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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盛开的季节 ——《西部文学》作家群体述评
杭盖
春天是个灿烂的季节，她代表着希望。 《西部文学》创刊以来，历经了漫长的过程。她的诞生比十月怀胎还要艰难出许多，如同一个美丽的神话诞生，需要度过一个漫长而沉闷的冬季之孕育。 几年前，“西部文学”还是一个并不清晰的网络概念，被人们一直争论和探讨着，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最早出现过“西部诗歌”的讨论，一些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文学载体《边疆文学》、《西南文学》刊物涌现出来，《新疆文学》也曾一度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尝试着在中国西部竖立起一面“西部文学”的旗帜。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文化重建的沉重话题又被广泛提及，特别是国家建立丝绸之路发展大战略的确立，敏锐的文化人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担当与责任，“西部文学”的概念曾一度忽视之窘境中被激活、重视和探讨而进入实施阶段。 自古有江南才子，齐鲁出圣人之说，身居齐鲁之地、水色之乡的人们而常常沾沾自喜，殊不知：西部乃是孔圣驻足于函谷关，视为神圣祥瑞之地，让他顶礼膜拜而叩首之处。 西部是诞生中国神话的地方，是孕育华夏文明的吉祥圣土，绝不是阿猫阿狗、狂狷之徒可随意轻慢之处。作为一个传承文化的载体之一——作家群体，特别是西部作家群体，一旦入世，常有惊尘世、泣鬼神之作现世。远如《诗经》之“秦风”、汉乐府、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盛唐诗说……更有《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民族史诗盛传几千年而不衰。 自新中国诞生以来，领一代风骚的闻捷、柳青、路遥、陈忠实、张贤亮、贾平凹、高建群、刘亮程、阿莱、孙皓晖、红柯……更有文坛新秀：雪漠、李娟、帕提古丽……无不惊艳文坛，让文人墨客诸般竖子仰而视之。 然，为文学述评，理论探讨，须有边界。这般漫天纵横，则会贻笑大方。 故而，今时限定的边界为《西部文学》期刊杂志旗下的作家综述范畴，而与广义的“西部作家”之类的述评区别开来。这篇文章本应由陕籍之西部文学前辈大家——方越先生执笔为妥当一些，可他年事已高，精力不允许；董兄邦耀先生亦可为之，他却公务缠身，实在抽不出时间做这些琐碎俗务；马兄有常先生、林兄焕琴先生，都有诸多缘由，我便只好勉强其难，滥竽充数般诉说一、二，做些抛砖引玉之类的俗务，便顾不得方家耻笑。
一 渊源
“西部文学”从概念炒作演化成一个具有承载意义的文学期刊，一个人是无法越过的——他，就是洛沙先生。早年，洛沙先生浪迹南方网站，在陕籍文友的邀请下，带着众多活跃在全国各个网站的文学写手，加盟到陕西西部网，在杜育龙、若岚、李炳智等人一致通力协作，创办了《西部文学》内刊，试刊运行出版了两期，办刊费用绝大多数由洛沙先生承担。由于《西部文学》得不到相关单位的鼎力支持，刊物进入难以维系的窘境。 “陕西网”总编段世权同志得知这一讯息，热诚邀请《西部文学》团队入驻陕西省委主办的“陕西网”旗下，使《西部文学》终于有了一个栖身之地，有了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 至此，“西部文学”这个词出现了两个不同性质的表达意义：其一，“西部文学”是中国文坛上只指用文学手段表达西部生活状态的文学现象；其二，《西部文学》是一份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由西部人主办的文学刊物，宗旨是挖掘、弘扬西部文化精神的载体。 今时，在《西部文学》的旗帜下，汇聚了众多的作家，随着其大量文学作品的不断呈现，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文学现象。为之，做一初步的文学现象的综述和赏析是迫在眉睫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文学批评，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各种文学现象为对象的评价和研究活动。文学批评的目标是对文学现象作出判断、剖析、推理和总结在某个阶段的相同或者相异之处，确认其在文学思潮或者文学发展的某个时期的横断面上的位置，发现与认定其在形成与进展中的文学思潮并判定其性质，分析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从本质上讲，文学批评是一种研究活动，文学批评的思维和表述，需要遵循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基本规范，它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活动。文学批评思维具有实证性，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是文学批评的根据；文学批评的思维还要具有思辨性，文学批评所依据的事实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实证性强调的是客观事实，思辨性则强调科学抽象。文学批评的思维更要具有独特的审美性。 实证性、思辨性和审美性构成了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 文学批评既要考察所评作品的生活内容、情感内容，又要考察所评作品的艺术形式。今就《西部文学》呈现并取得其文学成就来看，诗歌创作获得的成就最大，散文次之，小说尚需努力。而在剧本以及文学评论方面来看，尚处在个别作家唱独角戏的窘境。 界定了理论评价的范围和标准，那后面的陈述和剖析就变得有章可循。
二 综述
今，凝聚在《西部文学》旗帜下的作家已有数百人之多，以围绕在这面旗帜下的作家群体而言，从获得的创作水平以及成就来看，诗歌为佳，散文次之，小说尚有距离。在诗歌作家群体中，洛沙、常建世、赵弓昌、李炳智、古剑、堆雪、柳芽儿、马新宝、梧桐夜雨、雨倾城、赵红绢、邵军祥、半度微凉、野猫、尖草……均有上乘作品面世；而散文创作中，以董邦耀、红山飞雪、太行风、马有常等为首，涌现出来的有铃兰、天涯碧草、吴安星、济白水、幽谷罗兰、穆丽德尔·高一、刘建志、赵文君、月下李说等人，都有不凡的作品呈现；而小说创作群体，则相对较为弱小，目前活跃的仅有姬秀春、李晓春、焦红琳、暮千雪、刈点水、马飞、孙青峰、水菱、高明、伊蕊以及杭盖等人，都有不俗的创作表现。而在报告文学、剧本以及文学评论几个领域，仅有董邦耀、李亚利和林焕琴几位独领风骚，笑傲江湖。就目前来看，在报告文学领域的创作方面，董邦耀先生，尚处于独步武林，傲世群雄、孤独求败之尴尬状态，能与董邦耀比肩呼应者寥寥；李亚丽的博大雄浑的历史剧创作，鹤立鸡群，四顾无影，独峰孤岭；林焕琴的评论慧眼哲思，高屋建瓴，能及者屈指可数。 令人欣喜的是：在《西部文学》的旗帜下，凝聚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的作家群体，引人瞩目的有：云南彝族诗人常建世，一首《来去毛泽东》一经面世，便惊艳八方；土尔扈特蒙古族拉木加甫的诗作《巴音郭楞，我的故乡》，让人肃然起敬，念今怀古，感慨万千；维吾尔族诗人热萨莱的《伊犁，我的新娘》，炽热爱恋、赞美自己的故乡，让人过目难忘。更有回族著名作家马有常时时拿出分量十足的评论，让人感悟颇深，受益匪浅。 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需要的是：作家虔诚的深入生活，表达出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东西，而不是其他。任何虚加在头顶上的光环，都犹如肥皂泡一般，终于易昙花一现。如果，作家让人们只记住作家本人的名字，而对作家的作品却很陌生，那注定是作家的悲哀。作家创作的最高境界是：读者记住了你作品中塑造的经典人物，记住了你的精彩故事，却不知道作家是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木兰辞》、《敕勒歌》等等。 最终，作家是用作品获得话语权的，唯有呈现出上佳的作品，才能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 就创作倾向，即文学风格而言，仍然以西部风情类作品占主导位置，但其他风格也多姿多彩，秀色可餐。其风格流派大致可分为：除主打的乡土派之外，还有都市风情派、草原风情派、异域风情派、自然唯美派等等，诸多文学类别均有明显的创作倾向相近的作家群体，初步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群体。
三溯源与传承
说起 “西部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长安四皓”方越、雷涛、雷乐长、赵熙，他们是当代陕西文坛的泰斗式前辈大家，“西部文学”从诞生并走向全国，起到了一代宗师的样板作用。对“西部文学”而言，不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因为，他们是“西部文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秦岭四祖”肖云儒、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是“西部文学”的四座山。 肖云儒是站在文化视角的高度，开始全面审视、挖掘、探究什么是西部精神的拓荒者，仅凭这一句就足以奠定他在西部文化界的历史地位； 陈忠实的一部《白鹿原》会让中国文学史忙乎上百年，他是一位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黄土派鼻祖、前辈大家柳青、杜鹏程等人文学风格与精神的标志性人物。他不仅仅奠定了“西部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历史地位，也奠定了“西部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历史地位。他不仅仅属于中国，他也属于世界；对于一个在当代文学史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大家，怎么形容都不分过，他是西部文学界的骄傲。 贾平凹是当代文学界一位具有历史深度的思想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禅意，他那种独特的思想灵性，直抵人心，是一位传承着中国士大夫精神风骨的、具有强烈历史责任、社会意识和文化担当的伟大作家。他的一部《废都》无疑成为一曲唤醒沉睡中的中国士大夫的凝重的、悲怆的、幽远的胡笳； 高建群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大家，他是第一个黄土派作家群体中超越了民族视野、历史意识和文化认同的作家，“西部文学”因他的不朽作品《最后一个匈奴》而丰富多彩，也是他一跃而成为当代文坛最耀眼的西部彩虹。 “昆仑四圣”孙皓晖、吴振锋、刘亮程、红柯如傲岸、雄起的茫茫昆仑横空出世，直奔华夏之文化高峰而去，他们代表着中国西部精神的民族脊梁。 孙皓晖是一位意志坚定、视野高迈、思想深邃、胸怀远大，倾力弘扬华夏文明、讴歌西部精神的、充满宗教圣徒式的文学界的精神领袖。他的一部《大秦帝国》，横空出世，傲视群雄，独步文坛，洋洋洒洒百万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别是他的理论著作《中国原生态文明启示录》、《中国文明正源新论》，更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全方位对华夏文明进行了科学、理性、客观地历史描述，并进行了全面地审视、梳理与传承。他为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赢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也为中国作家赢得了尊严。 他将毫无疑义的会与罗曼·罗兰、泰戈尔、肖霍洛夫、海明威等伟大的名字连接在一起，能列为“昆仑四圣”是当之无愧的。 吴振锋是当代杰出的书法艺术大师，他的书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等国内著名一流管院所收藏，他的书法理论在全国更是独步江湖，傲岸四野。可他不仅仅是一位书法艺术大师，更多的是一位有文化责任的文化学者。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充当着维护传统文化历史尊严的捍卫者，他是一位具有自觉意识和文化担当的精神导师，是当代“王阳明”式的思想者，亦是中国的爱德华·赛义德。 他的存在，是西部传统文化捍卫者的骄傲。 刘亮程，新疆著名作家，人们可以不知道刘亮程，却不能不知道《最后一个村庄》。这是一本在海内外受到广泛推崇的散文名著。它曾一度在文化圈内被当做尊贵而典雅的礼品互赠友人，我曾在史星文先生处得到过这个珍贵的赠品。 文学评论家林贤治说：刘亮程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位散文家，他的作品，阳光充沛，令人想起高更笔下的塔西提岛，但是又没有那种原始的浪漫情调，在那里夹杂地生长着的，是一种困苦，一种危机，一种天命中的无助、快乐和幸福。 海南省作协主席蒋子丹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她认为：（刘亮程的）散文中透出的那种从容优雅的自信，是多少现代人已经久违了、陌生了、熬长了黑夜搔短了白头也找不回的才华。这当然是一种哲学，是发现的哲学，是悲怀和乐世的哲学，是生命体大彻大悟顶天立地的哲学。 刘亮程是一位从苍凉大漠一路走来的作家，唯有雄浑的天山，广袤的大漠以及多种文化交汇的西域新疆，才能孕育出这样伟大的作家。他是一位思想者，也是西部文学的拓荒者、引领者和建设者。 红柯，陕籍著名作家，但从文学创作风格来严格划分，他更应该是一位西域作家。 他是第一个把小说当成诗来进行创作的作家，也是当今文坛最具西部性格的作家。从他建筑构架出的文学世界之美学境界来剖析：支撑他的精神构架、灵魂归属、心理密码等一系列的文化密码表达，他只能属于傲岸的西部。 他的作品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伟大，体会到生命的神圣和庄严。红柯的小说不再是单纯地在天地日月荒漠山川河流中间展开，而是开启了更多的空间，去探究更复杂的人类精神历史的领域。 他能在自然的场景中观看人类的活动，在自然与人类冲突又相交合的时刻来写出生命的悲壮与无穷的快意。这部更直接地思考了人类在自然中生命形态，人与动物之间的生命交换，无疑是生态主义文学中值得重视的思想。红柯是幸福的，他的写作是如此自然纯粹，是心灵的流露、生命的延伸，又是力量与美的体现。 荒漠有大美，有人类更高贵的一种精神。那里的人们血性十足、慷慨大气，有着一种古朴的大地意识。呼啸的长风、一泻千里的大地和空气中弥漫着的中亚古老的文明。在这片大漠里，几乎没有弱者的地位，乌孙人、匈奴人、汉人、蒙古人，而在民族和种族之外，又是佛教、儒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的交汇点，毁灭与生存，在这里显得更醒目。 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大漠雄风、马背民族神奇的文化和英雄史诗。他认识到所谓中华文明，汉文化只是其中之一，而在天山南北，西域大地从本质上选择的是强悍的生命，这在中原地区很少见。草原大漠绿洲形成自己的生存方式。生存在这里就是一种至真至善。相对于中原文化的浑厚与江南文化的精致和楚文化的瑰奇，西域边疆却承受着更多的来自自然的律动与游牧民族的悲怆，也正是由于有书籍的熏陶和生活的体验(自然也脱不开思想解放和外来文化影响的时代背景)，使红柯对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浸透着一种浓烈的血性力量和原始的生命激情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着独特的生命本真的光辉，而浸润在千年儒家传统之中的汉族文化，相对缺乏的就是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这种血性力量和生命激情。 正是这片广袤而神秘、自然景观雄奇而生存条件严酷的土地激发了红柯的诗情。红柯的名字，表达的是一种充满浓郁西域文学风格的文化符号。
不论是“秦岭四祖”，还是“昆仑四圣”，他们都曾独领风骚数十年，在当代文坛陷入群体性沉闷、低迷的时刻，他们的作品一经问世，均能保持畅销不衰，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文学奇迹、西部神话。频频在公众社会面前诞生出一个个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学现象：“陈忠实现象”、“贾平凹现象”、“高建群现象”、“孙皓晖现象”、“红柯现象”……而号称江南出才子的地方，仅仅出现过“余秋雨现象”。 虽然，西方社会给中国强加了一个所谓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坛小丑——莫言，以及东部人制造出的“郭敬明”、“卫慧”等文学泡沫，但他们均昙花一现，难以沉淀、结晶出一丝半点的文学痕迹。 人们为什么不想一想：西方人为何把诺贝尔奖发给达赖、刘晓波和莫言？也发给前苏联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就莫言而言，在中国他充其量就是个二流作家。可人家西方人却偏偏把备受大众亲睐的诺奖发给了一个中国的二流作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请问：莫言在未获诺奖前，他的作品究竟有几个人喜欢？ 请大家原谅我的粗鲁和率直，因为：所谓的诺贝尔奖，实际是由西方的神秘组织共济会控制着。共济会控制着一系列的跨国性国际盟会、学会和基金会。以美国为例，它控制着骷髅会、美国外交委员会、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传统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比尔·盖茨基金会等等。共济会还控制着“美联储”。 很早就有一些具有洞察力超凡的睿智观察家发现：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神秘的犹太金融集团在幕后牢牢地控制着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诸方面。这个神秘的组织叫：共济会。它由罗斯切尔德、摩根和洛克菲勒三大犹太系统金融家族为核心而组成的。 共济会从产生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共济会“直译为“自由石匠联盟”，它是一个具有四百年以上历史的神秘的世界性组织。这是一种象征：建筑师的象征，寓意是新世界自由大厦的建筑师。共济会制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制度。它的象征法器是：瓦工抹铲和规矩；法服乃石匠工作时的围裙：法裙。 共济会的核心成员由英、美、法、德、意以及犹太和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员所构成，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总统不是世袭的，可财阀家族却是世袭的，由财阀大鳄们控制的共济会也是世袭的。 此刻，我怀着悲悯之心看着那些跟在西方人屁股后面高喊什么：人性、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的天真的人们。在你跟着西方人的屁股后面，幼稚的摇旗呐喊的时候，谁会躲在一边悄悄地狞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流大家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却与中国的矛盾奖无缘，这无疑是当代文坛制造出的一个令文化界感到震惊地“耻辱性文学事件”，它所反映出的现实意义，绝不是获不获奖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一个潜藏的深层次的问题：西方社会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颠覆和入侵是全方位的。它与邪恶的共济会阴谋操控下，制造出的“中国莫言诺奖事件”一样，进一步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地大规模的文化入侵面前，我们的文化群体（队伍）呈现出大范围的沦陷。——这不是骇人听闻，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一个残酷地血淋淋的社会现实。 倘若你仍然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请你翻一翻中小学语文教材，就会发现曾经广泛存在的红色题材以及鲁迅作品，在不知不觉中被全面剔除、清理地干净彻底。这时，你应该醒悟到在意识形态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正在发生着什么？ 在文化界整体陷入迷茫、彷徨、困惑、沉沦、颓废之时，却有几个人异常清醒，他们是当代思想家：何新、朱大可、余秋雨、李泽厚、李敖和贾平凹…… 何新的存在，让中国从容、幸运地躲过了发生在上个世纪的那场震惊国内外的“北京八·九动乱”可能造成的灾难性政治动荡，而同期的苏联却在这场相类似的政治事件中轰然倒塌。 贾平凹的《废都》问世，为中国阴云密布的文化天空炸开了一道可见蓝天的缝隙，世俗社会对《废都》的一般评论是：它是一本描写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世情小说，殊不知隐藏在作品里的灵魂密码却是“唤醒”之责任意识，这才是贾平凹的伟大之处。 我们应当学会反思：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群体性政治事件，几乎都是以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1956年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上街游行”、“1989年北京八·九学生动乱”、“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暴乱”以及前不久在香港发生的“占领中环事件”，人们有理由去质疑和寻找隐藏在这一系列政治事件背后的那个神秘的影子——西方社会操纵下的美国中情局。 普通善良的中国人，可能不愿意相信美国针对苏联、中国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执行着一项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文化白蚂蚁”战略，与之相配合的是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亲自主导下制定的《十条诫命》，它最早撰写于1951年。 这《十条诫命》主要几条是：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少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接收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情感，在他们之间制造新旧仇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4、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都要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 …… 因此，依据杜勒斯的《十条诫命》来判断，完全有足够地理由相信：“莫言”是西方社会寻找到的对共产党执行充满易见的最佳人选（类似于在苏联寻找的目标人物：索尔仁尼琴），从而制造出一个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入侵、颠覆活动的“文化探测器”。 诸多作家如果丢失了自己的“文化良知”，背离了自己的民族与文化，成为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沦为资本的帮凶，堕落成为资本的妓女，被哪些掌控资本的无良拥有者一遍又一遍的轮奸，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张贤亮的西部土壤滋生出来的异类，本来他应该位列“昆仑四圣”，令人遗憾的是：他最终站在了引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对立面。所以，当有人此刻还在高唱什么“民主、自由、人性”的赞歌时，人们完全可以怀疑他的智商以及心灵受污染的程度。更有理由去憎恶、鄙视和唾弃。
四 风格与流派
《西部文学》作为一个著名的刊物，离不开秦川四佬“段世权、董邦耀、伍永尚和马毅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08年，洛沙先生浪迹南方网站，在陕籍文友的邀请下，带着众多活跃在全国各个网站的文学写手，加盟到陕西西部网，在杜育龙、若岚等人一致通力协作，创办了《西部文学》内刊，试刊运行出版了两期，办刊费用绝大多数由洛沙先生承担。随后，赵红绢、白云飘飘（李秋亚）、铃兰、任永红、秦渭渔樵、三秦雪翁等人也随之加盟进入这个团队。 但是，由于《西部文学》得不到相关单位的鼎力支持，刊物进入难以维系的窘境。“陕西网”总编段世权先生得知这一讯息，热诚邀请《西部文学》团队入驻陕西省委主办的“陕西网”旗下，使《西部文学》终于有了一个栖身之地，有了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在洛沙与刘英武的号召下，杭盖、孙青锋、白鹿放歌、杜育龙、秦渭渔樵、三秦雪翁、骊山、铃兰、白云飘飘、赵红娟、以及李亚利、林焕琴、王文超、高明、夏茉尔、红袖添香等一大批“西部文学”的忠实骨干力量，坚定地走在了一起。还有著名书法家唐明才老师、陕西书法名流魏胡子老师、著名画家邱良生老师都曾为了西部文学做出了大量的幕后工作。 所以，陕西网为《西部文学》的健康成长，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董邦耀老师，是享誉全国交通领域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他是《西部文学》的灵魂性人物，他直接参与、领导并策划了《西部文学》的绝大多数活动，可以说《西部文学》从编辑、排版以及印刷，最终行为期刊杂志，他功不可没。 伍永尚老师研究古汉语、古西安方言的专门家，更是一位研究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文学的资深学者。他是《西部文学》走出国门，走向丝绸之路沿岸国家不可缺少的领袖式人物。 马毅军老师是《西部文学》的萧何，诸多的琐碎行事物，离不开他的辛勤汗水。没有他的默默无闻的奉献与努力，《西部文学》将可能会成为无米之炊。 可以这么认为：“秦川四佬”是《西部文学》可以依赖的四座山。《西部文学》能发展到今天，是“秦川四佬”在背后支撑的缘故。 《西部文学》特别是《西部文学网》的上线，让《西部文学》以靓丽的姿态，闪现在全国公众面前，并使《西部文学》渐渐成为全国性的文学期刊。现在，活跃在《西部文学网》的读者群体，已经达到上千万，他们来自全国各个省区，甚至海外；而作者群体也逾过万。分布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能固定在《西部文学网》的作者超过千人，逐步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与流派。其中，最著名的有“天山七剑：道·李佳拉、奇·拉木加甫、热萨莱、穆丽德尔、秦钟、孟杨和梁北雁”、“祁连双雄：堆雪和邵军祥”、“朔方三英：宁夏何老三、杨力溪和潇璞”、“荆楚三杰：汤元琴、落英和许小荣”、“燕山四星：寒秋、雨倾城、张晓波和焦红林”、“草原八骏：红山飞雪、太行风、博·图拉嘎、梅飞雨、赵文君、吕斌、斯琴和杭盖”、“关东九雄：古剑、寇宝昌、吉尚泉、苦海、罗兰、运涛、范增利、吉林丁斌和柳芽尔”、“江南十秀：梅纾、浙江妍子、余燕双、济白水、马新宝、袁华、占森、曹玉治、夏成君和宋晓铭”、“岭南双鹰：康楚义士和稻院香尔”、“终南七仙：高扬、雷晓英、弓长玉、李亚利、林焕琴梅一梵和王一凡”、“渭北十娇：王政、徐玉虎、成雨、野夫、红米饭、尖草、刈点水、山野俗人、伊蕊和张娟”、“五朵金花：铃兰、水菱、梧桐夜雨、半度微凉和天涯碧草”、“梅花四君子：宁静、蓝风、四月天仙和李嫣然”、蓝田三杰：孙青锋、白鹿放歌和白云飘飘、“情歌四天王：洛沙、汪良、高明和听雨轩”、回族双鹰：马有常和纸墨飞花、塞上双秀：榆林马飞和篮禾禾、长安三望：薛生明、王玉民和姬建鹏以及“红色五杰：赵弓昌、闻方、李炳智、常建世和夜猫”等等。 还有《西部文学》的著名摄影家，渭水六印象：周炜、刘英武、奔奔牛、左琳、张翠艳和李想。以及书画四君子：唐明才、魏胡子、邱良生、李俊谋。 任何时期，颂扬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是均充当着骨架般的主题作用。一些把文学的人性与时代精神对立起来的认识是荒唐而糊涂的。在西部文学作家群体中，在老前辈方越老师的率领下，以赵弓昌为首的一大批具有强烈主旋律思想色彩的作家群体，他们是常建世、闻方、李炳智、王国民、野猫等。 在这个群体中，不得不提云南著名的彝族诗人常建世，那首《简单的曼德拉》，奠定了他在《西部文学》的历史地位： 曼德拉说╱他成为罪犯的理由很简单╱是他想让╱全南非的黑人白人╱都成为兄弟姐妹……简单的曼德拉╱简单到了╱让敌人们都不得不╱肃然起敬。 特别是他的《来去毛泽东》，更让人们不可辨驳的列为主旋律的突出位置： 他来了╱伟岸的身躯是一面旗帜╱旗帜扬动山呼海啸╱中国的马列主义茁壮成长╱残堡废都在红色割据中倒塌了╱世代匍匐的人生挺直了脊梁╱小米步枪何以战胜飞机大炮╱天安门上他打出了最后的底牌╱人民万岁； 他去了╱带着未了的心愿去了╱留下一面耀眼的旗帜╱破损处后人已郑重缝补╱伟人不是上帝╱何况上帝的错误也躺圣经里╱既然神坛无他的位置╱百姓们就把他供奉在心里╱世代高呼╱毛主席万岁。 可以说，《西部文学》的主旋律作品是很有感染力的，没有那种枯燥的说教，那是用质朴的感情，去充满深情的抒情与讴歌。一个少数民族诗人，能这样去歌颂一个人民的领袖，更是难能可贵，弥足珍贵。澳门的夜猫也能在遥远的南国喊出实现中国梦，是不是更令人感慨万千？红色主旋律的作者群体是庞大的，这个群体的首席领路者是赵弓昌老师，他的每一首诗，每一个作品，对自己的祖国都充满了感情。 边疆作家群体，尤以“天山七剑”为突出。代表人物是蒙古族诗人——琦·拉木加甫，他曾任新疆巴州的政协副主席、州人大秘书长，属于旧土尔扈特蒙古人后裔，这是一个英雄的部族，他们为了民族独立，从遥远的伏尔加河流域，在俄罗斯沙皇军队的围追堵截下，扶老携幼，付出了十万人的惨烈代价，才回到自己的回到信奉喇嘛教的故乡准格尔草原。唯有他们心里喊出的《巴音郭楞，我的故乡》，才最有感染力和生命力。 热爱自己故乡的不仅仅是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的拉木加甫，还有维吾尔族女诗人热萨莱的组诗《伊犁河，我的新娘》。 祁连双雄之一的堆雪，他代表着《西部文学》农村题材创作的最高水平，《西部文学》以他为荣。特别是他的组诗《露水放大的村庄》是一组感人至深的诗作。 【露水放大的村庄】 村庄越来越小了。╱村庄越来越小了。╱就像爹或娘，小得不能再小的身影。╱让我把眼睛擦了又擦，还是看不清。╱往回走一千里，再走一千里。近了，才看清是他们。╱也曾是那雪峰，伟岸地。日月下，气吞山河的样子。╱也曾是那原野，辽阔地。风雨中，唱着爱我的儿歌。╱但现在的村庄，小得像一只，走在山路上的蚂蚁。╱被一滴晨露放大了，才能够看清楚。╱就像我们，最后挣扎着用一滴泪，放大一生。 都市情感类作品在《西部文学》拥有一个庞大的作者群体，是以洛沙、雨倾城、汪良为代表的，他们一直充当着主力军的作用。在这个庞大群体中涌现的作家群体是众多的，依次还有：听雨轩、恰似当年、半度微凉、梅一梵、周溢慧、古剑、马新宝、尖草、柳芽儿、水菱、铃兰等。这个群体的诗人和作家，在全国拥有最广泛读者群的创作群体。他们是《西部文学》最有实力，也最富有活力的队伍。其中，洛沙先生和女诗人雨倾城，在全国都是有着较大影响力的人物。 “燕山四星：寒秋、雨倾城的每一个人，均有上佳作品呈现读者，尤其是寒秋老师和焦红林，那是燕京以及河北的骄傲；岭南双鹰：康楚义士和稻院香儿，那代表着岭南一带的创作水准，功力深厚，不可小视；江南十秀，以上海的梅纾先生为首，他是文学博士，某杂志的主编，专业实力和学术造诣深厚，作品风格从容不迫，叙事有度，凝重端庄，颇具传统士大夫的风格。 在“终南七仙”的群体里，个个才华横溢，高扬的小说、雷晓英的影视作品、李亚利的剧本、林焕琴的评论、梅一梵的抒情诗,每个人都可以独领风骚，傲视群雄，这与她们拥有雄厚的文学功底是分不开的。 “渭北十娇：徐玉虎、成雨、红米饭、尖草和野夫才华横溢，敏捷多产。而“梅花四君子”，宁静、蓝风、四月天仙和李嫣然的作品，则文如其人，行文端庄、典雅、飘逸、洒脱，如行云流水，暗香袭人。 “草原八骏：红山飞雪、太行风、博·图拉嘎、梅飞雨、赵文君、吕斌、斯琴和杭盖”以及“关东九雄：古剑、寇宝昌、吉尚泉、苦海、罗兰、运涛、范增利、吉林丁斌和柳芽尔”，草原八骏中以红山飞雪为代表，关东九雄则以吉林丁斌、古剑以及柳芽尔为代表。他们均有歌颂大漠草原、白山黑水的溢美之词，上佳作品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综上所述，以文体来分，《西部文学》的诗歌创作成就最高，散文次之、小说最弱。在评论方面：代表人物是马有常、林焕琴、菡萏和弓长玉，马有常的风格：严谨、精准，菡萏的风格：细腻、睿智，林焕琴的风格：深邃、透彻；在诗歌方面：代表人物是洛沙、堆雪、赵弓昌、范增利为雄，洛沙的风格：深情、有序，赵弓昌的风格昂扬、雄健，堆雪的风格：浑厚、肃穆；在剧本创作方面：李亚利独领风骚，她的风格：高峻、豪迈、雄烈，乃“西部文学”的奇女子；在报告文学领域，董邦耀的风格：凝重、深厚、高远而质朴，乃大家手笔；散文方面：代表人物众多，主要有梅纾、红山飞雪、太行风、纸墨飞花和白鹿放歌等，梅纾的风格：灵秀、飘逸、华美，太行风的风格：苍凉、悲怆、庄严，白鹿放歌的风格：质朴、凝练、厚重；小说领域：其代表人物是杨力溪、焦红林、马飞、刈点水、李晓春、大漠鹰歌和杭盖，杨力溪的风格，从容不迫、叙事简明、构架雄伟，李晓春的风格，构思精巧、错落有致、善于排布，杭盖的风格，粗犷、野性、冷峻、悲怆、辽远……
总之，《西部文学》在诗歌领域以洛沙、常建世、堆雪、汪良、赵弓昌为俊，散文领域以梅纾、红山飞雪、纸媒飞花、太行风为杰，小说范畴则以刈点水、姬秀春和李晓春为佳。而董邦耀老师则在报告文学领域独步江湖，无人可以比肩；剧本创作中，李亚利老师如蓝天雄鹰，傲视天下；文学评论则是马有常和林焕琴两位老师的王国，指点江山，纵横天下。由于时间仓促，不能展开多做剖析与分析，只能进行大致的罗列与述评。
2015年4月27日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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