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红米饭 于 2015-5-26 18:48 编辑
1. 1978年，我七岁。妈妈说我该发蒙读一年级，于是扯上几尺毛蓝布给做个书包。那书包长椭椭的，细长的带子，背起来快拖地上。低年级的学生常常斜挎着，走起路来包包在屁股上一达一达的。有人笑曰：包里背个碗，手里再拿根打狗棒，活像一个讨口子（乞丐）。 我们村的村民以熊姓和母姓为主，他们掌管着村里大小事务，有什么推荐工作、当兵等好事，外姓人是沾不上边的。从小我就感觉到这世界上的事是很不公平的，即使在那样社会风气总体很好的年代。村委会所在地只唯一一间教室，一个老师。那老师与我们同社，姓熊，高中毕业后被推荐代课，后来转正。他瘦瘦的，两颧骨高高凸起，经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像小学生背一布袋子，看起来特别滑稽。但他精神特好，走路如风。每天放学匆匆回家，丢下书包就犁田耙地。不是衣服口袋上别的那支钢笔，很难看出他与真资格的农民有什么区别。 听说发蒙报名是要考试的。开学前，爸爸在家教我数数、写数字、写拼音，我都练得很流畅。八月三十日傍晚，爸爸带我去熊老师那里报名。站在老师面前，我头都不敢抬，“会数数吗？数得到多少？……”还没等我回答，老师又说：“没想到你家的人还挺聪明，你哥哥成绩蛮好的，你爸爸、你姑姑都不赖（他家的几个孩子学习成绩都不好），就是可惜都没被推荐出去……”我不知道他是真正感到惋惜，还是有点奚落的意思，反正我听到这些话，幼小的心灵里燃气一股怒火。于是虎着脸，以死寂般的沉默做抵抗。爸爸以为我忘记数数了，三番五次启发开导，我就是不数。老师似乎也很生气：“不数就读不成书，好久会数就好久来读。”我蹬蹬蹬冲进漆黑的夜色中，再没去熊老师那里报名。 次年，村小学搬到离家三里地的联校。哥哥说那里很大，有五个班，一到五年级都有，还有两个公办教师和两个代课教师，可热闹了。我日思夜盼，终于盼来去那里报名的那天。考我的是一个年轻女教师，姓义，笑起来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没等她开口问，我就哗啦哗啦数过一百。她眼睛笑成一条缝，摸摸我的小辫子说：“小姑娘，真厉害！明天可以来读书了。”那一年，我八岁，正式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生，搁置一年的书包派上用场。 2. 说是很大、很热闹的一个学校，不过是徐姓大地主留下的几间典型的川北民居。旧式的椽头架子的青瓦房，竹篾编的墙壁外敷了一层泥浆，很多地方都已经脱落，露出破旧的篾壁。五间教室，四间小屋可以做老师的办公室和休息之地。地板上的泥土已经被踩踏得大洞小坑，如遇下雨，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摔个四仰八叉。学校最奢侈的是有两个操场，一个是石板铺成的，一个是土地坝。一到冬天老师便带领我们做游戏，跳绳、跳格格、打沙包、丢手绢、玩老鹰捉小鸡。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度过五年小学生涯，遇到今生最敬佩的老师们。 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每天要走四趟三里村道的确是很辛苦的一件事。遇到连续下雨，窄窄的田埂儿、泥泞的小道、布满青苔的石板路，走起来如履薄冰。没有鞋穿，光脚行走，脚趾紧紧抠地，抠得生疼生疼的。没有雨伞，只带一破斗笠。要紧盯地下，要死死拉住斗笠绳，稍不注意，斗笠被风刮进水田中间。我的整个小学生涯，那样的壮举发生过三四次。浑身淋得像落汤鸡，眼看着斗笠在水田里打旋旋儿，就是够不到。索性一咬牙，卷起裤腿就下田去捡。
家长们总有忙不完的活，也很少有人成天担心孩子，除非下暴雨、下大雪，几乎不接送孩子。当我女儿上幼儿园时，我用了一天时间接送孩子，告诉孩子一些安全常识，女儿就乖乖听话了。想想现在的孩子一家有一个读书的成天像打仗，哪怕离学校只有几百米远，也得上学送，下学接，天大的事都不能耽误，很多家里还有专人陪读，伤不起呀。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的书包很轻很轻，除了语文和数学课本，还有作业本，两支笔。背诵和作业任务基本在学校完成，老师常常搭根凳子在教室门口，背一个走一个，家庭作业也很少。一放学就像脱缰的野马，满山坡跑。路过学校的一个山坳里有很多李子树，李子成熟的季节，枝桠上常常蹲了摘李子的孩子，吃到肚子圆鼓鼓才回家。 义老师高中毕业就到学校代课，她恋爱多年的男友在外地工作，多次劝阻她跟他一块儿出去，可她喜欢教书，热爱孩子。每次看她在讲台上教孩子们读书，那脆甜脆甜的声音把我带进课文的意境中，摇头晃脑地跟着朗读背诵，常常忘记了周围有同学在看着。多年以后，我经常一看书就摇动脑袋和身体，曾多次遭到夫的嘲笑。她那颀长的手臂，她拿教鞭的动作，在我眼里都美到极致。我读初中，读师范的时候，一度偷偷效仿，渴望成为美丽的她。 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从没有过逃学、辍学的念头，反倒是在那样缺吃的年代，任何一家亲戚办酒宴请，我都不愿意耽误课程去享受美食。营养不良加先天底子薄，我瘦弱多病，经常一周上两天课，在家耍两三天。但是，病床上的我自学课文，背诵，记生字，做数学题，等到学校的时候，那些在校学习的学生不会的，我倒会了。老师常常家访，嘱咐父母要给我加强营养，学习不用操心。我师范毕业工作了几年后，老师们还在给他们的学生讲我勤奋学习的故事。 二年级快结束的某一天，义老师眼睛红红地来给我们上课。我隐约觉得老师有什么伤心事，但又不敢问，只是特别认真地学习，还主动当老师的助手。期末考试时，老师没来学校。后来听其他老师说，义老师的男朋友给她下了最后通牒：要再在家代课就分手。快三十岁的老师终于妥协，跟男朋友走了。是呀，那个时代，在农村，三十岁的女人还没结婚，常要遭受别人的白眼、非议及冷嘲热讽。老师为了孩子们受了多少苦呀！老师做出离开的决定恐怕也是迫不得已，我们哭了，在心里默默祈祷老师婚姻家庭幸福美满。 3. 三年级，学校请来另一位年轻的美女老师——小义老师，代我们语文课。小义老师是标准的美人坯子，高挑的身材，不胖不瘦，小嘴，雪白的皮肤，细长的手指，长长的辫子快超过膝弯，常常穿一件扯人眼球的水红色上衣。她带领我们游戏，两条长辫子上下左右跳动，像极了一只花蝴蝶。她刚从高中学校毕业，听说她的男朋友是一位高大帅气的军人。果然有一次，那兵哥哥到学校来看他，在教室外的窗户边瞅了老师一眼，可老师并没看见。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胆大的男生故意大声喊老师，老师看见窗外的他，脸瞬间红到耳根。 最让人羡慕的是她还常常戴一只镀金的“迷你”手表，据说那是她男朋友送给她的定情信物。那年代能带上手表真是羡煞人！一次劳动课，义老师把手表取下来叫我给拿着。我悄悄地把手表戴在自己的手腕上，东瞧瞧，西看看，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当老师，也能戴上这样精致的一块手表！班上有个很调皮的大男生看见了，跑过来对我说：“把老师的手表给我看看嘛，我听我爸爸说的手指头上有痣的人今后就有手表戴的。”我伸出手指让他看，果然右手的无名指上有颗痣。“哈哈，你命好，长大了有手表戴！哈哈，你命好，长大了有手表戴！”同学大声喊着，我被羞得脸红一阵，白一阵，但是心里却美滋滋的。老师听到叫声，跑过来弄清事情的经过，然后对全班同学说：“孩子们，幸福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不要相信什么命，谁也没被命中注定该穷该富，努力读书，走出农村，是改变我们命运的一条很好的路！”从那时起，我更加发奋学习。煤油灯下常常有我读书、做作业的身影；下课、上课常常有我缠着老师问这样那样的问题；考试完毕，常常有我捧回一张张奖状和一摞摞奖品。 4. 在我小学生活中一直激励我的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徐荣生老师。 徐老师，中等身材，国字脸上总是写满笑意，很遗憾的是笑的时候两颗门牙暴露在外，看上去与他的笑脸不太搭，所以学生们总是惧怕他三分。 徐老师的数学课讲得生动形象，讲台上总是摆放着他自制的教具：小棒，算盘，卡片，有时甚至是杏子骨。这些原始的教具让一个个冰冷的抽象的数字变得可爱起来。我们就像一群快乐的小鸟被老师引领着在数学王国里飞翔。寒冷的冬天，我们的小手冻得像红萝卜，脚也常常失去知觉，下课时候徐老师就把全班同学分成两组，比赛踢毽子，丢沙包，集体跳绳等。课间活动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刻，欢笑声在小操场的上空久久回荡，学校旁干农活的大人们也常常驻足观看，有的甚至跟着孩子们一起跳啊，唱啊。活动完毕，徐老师让我们在操场围成一个大圈，亲自检查一下哪个孩子的手还没暖和，用他的大手为孩子焐焐。我就是经常享受这样特殊待遇的幸运的孩子！这样的温暖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忆起都会激动不已。我当老师后，也尽力运用直观教学法，对那些家庭贫困的孩子总悄悄送去温暖。 徐老师不但数学教得好，而且是多面手。在那时的村小，即便是中心小学也很少能开齐音乐，美术，体育这些当时所谓的“豆芽课”。徐老师却能巧妙的运用彩色粉笔，学校的桌凳，农家的棍棒和一把一直伴随他的心爱的二胡为我们上音乐，美术和体育课。后来进入高一级学校，才发现我拥有的音乐美术体育方面的常识都是从徐老师那里学来的。徐老师摇头晃脑的拉二胡的样子是最帅，每当那个时候教室里总是静悄悄的，每个孩子都在侧耳倾听，老师忘记了下课，直到其他班的同学的脑袋都挂满了教室的窗框，下节课上课铃声再次响起，孩子们呼啦呼啦跑开，老师才抱歉地笑笑，收起心爱的二胡。 我那时唱歌很厉害，大人们流行的歌我都会唱，学校每个年级教的歌我也会唱。有次五年级考唱歌，我挂窗户那里看热闹。有个男生横竖不会唱，老师教了无数遍，他还是不会。老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索性叫他念，可他也念不利索。倒是窗户外的我情不自禁地唱起来，我老师发现了，投来赞许的目光。后来每次课余，老师总让我唱歌。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毅然报考了师范学校，这八成有徐老师的影响，只可惜我终究没有成为一名像徐老师那样的多才多艺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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