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建华散文】回眸大山的兴医路

显示全部楼层 · 2022-7-4 21:07:48

上星期天，我和十余名老医生集体探访了长阳乐园村——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发源地。早上七点半从县城出发，半小时就到了高速路口，下了高速走了十余公里的盘山乡村公路，三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虽然是坐车，可对接近七十岁的老人们来说，感觉并不轻松，也许是高兴就忘了疲劳，大家一路谈笑风生，回眸那背着药箱走乡串户，为乡亲们防病治病的风光，还有那见证农村合作医疗起步、发展和兴旺的满足。
乐园村委会旁并列着两栋房子，一栋是原来的土楼，一栋是现代的新楼，土楼是“乐园公社三大队卫生室”（现为合作医疗纪念馆），紧挨着的新楼是“榔坪镇乐园村卫生室”，新旧咫尺间，却是隔着50多年的漫漫历程。
乐园村全村800多户农民，散落在海拔200米至1600米的山峦中。想起50多年前，没有公路、汽车、电话，有时候看上去只相隔两座山头的距离，可在弯弯的羊肠土路上上山下坡，一走就是大半天。田园牧歌的诗意包不住缺医少药的困窘。老乡们告诉我：“那年代家中如果有人生病，家人便会跑到山头上用土喇叭喊医生；后来村里安装了有线广播，就在洋喇叭里喊”。遇上急难重病，更显得山高路远。有时就是医生来了，因没有医疗设备，或缺少药品，诊治十分困难。
历史上有许多惊人的相似，每次传染病的流行都推动了卫生事业的发展，如农村合作医疗就被传染病流行所催生。据文献记载，1966年春，长阳县乐园公社经历了一场罕见的大疫情， 1000多人染上了百日咳、麻疹、脑炎等传染性疾病，仅杜家村的一个生产小队一天之内就有四例麻疹合并肺炎的患儿病死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覃祥官医生提出了办卫生室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创立“合作医疗”制度，应用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让那些传染病得以控制。如今新冠肺炎流行，再一次验证了中医中药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威力，从中感受到先人的智慧。
谁也没有想到乐园卫生室一个小小的创新竟惊动了中南海，还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露了个脸，相继全国有二十九个省市五万多人前来参观学习，并在全国推行了乐园合作医疗模式。据李兴成医生介绍，有一位内蒙古自治区的干部只有一条腿，却硬是拖着另一条假腿走到乐园，其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和我一起来参观的许多老同志都有在村卫生室当赤脚医生（新世纪改称为乡村医生）的经历，后来被推荐到医学院校深造，毕业后又回到土家山寨工作，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这片热土。老李医生说的好笑，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自己没想到头一天还是农民，第二天就背着药箱跟着师傅出诊。在师傅们的指导下，读书、认药、采药、种药、炮制中草药、看病、配方，一晃就是五年多，有了这个基础，感觉后来上大学学中医轻松多了。
那时为了能培养出大山里“永久牌”的医生，各级政府也是想尽了办法：如从农民中挑选一批年轻人跟师学徒，送一批到医学院校深造，毕业后再返乡工作；分一批大学生到乡镇卫生（所）院工作；定期安排省市教学医院的医疗队下乡指导、解决疑难问题等等。那时专业人员下沉真是做得扎实，如三峡大学教授的艾寿坤及夫人彭恢憬是我的大学老师，曾经就下乡到乐园卫生院工作，一干就是十三年；培训班直接到乡镇开办，短的几个星期，长的七八个月，其中为长阳培养乡村医生就有642人。在纪念馆的二楼展示了当年各专业的培训教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手工刻的蜡纸，再用油墨印的。教课书就像现在的口袋书，已经发黄了，感觉一翻页，纸张就有破损的风险，但字迹仍清晰可辩。照片上介绍了当年讲课的老师，如今已是省市医学院校的知名专家、教授。说来也是巧，2003年我到省城进修时带我的老师中就有一位是当年下乡到乐园的医疗队员，岁月的沧桑已刻在他脸上，青丝已变华发。他听说我是长阳人，瞬间就拉近了距离，好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他还清楚地记得乐园的青山绿水和那一段难忘的时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土家山寨的乡亲们还在贫困中挣扎，手中的现金少。那年代一家人如果年终分红达到两百元就会让人眼红。乡亲们谁家有喜事，送的贺礼绝大部分是自产的粮食，或鸡呀，鸭的，送现金的少，如果是送现金，一块钱就算不错了。因此当时合作医疗基金筹资的水平相当低，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五角钱。可乡亲们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不另外交钱，加上合作医疗实施后就诊人数迅猛增长，导致基金入不敷出。没钱就买不到药，卫生室就成了摆设，当时也真是急坏了不少人。人们常说，天无绝人之路。在老中医的指点下，利用大山里自然生长的中草药才解了卫生室燃眉之急。从此上山采药、种药就列入了医务人员日常工作。大家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像蜘蛛一样攀崖走壁，即便是弄得遍体鳞伤也没人叫苦喊累，偶尔采到一味心仪的好药，便会兴奋地大喊大叫。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中草药的自种、自采、自制，很快解决了“僧多粥少”的难题。
土楼后面的药园还在，一些适宜种植的中草药还在那儿自然地生长着。大家在药园边走着、看着、讲着，曾经和师傅一起种药，采药，炮制中药的场景就又浮现在眼前。老同志们虽然有些老眼昏花，但看到药园的枝叶，花朵，闻到久违的药香，大多还能说出那些中草药的名称、功用。据老李医生回忆，那年代每个卫生室（院）都有自己的药园，从几亩到几十亩不等，约半数农户还在自留山上建起了药园，纷纷加入了种药、采药、献药的行列。记得我读小学时，上山采药就是我们的义务劳动课。每年五月初，老师就安排我们把同学们平时采收的中草药集中起来，分类、捆好、写上标签，同学们挑着，或背着，敲锣打鼓地送到卫生室。
二十世纪八十年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乡镇工作，发现卫生院的骨干基本上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合作医疗时期培养的人材，他们什么事都能做，而且做的非常漂亮，自称为“万金油”医生，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全科医生。在那困难的年月，就是他们用那经济实用的土方土法，缓解了乡亲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病痛。农村合作医疗虽然在实施的过程中有大起大落，但它还是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敢为人先的精神实质。

作者简介：

匡建华，文学爱好者，宜昌市作协会会员，西部文学会员，发表散文50多篇；2022年1月被《西部文学》评为首批百名金牌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