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铃兰 于 2015-5-13 21:39 编辑
“应该怎么做，才能算个负责任的好编辑？” 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算起来超过30年了。第一次认识编辑，是我很年轻的时候…… 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我，23、4居然敢以初中生的资格，抓起笔杆子写起了长篇小说。 每天拿个小板凳，再搬一把靠椅，椅子背上安装着自制的小灯，放在楼道里涂鸦。不敢在宿舍太晚，怕影响室友休息。一写就是大半夜，花了差不多一年半时间，完成了自己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红柳滩》。 然后很认真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抱着一大堆的手稿，专程摆渡过长江，到对岸泸州市区的邮电局去邮寄。那可是38万字的一部长篇小说手稿，岂不是一大堆？ 那时候，我是个普通的学徒工，一个月不过16元的生活费，买不起专用的稿纸，只能买些白板纸回来自己裁开用。我的《红柳滩》第一稿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后来，我借到厂部工会工作，当然就不再用白板纸了，改用了上面印有“泸州长江起重机厂”的便签纸。《红柳滩》的第三稿，就是这种纸。我去邮寄的正是用便签纸写出来的第三稿。 寄出手稿后，我寝食不安地开始翘首期盼。那种忐忑的心境，只有曾经投稿，而且第一次投稿的文友才会有。一直没有消息，转眼就是三个月过去了。我的心情，也从失望变成了绝望。 可就是在我完全绝望的时候，一个更大的邮件寄到了厂里。我急急忙忙打开才发现，不仅有退回来的原稿，还有几十本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专用稿纸，再就是洋洋洒洒的一封长信。信是我的责任编辑写来的，他叫陈潇。这些文稿我保留下来了很小一部分，可惜就是没有找到陈老师的信。 信是用小楷毛笔写的，一手字真是漂亮极了。陈老师竟然对我的处女作《红柳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当然，也指出了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那是十年浩劫尚未结束的时候，对文艺界的要求，还是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标准。陈老师要求我彻底删除小说主人公关于爱情的内容，给了一个具体指示：典型人物要符合“高、大、全”。 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在那个时代的小说界里，有一部红得发紫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作者浩然，书中典型人物叫“高大泉”。那是一个完全没有缺点，也没有感情人物的光辉形象，所以人称“高大全”。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编辑，尽管只是一封信，而且是一封退稿信，却给了我巨大的震撼和鼓励。严格说，陈潇老师的这封信，也是一则编者按，当然是退稿的编者按。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退稿理由。由于没有留下原稿，加上时间久远，已经不可能复制原文。但是因为对我一生影响很大，至今还是记得其中的大意。 第一部分是肯定了这部小说来源真实的知青边疆生活，对其中大量取材我个人，在宁夏十三师艰苦的边疆生活给予了赞赏，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这是一部很有希望的作品。 第二部分，则对我的语言表述方面，情节设计方面，特别是典型人物的塑造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做出了细细的点评。包括语法以及错别字、病句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都做了很详尽的分析。 第三部分，又肯恳切地给了我怎样去修改作品中各种问题的方法，比如这部作品的情节应该怎样设计更加合理？典型人物的塑造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如何去提高自己语文水平？等等，说实话就如同我在学校遇到的那些好老师在淳淳教导自己的学生。 第四个部分，是最令我难以忘怀的。陈潇老师明明白白告诉我几件事，第一《红柳滩》被列入了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要我尽快前往出版社，讨论具体修改作品的问题；第二，考虑到我是在职青工的实际困难，由出版社提供专用稿纸；第三，近期会有专人前往我们厂和我见面，同时要和厂领导交涉对我从事文学创作的支持。 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编辑，陈潇老师对我这个后生小子的态度，让我对文学创作的成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以后，我正式见到了陈潇老师两次，第一次是陈潇老师陪着四川人民出版社长篇编辑部的主任，还有另外一个老师，一起来了长江起重机厂。 他们在厂里一共住过三天，对我的创作工作带来极大帮助，当然也有很多的错误指导。因为那毕竟处于很特殊的那个年代，文艺路线的指导方针和指导思想都是偏左的。比如，在他们和厂领导交涉后，厂里通知车间每周给我两天时间从事创作。还由我选择了两个同事，成立了创作组。他们也和我一样，可以有两天的脱产时间。 那时候，文艺是完全从属于政治的，甚至就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高于一切，所以我可以有脱产创作的机会。但是，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文艺指导思想，又让我吃尽苦头。在他们具体指导和要求下，我的作品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这三天里，陈潇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是一位大约50来岁的中年人，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身高大约1.65吧？一个典型的四川小个子，人偏瘦，谈吐极为文雅，说话喜欢引经论典，看得出陈老师的知识面非常广泛。最令我佩服的是，陈潇老师的记忆里好得惊人，居然可以大段地复述说《红柳滩》的许多章节，对其中的人物姓名、性格也是非常熟悉。他详细地把自己对这些部分的看法说出来，对人物的修改提出诚恳的意见。整整三天三夜，我几乎是废寝忘食地和陈潇老师促膝恳谈。这对我以后的成长和成熟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次与陈潇老师的面对面交流是半年之后。在我对《红柳滩》完成了第四次修稿后，我带着手稿去了位于成都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在编辑部里第二次见到了陈潇老师，陈老师带我去了出版社的招待所住下，第二天开始，我又在编辑部里，在陈老师的指导下，又对《红柳滩》做了最后的局部调整和修改。我留下这部经过反复调整修改和内容的充实，字数已经达到34万字的手稿。 陈老师当时告诉我，《红柳滩》已经排进了出版社当年的出版计划，最迟应该在年底开始出版了。 那是1976年的9月中旬，我回到厂里翘首以待。 先是10月初，“四人帮”打倒了，接着开始了一年多的拨乱反正。 在1977年春节后，我接到了陈潇老师的第二封来信，还有厚厚的一大摞手稿。信中，陈老师非常沉重地通知我，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出版社原计划的出版内容已经被全部取消，我的《红柳滩》当然也在其中。陈老师后面再三表示歉意，表示作品被修改到现在的面貌，出版社有责任，他自己也要负责任。陈老师鼓励我不要气馁，回到原来的思路重新写起。还在信中告诉我，他对作品的具体意见，已经写在了手稿里。 这封信在当时给我犹如当头棒喝，我可以说是失望之极，伤心之极！整整四五年的时间，五易其稿，总数高达200万字的一部长篇小说，就这样又被“枪毙”了！ 这次的沉重打击，使得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不愿意再去写作了。一直到1977年下半年，我参加了恢复高考，以后又被大学录取后，才又开始重新拿起了笔。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重新去认识了陈潇老师先后两次书信和两次面晤，是何等的重要，又是何等有价值？正是因为陈老师的一再建议和要求，我才会去重新提高自己的基础文化水平，去想方设法地找些经典作品阅读，也恰恰因为这样，我在高考中脱颖而出，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水平，成为了考区的文科“状元”。 以后在学校，以及毕业初期，我先后担任过一些刊物的编辑，也曾担任过省级福彩报的副主编。走进网络后，曾经在数个论坛和网站担任编辑和主编等工作。目前我是江山梧桐文苑的主编，很想就编辑的义务与责任，谈谈一些个人的看法，讲讲一位影响我一生的好编辑。他就是上面说的陈潇老师。希望可以通过这位好老师的具体做法，来说明究竟应该怎样去成为一个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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