也曾让日本赔款》一文中对中日长崎冲突做过如此分析： “1886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曾经率领北洋舰队到达过日本长崎，当时受到了日本民众非常热烈的欢迎。 在当地人的盛情邀请之下，许多水兵登岸购物消费。 这些水兵在床上憋屈久了，正处于看见母猪都觉得美丽无限的时候，自然也会去支持下当地的性产业。 结果有几个水兵因为嫖资问题，和当地人产生了冲突，最后导致一名日本警察被水兵杀死。 这事还未了结，没过几天，双方又发生了大型的殴斗，这一次大清水师吃了亏，大家当然不干了，群情激愤之下，北洋水师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军舰上的大炮都掀去了炮衣，将炮口对准了长崎的陆地，最后丁汝昌制止了此事，若非如此，只怕中日战争就要提前若干年来临了。 后来，经过李鸿章的交涉，此事最终依照伤多恤重的原则由日本赔款给中国52500元，中国赔偿日本15500元了结。 此事过后八年，到了1894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1895年，丁汝昌死于威海卫之战。 这里有一个假设，如果当年，北洋水师在长崎的时候，丁汝昌没有阻止北洋水师对长崎的报复，有可能日本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上大清。日本当时之所以接受赔款，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军事力量的不足。 丁汝昌的北洋舰队达到日本长崎的时候，当时日本许多日后驰骋海疆的战舰正在这里铸造，如果当时丁汝昌再热血一点，近代的中日历史走向或许是另一种情况了。” “老目的世界”用郁达夫性灵式的笔法写历史，写出人味。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对这种“性灵”文化的战斗力，也有过研究。他说：“有一段时间我研究过土匪的组织结构。土匪组织为什么长不大？它的组织就是在低水平不断重复。民国时期，河南有一伙土匪，首领叫白朗。白朗军是共产党出现之前中国最大的近代农民起义军，有四万多人。白朗是镖行出身，周围的人都是农民，他们按照农民本能的组织形态开始折腾，大哥还是勇于牺牲、敢于担当，但组织激励的方式很简单。匪首中有一个女的，老公死了。那时穿衣服没现在讲究，上身都是一个大袄裹着光身。攻山头的时候她就喊：‘你们往上冲，谁先上去，姑奶奶晚上跟谁睡。’然后把大袄掀开一亮，大奶子一甩，弟兄们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大袄就合上了。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这么简单。每次官军围剿，大家就分裂，分裂之后又拉出一些人继续干。”白朗手下的土匪，没看清女人胸口闪过的那道白光，就没头脑的乱冲，常常打得对手叫苦连天，也常常弄得自己丢掉小命。这种简单的“性激励”，激励出的战斗力，最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白朗的军队消失的无影无踪，就是最好的佐证。 在研究“性与战斗力”的问题上，西方似乎比东方精通此道。 二战之时，英美士兵出现群体厌战情绪。英美盟军指挥部，就有组织地给英美士兵发放装有女人体味的瓶装气体。士气闻着异性的气味，士气大振。英美军队的做法，有点像冯梦龙、江盈科、曹雪芹都说过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的味道。大概“性幻想”真的能唤醒男性战斗力，而且比“性实践”有效。北洋水师上岸嫖日妓，白朗军中姑奶奶的奶子，侵华日军的军妓和慰安妇策略，就是失败的最好的明证。 再回说长崎事件。北洋水兵嫖娼不付钱，因为有强大的海上武装，才敢“霸王嫖”。日本人面对大清水师的强大武力，低头认栽赔款52500元。中国男人白搞日本女人，日本人还要为此付费。这事件无疑给善于反思的大和民族一记响亮耳光。没有强大的坚船利炮，就没有不能保护日本的性产业。大和民族被罚醒了，骨子里要对丁汝昌的北洋舰队下黑手。 当然，丁汝昌的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法假设，因为偶然性因素太多。人活在现世判断当世与未来世，如在棋盘中，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力量，自左而右、自右而左的力量，自外而内、自内而外的力量，自正而侧、自侧而正的力量，都在影响着判断。丁汝昌也是如此，“霸王嫖”在他眼中不算个事，“小日本”也不算个事。偏偏这个不算个事的事，在日本人眼中却算个大事。大概这就是岛国人独有的敏感和危机意识。最后，日本隐忍图强，从甲午战争大败北洋水师，到偷袭美军珍珠港，一直都是太平洋上的胜利者。但战争的天平不会永远倾斜给日本，如甲午战争之前的北洋水师一样。 都梁在《亮剑》一书中说：“战争的法则，在百团大战后，敌人来了个大扫荡，机会对双方都是对等的，没有谁只占便宜不吃亏，此消彼长各领风骚。战争是一个民族忍耐力的考验，和日本都处在战争的消耗考验中，看谁更有这个忍耐力，再打个几十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这就是较量。 较量有时就是这么微妙。丁汝昌见好就收，也败；日本得好不收，也败。最终，日本的长崎遭到美军原子弹的轰炸。对于日本的长崎，毁它过早，与毁它过迟，都是不能控局的表现。美军轰炸掉长崎后，日本的局势就控制在美军手中。大概轰炸得正是时候。不信眼泪，只迷信刀剑、枪炮的日本人，就服软于强者手下，八十万军队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较量中，有全局的眼光，难能可贵，又难以控制。 与陈澹然同时代之安徽绩溪胡雪岩曾云：“有一乡之眼光，则做一乡之生意；有一县之眼光，则做一县之生意；有一省之眼光，则做一省之生意；有一天下之眼光，则做一天下之生意。”胡雪岩是红顶商人，即官商。徽商胡雪岩之眼光论，非常实际，眼光与生意格局成正比。战争与做生意一样，讲究一个实际，不讲究表面虚荣。以此衡量，北洋水师无疑是个失败的商人，破产是他的最终命运。 偶读一条“古语”，得一片旧人旧事。最终，亦得一个反思。 晚清民国处裂变之世，世裂则人心思变，人变则思想不拘，思想不拘则变格之巨人才子横空出世。然陈澹然、蒋百里如此思想之巨子，百年之后，名湮人世，如好鸟之鸣难留空中，过耳则逝。 盖百年之壮事，口传之盛誉，遂随传者身亡而佚失，乃千古之常象也。故身后名，生者常念之，实则能得之者，少之又少。清代赵翼在《论诗》中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2018.10.31 〖简介〗 楼叶刚，学界泰斗钱钟书再传弟子，“讲文堂”创办人，浙江独立作家，西部文学作家协会会员，杭州萧山儒学学会会员，香港文联作家协会终生会员，《语文报》杯特等奖指导师，名列“互动百科”全球华人名人百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