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红米饭 于 2015-3-19 16:57 编辑
听说父亲出生时，恰逢一乞丐上门行乞，曾祖母遗憾地叹道：“唉！乞丐逢生，一生命苦。” 过去，小孩出生，把第一个上门的外人叫做给孩子“逢生”的人，认为这个人的命运（生活状况）会预示着孩子的一生。因此，如果是碰到富贵之人，家人往往会把这个“逢生”的人攀做亲戚，说是这个“逢生”的和孩子注定有这样的缘。父亲出生碰到这么个人，大家都觉得面上无光，又为父亲的将来担忧，只好将乞丐赶忙打发走。 父亲一辈兄弟姊妹多，家里劳力少，他很小的时候就得帮家里干农活，后来刚刚上了一年的初小（小学）就被祖父剥夺了上学的机会，还因为干活不得力，常常被脾气暴躁的祖父暴打。 做了十几年的农活，20岁的这年，父亲的生活有了一次新的转机，被村上推荐，安排到家乡附近的一所“五七”干校工作，因此，父亲算得上是我们那个村第一个从村子里走出去工作吃公粮的人，颇得村里男女老少的羡慕，也算是好好风光了一回。 回头想起来，父亲只所有能成为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人也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时候他有的是力气，农活干得也比同龄人强一大节。说来，有两件事情叫他一生引以自豪。一次是在修水库的工地上，几个村的小伙子在一起比气力，他不但挑起了400多斤的担子，还走了10几步，折服了工地上上所有的人。还有一次是与工友们比试吃馍，赢了人3斤粮票，那一次他一口气吃了一条扁担的馒头（把馒头从扁担的一头一直摆放到另一头，也就是说馒头摆成一条线有一条扁担那么长）。 父亲尽管在外边工作，但后来还是找了农民的母亲成了家。母亲在家务农，也很聪明能干，但等有了孩子，下地干活有时候就难免有些耽搁了，父亲在外边工作，那时候，工资非常少，一个月下来，除了生活所用，已经所剩无几，照顾不上家。于是，叔叔婶婶们就觉得母亲带个孩子是家里的负担，就要求分家过日子。 分家之后，母亲在外要下地干活，回来要烧火做饭，还一个人要带个孩子（那时候，生产队要求严，中午吃饭1个小时，上工不能迟到，晚上往往还可能要加工或者开会），一个人分做几个人用，同时，也许是生活困难的缘故，母亲生下我后就很少有奶水，恰恰我那时又多病，三天两头的发烧感冒、拉肚子，整夜整夜的哭闹不睡觉，母亲很快被折磨得枯瘦如柴，不成人样了。父亲不得不坚决辞掉工作再回农村来照顾家。说来蹊跷，父亲回家后我的身体也立马好起来，夜里也不哭闹了。 父母都是干农活的好手，特别是母亲心灵手巧、与人为善，人缘极好，父亲回家时间不长，家里就盖起了四间崭新的土坯茅草房，母亲的气色也好了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我7岁那年，母亲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重感冒一病不起，不到一周时间就离开人世，痛苦再一次降临到这个家庭。从那时起，父亲戒掉了烟酒，足足有一年多只是干活、从不说话。 在母亲去世后的那两三年间，也有不少人给父亲介绍对象，在我的印象中，他还去见过两三人，但总担心给我们兄弟两找个后妈会对我们不好。到后来，就再未提过这样的事了。 大约是母亲去世后三年多，父亲又从痛苦和孤独中重新振作起来，他农忙的时候就拼命地干农活，到了农闲的时候就偷偷地进山扛木头。 那时候还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做买卖被禁止，贩运木头自然也是违法的。父亲贩一次木头最少要两天时间，第一天天不亮就出去，走30多里路，到巴山里头，买好木头，等晚上趁黑夜走小路连夜扛回来，如果碰到检查站的还要翻山越岭。第二天再赶个大早，把扛回来的木头再扛到集市上去买了，到回家又是黑夜了。这整整两天，扛上一百多斤、一丈多长的木头，翻山越岭，还要和检查站的工作人员斗智斗勇、躲猫猫，和买主卖主讨价还价，一趟下来，好的时候能赚上3-4元钱，如果运气不好，被检查站的工作人员截获，那不仅木头没收，几元钱的本钱打了水漂，还要叫村上的干部去领人回来在全村批评教育，那才叫鸡飞蛋打，丢人显眼。所以，“扛木头”的活要是没有非常的气力、胆子和足够的耐受力，不被逼到这条路上来，是没有人愿意去干的，有的人去过一次，就一辈子谈虎色变、讳莫如深。 父亲就在这条黑路上，隔三叉五跑一趟，整整做了三四年。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运气是好的，从来没有因为“扛木头”被村上去领过，只有过两三次说是没买到木头，是空着手回来的。 “扛木头”的人都有个规矩，在“扛木头”中，不管是“出五关斩六将”，还是“夜走麦城”，“扛木头”的事都是绝口不提的，村里的人也尊重他们这个规矩。 等稍大一点，我就想：关公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总是怀疑父亲在扛木头中没被抓到过的事。 这个疑惑，后来还是在同他一道“扛木头”人那被证实了。父亲也曾被抓到过，但他就是不说自己是哪里的人，甚至被弄到派出所去关了一天一夜，还被修理了一顿，并被威胁要拘留法办，但始终没问出来是哪的人。到最后，还是派出所那个所长发了慈悲，说“扛木头”人都是家里主要劳力，多数是家里困难、为生活所迫，为这个事把一个人拘留、甚至法办（判刑）了，会把一个家庭全毁了，也不利于教育好一个人，不如把他放了，兴许会叫他改过自新。 父亲在“扛木头”上大约做四年，就彻底“金盆洗手”、戛然而止了。打那年冬天起，父亲利用农闲时间，天天起早贪黑，进山打柴，直到第二年暮春，拾的柴除了卖掉的一部分，还堆起一座小山，那时候在我看来，这些柴三年都烧不完。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要用这些柴自己烧制一窑砖瓦。我记忆中，那年整整一个夏天，我和弟弟都在跟着父亲挖土、和泥、做砖瓦坯，下雨了，急忙把砖瓦坯抢进大棚里去，天一放晴，又急忙把把未凉干砖瓦坯转移出来晾晒。整整一个夏天，一家人都守在窑场里，雨里来、泥里去，没有一刻的歇息。一直到了秋天，做了整整一个夏天砖瓦坯被装进窑里烧起来，也是直到这个时候父亲才请了两三个人给他搭手。 烧窑的过程最为关键，这一窑要关系到整整一个夏天砖瓦坯能否烧好，关系到从前一年的冬天拾柴起，将近两年的努力是否付之东流，关系到多年的打算和筹划是否成功，真是十月怀胎，一旦生就，马虎不得。 砖瓦坯的烧制要三个日日夜夜不挺地加柴烧火、火候要不住地调整把控，并在第四天上恰倒好处地闭窑洇水。随后，是7天的洇水过程，要从封好的窑顶上通过泥土层把水缓缓地、不停地、均匀地洇渗到窑里烧熟的砖瓦上，给烧好的砖瓦起到淬火的作用。 从点火到洇水，10个日日夜夜，父亲是马不停蹄，没有合眼，洇水结束那天，父亲一头栽倒，足足睡了两天多，直到第三天下午才醒过来。好在这一窑的货没有辜负他，窑门打开，砖瓦的成色都是上好的。 一切都按预想的路子走着，这年冬里，父亲推到土坯茅草房，邻里亲戚们也来帮忙，在原来的庄基上盖起了四间砖瓦房。 在那些年代的农村，辛辛苦苦劳作，养活一家子人已经实属不易了，修房造屋则是一种壮举，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企及的，因此，作为农人，一辈子能干的最大事莫过于修房造屋。然而，父亲这些年一个人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既当爹，又当娘，竟然还盖起了新瓦房。 不过，也许因为生活的磨难太多，新屋的落成也未在他的脸上出现应有的成就感。 那时候，天天耳濡目染父亲的艰辛，我就暗暗地下决心好好学习，尽量听他的话，别惹他生气。可年幼的弟弟却还不懂事，他三天两头的惹事、打架，弄得时常有邻居家领着头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门来，父亲总是说不完的好话、陪不完的不是，甚至也免不了当人家的面暴打弟弟一通，这些事也搞得父亲老在乡邻们面前灰头土脸、抬不起头。 可是，为难的事情还不只这些，几年后，我第一次高考又落榜了，参加复习班（再考）要一次缴纳80元的复习费，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的钱，这又给父亲出了个大难题。那个夏天，整整一个假期，我都不敢看父亲的脸。 等到秋季，复习班开学的前一天，父亲起了个大早，叫上我去卖猪。这是家里唯一能值点钱的东西，本来是准备喂到年底宰杀，一家人指望要吃一年油的，现在只有一百斤多一点的样子，不是出售的时候。 一路上，父亲在前面费力地牵着，我在后面赶，心里都不是滋味，谁都没开腔。 到了集市上，人已经很多了，刚有一个买主上来问价钱，父亲还没来得及还价，突然跳出一个叫燕兽娃“猪牙”，这是猪集上的猪霸，专门在猪集上强买强卖，欺压百姓。 燕兽娃不容分说，一把抢过父亲手里牵猪的绳子，自作主张将猪90块钱要卖给那个问价钱的人。父亲和那个买主又做了一阵讨价还价，但还是燕兽娃做主，说猪大约100斤，9毛钱1斤，给95块钱成交，双方都不吃亏。于是两个人都不情愿地接受了交易，整个上集交易过程不到20分钟，交易双方，每人给燕兽娃10块钱的中介费。 当时猪价是1块钱1斤，那头猪绝对超过120斤，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想不到世界上还有燕兽娃这样的恶人。而且，一生要强的父亲，面对这样的事，只是淡淡地说了句：“那就卖了吧。”。一点儿也没反抗。 有了那次刻骨铭心的卖猪经历，我深知复习机会的难得，那一年，好好地复习了一把，把很多东西补了回来。 一年后，我终于高考考中了理想的医学院校，就在接到红红的录取通知书的同时，我还无意中听到了恶霸燕兽娃在严打中被枪决的消息，心里别说有多震撼了，我只感觉眼前豁然开朗。 我是我们那个村子自古以来第一个金榜题名的人，村里的人都为我骄傲，父亲的心得到了极大的宽慰，但却并不显得他有多高兴。 外出上学那年秋天，父亲卖了一些早熟的谷子给我做了一身蓝布新衣服，又从五个亲戚朋友那借到300元钱交给我，算是我三年的生活费。临走的时候，父亲没有去送我，而是叮嘱我的大表哥把我送上火车。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上一两次家。到是父亲放心不下，每年农闲的时候来看我，每次来还要从老家背很多大米、花生之类的东西，活象一个逃难的。我知道他这些年出门少，来回转车问路不便，还带着这些苯粗的东西，既可怜他，又觉得他这样做给自己丢面子，每次都告诫他这些东西都不缺，很容易买到，从老家拿过来也省不到几个钱，就不要拿了。他总是喃喃地说：这都是我自己种的，又不花钱，要是买起来，总还是要花那么多钱的。时间长了，也就只好就依着他。他每次过来，路上要奔波两天多，可是在这边住不到一周，就嚷着不习惯，要坚持回去。 几年前，我劝他：已经上了年龄了，庄稼就不要做了。他总是坚持说：“我种了一辈子庄稼，习惯了，我还有的是力气，怎么能不干活哩？再说，现在种庄稼又不累，农忙的时候干几天，农闲的时候我天天到集市上去逛一圈，自在着哩。” 前两年农忙，我有机会回去，见识过父亲也确实还是能干活，快奔70的人了，干起农活来象个小伙，我是自愧不如。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是这样的一个硬汉子，在一个月前，说去就突然去了。 父亲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和家人一起忙着收割庄稼，晚上一直忙到深夜，第二天早上却被发现时已经是不行了，等我接到电话急忙赶回家，只见是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已是回天乏术了。 父亲为了子女、为了这个家耗尽了最后的一口气，却还未曾享过子女的一天福，就这样去了。 父亲走了六个多月了，可他的影子一直在我的周围，挥之不去，和他一起不时在眼前闪现的还有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过去的事...... 父亲就是家乡门前村后那熟悉的巴山、汉水，永远矗立在我的脑海里、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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