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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个纯粹的人，过好纯粹的一天呢？ 六点四十起床，花二十分钟洗漱，十分钟吃早点，七点十五分准时坐在书桌前。背一首《中华颂》里的古诗或词，或节选的传记、名文、歌赋，并用粉笔书写在小黑板上，出屋进屋都能看见。然后再读五篇成语故事，写五个成语。上班前若是想买菜，提前五分钟出门，若没有什么需要的，则八点准时出门。早晨的四节课，两节上课，两节改作业。十一点二十五分放学，十分钟回家，蒸米饭，洗菜疏，或炒、或煎、或蒸、或炸，撵着孩子十二点十分进门，三菜一汤备齐。半个多小时的吃饭时间，这期间看一会新闻联播或美食快讯，略交谈一下，一点准时午休。四十分钟后起床，粗略收拾，喝口水，上班。下午五节课，两节上课，一节改作业，一节备课、一节完成手头上其它的活计。六点十分放学，喝口水，垫吧点儿东西，六点四十准时出现在羽毛球场，八点结束运动。回家、洗澡，八点半左右正式坐在沙发上休息，喝水，看会电视，吃点儿东西，九点半起身给十点下晚自习的孩子做晚饭，十点半收拾完毕，上床、读书、睡觉，这便是一天必须所做之事。这一天的时间里所做的每一件事的间隙里，可能平均会接到一两个电话，快递的，朋友的、同事的、父母的或姊妹的。可能会浏览一下手机，企业群、QQ群、微信群或者其它。可能会和同办公室的老师们聊一会儿学生、家长或学校的新闻轶事。当然，疾病不是与吃饭、睡觉一样天天都会发生的，灾难、祸事也不是频繁出现的，争嘴斗殴、家庭矛盾在理智的敦促下是可以尽量避免的，还有什么呢？不愉快，你因着什么事而不愉快，或你在乎的人因着什么事而不愉快，影响到了你，可如果我们能按部就班，又能坚持不懈得按我们的生活习惯，有规律的行进着，天大的不愉快也不是个什么事儿，因为解决了无所事事，就不会有不愉快的事儿。在这期间，还可以见缝插针，比如阴雨天、不能去球场了，可以安静的写点儿东西。上下班的路上可以思考，将自己的想法用手机录下来。课间的时候，还可以读一两篇文章（平日里我总有两本书随身携带），这一年利用闲暇与周末，我读了《童年》、《尼尔斯旅行记》、《爱的教育》、《鲁滨逊漂流记》、《梭罗散文精选》、《我的阿勒泰》、白话版《资治通鉴》、《墨菲定律》、冯唐的《了不起》、刘棉朵的诗集《呼吸》，还有教育专著《大师谈教育心理》，《教师的心理学》，朱永新的《教育的减法》，六年级、七年级的《同步阅读》，及未读完的《成语故事》、《世说新语》、几本诗歌合集，当然还有轮岗学校老师卢慧君的两本散文集。这是我能想到的，当然还有我遗忘的，但不会太多。而诗歌大约写了三四十首，一个月平均两首，散文十多篇，一个月一篇。除此以外，这一年我喝掉了大约一斤绿茶，半斤红茶。偶尔还有几天对自己围追堵截的日子——沮丧而无所事事。还写了一本读书笔记，并在每一页上配了一副简单的插图。当然也做一些鲁莽的决定，大概就几件。 一天、一年就这样倏忽而过了。 在离开迎风的前一两年我就是这样过的——惬意而心满意足，我花了将近二十多年才找到了这样一种适合自己的活法。鼓楼的这一年，我基本秉承了之前的做法，只是时间更满了些，少了点闲适与自在，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想要重返迎风的原因。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个人不能在一个地方呆的太久，因为那个地方最终会变得让人不可忍受，最起码最终鼓起勇气离开的都是同一个原因，可事实上，环境是从来没有变得，变得只有我们自己，是我们忍受不了单调、无趣、重复的自己罢了，我们难以改变自己，便只有外出它求。可我已经给自己建起了一个舒适区了，是好不容易，是冲破了自己思想上的重重阻碍，是在提高了自己的认识和境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真的不能像励志书上说的：大胆的逃离你的舒适区。只因我的舒适区是我全部思想的结晶，他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这个舒适区真的是我精神的寄托。我不知这话要给谁解释，母亲是一定不明白的，她只会不可思议她的女儿为什么一点都不上进。而我也反复的在平衡，未来的工作，无论在哪儿，不都是要这样过吗，那我选择更适合自己性情的地方，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只因为它表面看起来不够新鲜了，陈旧了，所以我们就要另谋高就。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不止一次听说也看到，城市的老师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感，他们无论是穿着、经济、思想都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不同，甚至更忙碌、更奔波（很多老师调回城里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方便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唯一与农村老师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因为忙碌而变得充实，可是所谓的“充实”对于认真者，有清晰的生活目标者或许是充实，对于那些得过且过，浑浑噩噩度日者不过煎熬罢了。而农村是散淡的，充实也好、混日子也罢，它对外界有屏蔽的作用，没有对比，也就不会有伤害，这恰恰是我所迷恋的。
作 者 简 介： 杜杜，本名张娟。陕西安康汉水之滨人氏。半生平凡，于庸碌中战斗琐屑。用一支笔寻找救赎！2022年1月被巜西部文学》评为首批百名金牌写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