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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在大姨家吃罢饭，表弟媳妇切开了一个瓤红籽黑的大西瓜让大家吃。 表哥将切好的西瓜给我们手里边塞边说：“我经常想，小时候的西瓜都让谁吃了？我们只有拾瓜皮的份，却吃不到。现在的生活变化太大了，这不，吃西瓜的季节还早呢，咱家里就有西瓜吃了。” 表哥的一番话，引来亲戚们一片附和声。 “是呀，小时候成天提着鋬笼拾瓜皮了。”比表哥大不了几岁的舅舅说，“我们从乡下到街道来拾瓜皮，还经常要受街皮们的欺负。他们仗着家在街道，成群结队专门欺负我们乡下的娃娃。” 舅舅和表哥的一番感叹，一下子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拾瓜皮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店头街道每周末才逢一次集，不像现在三六九都有集市。 “过了星期五，再受半天苦。”学校每到周六上半天课，下午和星期天休礼拜。 “明儿去店头拾瓜皮去。”家长们早早就为我们这些小学生安排好了活儿。 身为农家子弟的我们，没有节假日的概念。除了冬天，每天放学回家后都会被家里人差使去给猪拔草。暑假的时候，西瓜开了园，我们除了拔猪草还要去街道拾瓜皮喂猪。 我生性腼腆，刚开始拾瓜皮时觉得很丢人，生怕碰上同学或老师。外号“猪八戒”的马某友同学的脸皮务得比城墙还厚，有一次看见班主任蹲在瓜摊前吃西瓜，竟然跑过去说：“李老师，你吃完的瓜皮给我哦。”李老师的脸臊得就像二尺红布，草草吃了两口就将带着厚厚瓜瓤的瓜皮给了马某友，做贼似的落荒而逃，马某友将老师吃剩下的西瓜，津津有味地啃了一遍又一遍，有几次差点咬到了自己的手指头。 那时候日子苦，拾瓜皮的小孩比吃瓜的人多，一个人吃周边常常围拢着一大群孩子，眼巴巴地盯着吃瓜人的手，判断瓜皮将会扔向哪个方向，然后群狼扑食似的，朝着瓜皮划过的弧线，一窝蜂地扑上去。往往为了一块瓜皮，弄得满身泥土。不过无论谁抢到，无疑就像抢到了一块金元宝般兴奋。摊主嫌影响生意，经常轰小鸟般赶孩子们走，而我们则躲到一边，只要有吃瓜人出现，如群狼捕食般围拢过去，气得摊主一点办法都没有。 往往运气好的小孩会发现没吃干净的瓜皮，就会三下五除二地将残存瓜瓤啃得干干净净，直啃得瓜皮薄如纸才罢手。我们管这种羞人的行为叫做“溜瓜皮”。说实话，我们在面儿上笑话溜瓜皮的小孩，心里却特羡慕人家的好运气。 我从七八岁就开始拾瓜皮了，经过几年的锻炼，终于练就成拾瓜皮队伍里的老江湖。但后来发生的两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那时候西瓜都是生产队种的，属于集体财产，社员谁敢偷种，就会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记得那年我九岁，生产队派爹和五叔去店头卖西瓜。 因爹卖瓜，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捡了个大便宜，爹赶走了一帮又一帮拾瓜皮的小孩，一架子车的西瓜皮几乎全归了我。 快收摊时，五叔发现瓜摊前有一个约莫十斤装的空塑料壶，于是便大声喊道：“谁把壶遗了？谁的壶？” 五叔喊了十几遍，大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前来认领。那时候，农家人大多用笨重的陶瓷罐装水或油，塑料壶是不可多见的宝贝，装东西既轻便又好看。 就在五叔高喊的时候，我发现街对面两个留着“洋楼”（农人对知青时髦发型的称呼），穿一身学生装，上衣口袋插钢笔的知青在窃窃私语。我指了指俩知青对五叔说，可能是他们的。五叔又对着那俩人喊，“谁把壶遗了？”那俩人面无表情，纹丝不动。直到我们收摊，也没人来认领塑料壶。 “等等，我们要检查！”就在我们装满一架子车瓜皮，准备回家时，街对面那俩知青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检查啥？”我们一脸茫然。 “我们丢了一个塑料壶，怀疑被你们偷了。”一知青傲慢地说。 “没看见。”五叔突然脸一红分辩道。 “嘴还硬的不行，放下车子！”知青不由分说，一把将架子车辕拽得跌落在地。 “哗”地一声，一车瓜皮滑落在地，白色的塑料壶赫然出现在瓜皮里。 “这是啥？打死你这个小偷！”俩知青不由分说，对着五叔拳打脚踢，满大街的人纷纷围拢过来。 我和爹被眼前的突变给惊呆了。 “知青打人呢！知青打人呢！”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五叔抱头大喊。 “停下！”随着一声怒吼，俩知青愣住了。我抬头一看，父亲像一座伟岸的大山挡在了五叔的面前，“毛主席派你们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还是让你们来打人的？”父亲横眉冷对，怒气冲冲。 “是呀，这知青太猖狂了！”周围的群众在爹的义正词严下，纷纷谴责俩知青。 “人家喊了半天谁把壶丢了，他俩就在街对面故意不出声，这明明是找茬么。”有证人站出来替五叔说话。 “这就是一对坏怂，走，送派出所！”群情激奋的群众就像黄河在怒吼。 俩知青见势不妙，提着塑料壶，灰头土脸地溜走了。 至今我也没想明白，当年的那俩知青为啥要那样做？ 1979年的夏天，已经13岁的我依然在火热的天气下给猪拾瓜皮。 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湛蓝的天空就像蓝咔叽布似的。我心想，这真要是蓝咔叽布，给全天下人裁衣服都用不完。 午后的气温灼热烫人，大概是嫌热吧，满大街吃西瓜的人不少，拾瓜皮的却只有我和同学许兵及几个老汉。那些平常最令我们头疼的街皮一个都看不见。平日里他们总是仗着是街道居民，抢我们拾来的瓜皮，习惯了欺负乡下孩子，我们也只能敢怒不敢言，今天没看到他们的身影，我们一身的轻松。 我俩来时心想能拾满一鋬笼就不错了，没想到越拾越多，鋬笼里实在放不下了，就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把瓜皮堆放下，接着再去拾。 等到集散的时候，我俩各拾了一堆，大概能装一架子车的样子。 我俩是一个大队的，连畔种地相隔不远。许兵大我一岁，尽管学习不好，但人家以老大哥的身份命令我回家拉架子车，要把我们拾的瓜皮一起拉回家。 “三人出门，小人受苦。”谁让我比人家小呢？没办法，我只好回家去拉架子车。 回到家里，我对爹爹说，我今天拾了好多瓜皮，你得奖励我。爹爹高兴地答应了，豪爽地奖励了我三毛钱。 我们家距店头街道也就三里路，尽管路不远，一条大沟却把我们与店头隔开。店头属于咸阳地区，我们是宝鸡地区，是一个标准的“鸡叫三县鸣”的地方。 因为有大沟相隔，我叫上二姐和许兵的妹妹一起到店头拉瓜皮。我趁许兵他们装车的机会，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连环画《拔哥的故事》。 “你也太鬼了，这么热的天叫我弟回家拉架子车，你比他大，为啥你不回去？”过了店头沟，汗流满面的二姐质问许兵。同样热汗滚滚的许兵不敢吱声。 “现在路也平了，让我弟坐在车帮箱上。”二姐依然护着我。 “路太颠了我不坐。”我才不愿意坐呢。 “你个瓜怂，回来拉架子车看把你热成啥了，赶紧坐上。”二姐心疼地对我说，“再不坐我可就生气了。” 颠簸的土路把我的屁股蛋颠得生疼，两只手紧紧地撑在车帮箱上，尽可能不让颠簸的车帮箱碰到我的屁股。好几次我嚷着要下车，都被二姐生生地拦住了。好不容易撑到许兵家门口，把他的瓜皮卸下，我才和二姐拉着架子车走回家。 “碎地-主你给我滚出来！”一声晴天霹雳般的怒吼，将躺在炕上看《拔哥的故事》的我惊得跳下了炕。 “今儿我把你个碎地-主非砍死不可，我要为民除害！”只见许兵爹手持一把撅头，怒气冲冲地在我家大门口叫骂。 许兵爹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歪”（厉害）人，还是我们大队革委会的主任，平日里没人敢惹。 一时间我们家门口聚集了一大群看热闹的社员。 “这娃是新生的地-主zcjj，我们一定要消灭他！”许兵爹一看围观的社员多了，更加疯狂起来，“这么热的天，拾瓜皮回来竟然叫我娃把他和瓜皮一起拉回来了，这不是恶霸地-主是啥？今儿我要好好地收拾一下这个碎怂！” 看到此景，吓得我呆如木鸡，站立在院中央懵圈了。 “不怕，有姐在，我看他今儿能有多大的本事！”大姐在我的肩膀轻轻地拍了一把，大义凛然地朝大门外走去。二姐悄悄地拽了拽我，朝里屋努努嘴，示意我回屋。可我不知道是担心大姐的安危还是吓傻了，呆在院子哪儿也不去。 “叔、姨，你们别听这个疯子胡说八道！”大姐一出门并没理睬许兵爹，而是对看热闹的乡亲们说，“真正的碎地-主是他儿！”大姐这才手指许兵爹大声说。 “他爹是个大地-主、大哈怂，他儿是地地道道的碎地-主！碎哈怂！”大姐涨红着脸气愤地说，“他儿凭着他爹是革委会主任经常欺负我弟和娃娃伙。大热天拾瓜皮，他儿躺在阴凉地，派我弟隔山架岭回村拉架子车，给他儿送瓜皮，就这，他爹还不要脸地跑到咱们队上来闹事，大伙儿评评理，到底谁是地-主？谁是哈怂？” “大哈怂养了个碎哈怂！不要脸！” “滚出我们村！” “不要脸，大哈怂！” “……” 社员们义愤填膺，纷纷骂着、喊着让许兵爹滚出了村子。 现在回想起过去那段艰难岁月，心中顿生无比感慨。 历朝历代，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最底层的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成了国家的主人；也只有我们伟大的党，带领我们发家致富，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 贫穷的日子一去将不再复返，作为幸福的中国人，我感到无比的庆幸、自豪和骄傲。
作 者 简 介 乔山人：陕西宝鸡扶风人。中国西部散文协会会员，宝鸡市职工作家协会会员，扶风作家协会会员，扶风县诗词楹联协会会员，西部文学签约作家，《秦川》杂志签约作者，江山文学签约作者。2016年至今在《中国水泥》杂志、《宝鸡日报》、《西安日报》、江山文学网、盛京文学、陕西散文论坛、西部文学、宝鸡文学、水泥圈子、秦岭文学、秦川文学等文学杂志及网络先后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近三百篇，2019年出版个人散文集《留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