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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在师政治部支部大会上成为预备党员。 政治部机关，除三个放映员是兵，其他人都是官，党员干部。会上他们对我既鼓励又批评，指出了我的缺点、毛病，希望我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自己。对这些宝贵意见，我当然虚心接受、谨记在心。 那时候入党有一年预备期，翌年，我及时向组织申请，却未能如期转正。 原因是党委收到我老家的一封群众来信，反映我父亲有“历史问题”，造谣我父亲是国民党员、当过保长。甚至还污蔑他参加了“反共救国军”，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成为预备党员后，本来我提拔在即，诬告信一来，部里向我老家大队函调，也说有“历史问题”。我父亲被栽桩诬陷了，但部队党组织一时真假难辩，我的使用按下了暂停键。 那时家里有这种问题的人，怎么可能入党提干呢。 受此打击，我很失落、很迷茫、也很痛苦。队长安慰我，宣传科的徐道魁干事也来安慰我，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说：“现在搞运动，许多地方都有派性，情况比较复杂，真相一时搞不清楚。你不要太悲观消极，还是要努力工作，好好表现，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如果你表现不好，即使哪一天查清楚你父亲没任何问题，你却因为表现不好提拔不起来，那就害了自己。要记住，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干得好不好，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一席话如沐春风，使我茅塞顿开，重拾了信心。 父亲被栽桩诬陷，主要是人性的丑恶，是嫉妒心，这是一把杀人的刀。农村一些人气量小，嫉妒心强，看不得别人好。我家孩子多，母亲心脏病，仅靠我父亲一人拉板车养活一家人，生活过得并不比人差，就引起了与我家有过利益纷争、宿怨和邻里矛盾等几拨人的嫉妒恨，他们看上去是诬陷我父亲，真正要坑害的是我。这伙人纠集起来，密谋写信诬告，甚至撺掇、拉拢单位、大队的某些干部。诬告信寄出后，他们以为部队会立即处理我回家，于是有人在村里放言：“他有什么了不起，过一、两个礼拜就会回来，跟我们一样修地球。” 父亲遭诬陷、迫害，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他开始想不通，但不久就明白这些人的恶毒用心。他们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我父亲，也无奈其何。他宁可自己受苦受罪，也不让儿子受害，坚拒在“历史问题”的黑材料上签字。有一回在偏僻水电站的批斗中，他被拳打脚踢、用棍子踩膝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深夜被人架着拖回家。 怕父亲扛不住这种迫害和折磨，我连写了两封信回去安慰。不幸的是这两封信都被那些人私拆并把它寄给了我部队，这成了我觉悟不高，与有“历史问题”的父亲划不清界线的“物证”。领导找我谈话，严厉批评了我，要我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我一个小战士，哪有那个高度，我只是参照领导批评我的话，不情愿地给自己头上扣了一堆大帽子。 所幸师党委领导本着对党对战士负责的精神，派人去我老家外调，在村里随机登门入户，认真调查了解情况，有几十个村民、贫下中农按下手印证明了我父亲历史的清白，与之前盖了大印的政审材料比，师党委领导更相信这份按手印的 材料。尽管这事我是很久以后才听说的，但那一刻我心里依然十分感动。为了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兵，我敬爱的老首长林钧业政委能够这样做，除了他过人的工作能力，还需要有多大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啊！我听罢眼含热泪，心中充满了对老领导的敬意和感谢。遗憾的是其时老首长已不在人世，我永远无法向他面谢，而只能在心中默默感念他。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除夕夜），我主动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认真检讨、批评了自己，力图从路线斗争的思想高度来提高思想认识，划清界限。 三月三日，我和文祥同志同时通过了入党转正，成为正式党员。 领导和同志们对我提出了希望和要求,要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正确对待“家庭问题”和自己的“工作成绩”。尤其提醒我在工作上有点成绩的时候，一定要防止骄傲自满情绪，不要觉得自己有本事、了不起，看不起别人。这是从防范的角度给我打的预防针。有成绩，我当然高兴，但不会瞧不起人。事实上我因为出身农村，家里困难、自己读书也不多，年轻时候的我，更多的是自卑，为人处事也格外的小心谨慎。 四月，我随所在的省军区独立二师移防，机关由福州市环城路小柳村，移防至永安县城关，与省水电学校为邻。在这里住下个把月，工作刚安顿下来，五月十九日，我接到大弟的加急电报，上面写着：父亡，速归。
作者简介：陈耀光，1964年入伍，1989年10月退役。转业到地方后，在保险企业工作，于2007年退休。多年来有作品发表，散见于《中国保险》、《上海保险》、《福建金融》和《福州晚报》、《福建老年报》等报刊杂志。2015底开始网络写作，以远山谷、山谷的笔名在本站和《江山文学》发表散文、随笔和诗歌作品三百多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