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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行散记 ——关于文化变异的思考
十月十七日
秦岭像一柱雄性之根，硬生生地横在九州的中央，成为一道南北气候的分界线。给人一种突然勃起的印象，丝毫不拖泥带水，不留任何想象的空间。 乘上南行的列车，望着渐渐远去的秦岭，脑海里如同遇到热带风暴：乌云、狂风、暴雨般极端交替变化，心情愈发的动荡狂躁。 我知道这是几个文化人的不端行为，引起了我的负面情绪。也许是今天乘车前，活动安排的有些多了。是的，早晨九点钟约见了做节能工程的小贾，十点又与做工程的张伟和小王洽谈了太阳能工程方面的合作，一直持续到十一点半。又与一个著名文化人取得联系，打算利用吃中饭的时刻，与他聊一聊，了解一些近期文化届的人士们的思想动态。 他很热心地邀请我参观了一个国家级著名博物馆馆藏珍品美术巡回展，大多数作品是抗战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经典之作，让我感受到历史之沧桑，文化之厚重，心情还不错。 在不知不觉中到了中午十二点半，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打算约他随便地吃个简餐。没有料想到，他邀请一棒子文化人：有处长、有教授、有记者，大概约六七人之多。走进一家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餐馆，坐定。文化人的嘴是闲不住的，首先拿一个领班摸样的服务员穷开心，看来他们比较熟悉。打情骂俏，动手动脚的场面见多了，就不足为怪。 照例，我的文化界的朋友要给大家互相介绍，大抵是规矩吧？我就一一认识了某处长、某教授、某记者、某编辑等等等等。他介绍我的身份是做大型能源设备节能的老板，拥有多项知识产权。话题就从节能工程开始了。我向大家介绍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 没有想到，文化人的反应比我还过激，一会儿大骂能源政策地制定者，一会儿大骂政府官员……文化人口无遮拦，只要骂得有道理，那就随他们去吧。没有想到，他们骂性大发，一发不可收拾。有些太出格了，引起了我的不快。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既不是什么政府带长的官员，也不是什么执政党的党员，可我是一个属于民族自尊比较强的人，但自认为还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文化人可以批评政府，批评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失误，甚至允许破口大骂。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努力了。虽然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距离还确实比较大。有意见可以提，可以骂娘，但你不能羞辱自己的民族。这是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容忍的。你如果认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太多，影响到你的个人发展，你可以像杨振宁、巩俐那样选择离开，加入一个什么美国籍、新加坡籍，没有人指责你。如果你不选择离开，那你就和我一样，也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如果你不能和这个在生机勃勃中进步的共和国与时俱进，不能成为一个建设者，而是站在一边指手画脚，大发牢骚，就有些说不过去了。甚至，心安理得的让普通辛勤的纳税人供养着你，然后再吃饱了辱骂这些供养你们的民众，那就不能宽恕了。 这个民族的普通民众是这些开口、闭口骂娘的文化人的衣食父母，自己的亲爹、亲娘用辛勤的劳作养育你，你却站在一边肆意羞辱。估计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都不能宽容这种丑恶、阴暗、卑微、扭曲的灵魂。 显然，这是一种变态的灵魂。没有预料到：我们的一些文化人的人格已经沦丧到如此地步，实在让我惊讶。一个美丽的小服务员，又端上一道特色菜，那个什么教授，用充满淫邪之色的眼睛盯着小丫头，说：“肉嫩的很，让叔摸一把。”其他人在一旁起哄。 这是个不足二十岁的丫头，和多数在座者的孩子年龄大小差不多。是可以给每个在座者做女儿的丫头。我想：你可以和三十岁左右的少妇们发骚、骂俏，甚至开房间行欢、野合、云雨，只要双方心甘情愿，没人会理睬你。如果你像个马群里的儿马子，体力允许，一天换三个、五个，也没有人羡慕你。但，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无礼调戏，估计西方的上帝也不会宽容这种卑劣的行为。 难道，在时代和市场中转型中的文化人，被利益的力量扭曲到如此的地步吗？ 下午两点，还有一个想把文化产业化的文化人要和我洽谈，我如期赶到指定地点。快到三点钟了，他打来电话说，因为下雨会见改天进行吧？这下真让我领教了这些所谓的文化人，这等货色也想让文化产业化？ 离上车的时间还有将近两个小时，我就索性关掉电话，去逛一逛新华书店，看看最近有什么新书面市？余秋雨新作《寻觅中华》上架了，很高兴。马上拿着书找了一处安静的茶馆，一个人去和这位当代的文化远行者进行一次对话。 余秋雨是一位文化的远行者。他的出现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幸运，也是广大普通中国人的幸运。他是五四以来，可以与鲁迅、胡适、郭沫若等大师比肩的又一座高山，他让我辈仰视。可惜，余秋雨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有些像宋代的苏轼，不断受到一群文化宵小的攻击。 文化群小的出现，反映出中国教育制度的缺陷。是现行畸形教育体系下制造出的一批怪胎。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人一直根深蒂固的观念是：重文轻理。这在宋代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五四以后，又被极端的转变为：重理轻文。 那些天赋、智力较高者，几乎清一色地选择了理工专业。不论学理工的这群人中有多少具有文艺天赋者。那些在高考竞争中的落伍者，只能去选择文科类专业，去学习所谓的社会科学。不论有些人是多么的讨厌我的这种说法，但这里陈述的却是中国当代存在的最普遍的社会问题。 假如你不相信这个观点，完全可以做一个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让这群文化宵小们去改学理工，一般人读大学四年，可以给他们八年时间，看看究竟有多少能学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有多少可以学会四、五百年前，由牛顿、莱布尼兹发明的微积分，还有多少可以解答薛定谔方程？这些科学知识并不艰深，只是普通综合大学一些理工学生们的必修课，没有为难任何人的企图。 余秋雨走的太远，走的太高。那些智力竞争的落伍者，受到理解能力的局限，不可能看清楚这位远行者，最多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读不懂余秋雨并不可耻，在学术面前不需要虚伪。问题是：读不懂了，就去恶毒地进行攻击，那实在是有些可耻、可怜、可悲。 恶毒攻击自己民族中涌现出的思想者，是这个民族的悲剧，这就不能容忍了。 余秋雨是一个艰辛探索寻找中华文明中，可以让一个民族挺起腰杆做人的那些积极地文化基因。让在近代与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竞争中失败的国人重新找回民族自信。 一个民族文化的建设者，如果得不到本民族群落中那些文化人的推崇，那该去赞美谁？是赵高、秦桧、吴三桂？还是汪精卫、陈水扁？ 我无法理解这些穿着文化外衣的货色们，究竟要干什么？想做什么？难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把日本人的旗子做成时装，穿在身上到主流文化的舞台展示？去出低级无聊的风头？让那些所谓媒体炒作出来的超女唐笑，去恶毒的踢守护电视台的警卫战士的下体？ 让这些邪恶的货色，在主流文化的表演舞台上任其泛滥，是这个时代的悲剧。让这些危害民族文化构建的东西堂而皇之出现并肆意表演，我们会演变成一个是非不分、好坏不分民族。就像欧洲的波兰人，将一次又一次的遭受世界强者的瓜分。难道，我们真的忘记曾经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噩梦吗？ 离开车的时间还有30分钟，我急急忙忙的赶到车站，刚好开始检票了。时间把握的不错，我们的列车晚点是乎很正常，大家已经习惯了。这就是我们和发达国家的距离。这个距离也许就是几分钟或者几十公里，可要缩短这个距离，实在是很不容易。 华山在我的眼前过去了，已经渐渐的远去，变得越来越模糊。 经济、文化、思想界多少有些混乱模糊，有些学者弄不清楚究竟谁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了。在利益面前，像个儿马子的阳物，看见任何一匹母马，都会没有自制力的随便勃起。让民族的理性多少陷入尴尬的窘境。 一些学者已经沦落为利益阶层的代言人，根本不顾民族、国家之利益、之前途。纷纷以专家教授的面目出现，粉墨登场，轮番上阵，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竟然高呼什么“救楼市”、“救股市”，就差高呼“拯救色情市场”了，……毫无廉耻、丑态百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以房地产为例，美国因次贷危机而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就发生在人们的面前，还要高呼“救楼市”，真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救楼市，是救谁的楼市？是救无耻的房地产商？还是救邪恶的炒房投机商？就房价而言，每平方的制造成本为800—1500元（包含材料、人工、管理费以及税收），为何被炒作到每平方8000—20000元？土地是国有的，地方政府有什么权利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国家的利益？为什么要把自己和房地产商捆绑在一起？成为哄抬房价、制造楼市泡沫的帮凶？地方政府究竟是代表精英阶层的政府？还是代表普通劳动者的政府？ 那些无耻地精英阶层的代言人——专家、学者以及教授的学术良心丢到哪里去了？我在闷闷不乐中沉睡了。
十月十八日
在列车的奔走声中，一直处于似睡非睡的我，恍惚中被乘务员叫醒，“桂林到了，换票”。一看时间，是凌晨一点多钟。显然，我选择的这个车次很不好。这个时候下车，会有诸多的不便。好在是我一个人，事情就相对简单一些。 随便的找了一家宾馆住下，本想一觉睡到自然醒，可第二天还是在九点钟醒了。无奈，只好起床，先逛一下桂林市。去了一趟刘三姐大观园之后，时间还早，就去了七星岩公园。 在七星岩公园，竟然有一处碑林，实属意外发现。在碑林洞内，无意看到一块《元佑党籍碑》，引起我的注意。内容记载的是宋代蔡京与司马光、文彦博的党人之争。蔡京不是什么好鸟，乃世人皆知。说司马光也不是什么好鸟，估计会受到很多文化人的责难。因为，此公编撰过一部叫《资治通鉴》的史学著作。 我说司马公不是一只好鸟，就是因为他的《资治通鉴》。原因很简单，肆意歪曲历史，还不如没有。隋帝杨广就是被他肆意摸黑的一位雄主。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衍进中，真正能被奉为“天可汗”者，仅三人耳。这三位华夏雄主是：隋帝杨广、贞观圣帝李世民、成吉思汗铁木真。 在人才济济的煌煌大唐的三百年，一直想找隋帝绯闻的大唐君臣，无一人发现隋炀帝的丑闻和艳事。时光过了三、四百年，竟然被聪明的司马公发现了？此公真是伪造杜撰历史的圣手。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起，隋帝杨广被后世无良史学家抹成了一个大花脸。 昙花王朝大隋帝国也曾有自己短暂的辉煌。隋文帝有五个儿子：长子，杨勇。缺乏心机，喜欢直来直去。喜欢养鹰，甘愿承袭祖父的鲜卑姓，取名：“普六茹•见地茷”，做太子期间，经常因不懂规矩，惹得文帝肝火大发，是一个缺乏政治韬略而率性的可爱青年；次子，杨广。深沉凝重、举止稳健、机敏练达、富有才学。少年时就是一个让文帝引以为豪的公子；三子，杨俊。奢侈无度、崇信佛事、好色贪淫；四子，杨秀。性情暴烈、为人残酷、生剖死囚、取胆为乐；五子，杨谅。历史负面评论尚少，被文帝封为汉王。 开皇元年，十三岁的杨广被封为晋王，任并州总管，防备突厥南下犯隋。十八岁调入京城，实习宰相之职。当南方叛乱时，晋王又被任命为扬州总管。开皇九年，年仅二十岁的杨广被任命为五十万大军的主帅，率军进行平陈战争。杨广的每次任用，都是大隋的显赫而凶险的职务，为什么不是杨勇、杨俊、杨秀和杨谅？难道文帝是一个昏庸的君主？最简单的推理，就可得知晋王绝非无能之辈。 晋王登基之后，马上下令重修《大隋律》，将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首先去掉了连坐之罪，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进步；恢复各级学校，并发布诏书，“尊师重道、讲信修睦、敦奖名教”，初政就广泛赢得天下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戴。 仁寿四年十一月，继位仅三个月，就下令开凿大运河。因为，分裂近四百年之久的南北朝，虽已经统一。可南北两地之民众的心理隔阂仍然很重。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俗无文；北人则认为南人是被征服者，胆小懦弱。大运河的贯通，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以及民族精神的血脉贯通。 “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功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 公元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因西部自古大漠边关、自然环境恶劣，隋炀帝还曾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此峡谷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隋炀帝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近苦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这是举世创举。隋炀帝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我国威、畅通丝路。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 随后，东海琉球归附，南越林邑国王臣服，倭国遣使来朝。征高丽成了大隋帝国的历史转折点。隋炀帝失败的根源是用民过重、急功近利，太想建立丰功伟业了。他把需要几代人做的事情，用一代人的时间做完了。 三征辽东不仅消耗了大量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主要是兵役太重。本身修建大运河就伤民太重，损伤国体。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大隋王朝的覆灭打下了伏笔。雄主杨广的失败几乎和千古一帝秦王嬴政同出一辙，铁的事实告诉了世人：一个时代绝不能做出需要几个时代才能做的事情。 因此，有史学家对短暂辉煌的大隋帝国的评价是：一个被宏图大业压垮的王朝，一个名誉扫地却留下丰厚遗产的王朝。中国史学敢在历史中肆无忌惮的造假，在于史学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惩恶扬善，以史为鉴。可惜，史学家不是思想家，更不是政治家，不可能具备站在文化思想的坐标上去审视历史，一些有为的政治家就被有心或者无心的抹黑了。更不消说还会有无良史学家的刻意为之。 今天，面对文化宵小们的丑恶表演，让我想到了宋代司马光、蔡京、赵佶、李邦彦之流，历史的车轮常常会在这些无良文化人的操作下，走进历史的岔道。 来桂林逛公园，多少有些犯傻。明天早晨决计去阳朔。
十月十九日
我的女人说：“桂林的米粉好吃”，大清早起来，就要了两份牛肉米粉，吃了感觉不错。南方人的食量太小，一份只有二两，根本不够我这个北方汉子充饥。 我不喜欢被导游带来带去的那种旅游。就乘车去阳朔的旅游专线。 现代散文大家杨朔写过赞颂漓江的美文，他说漓江之美，莫过于阳朔。那就看看阳朔吧？一路到阳朔，果然很美。很多年轻人骑自行车沿漓江游览，很是惬意。可我年龄有些偏大，又孤身一人，更偏向于徒步漓江。 我年轻时徒步过大漠戈壁，雪域高原。当年也是短距离地徒步，意思是先乘车到达大致目标，然后以10—20公里为活动半径的那种徒步。徒步漓江就是小意思了。沿漓江徒步走一次，确实浪漫的有些奢侈。路上，骑自行车的旅者还真是不少，不断有人善意的打招呼，说明大家的心情和我一样，都在互相释放内心的愉快。 突然，我的脑海里闪出一个荒唐而古怪的念头，在漓江边搭建一幢壮家的小竹楼，安度残年也很不错。台湾人不是崇尚民主自由吗？那我何不像古代的蒙古人，骑一匹天马跨过台海，把林志玲掠来做我的女人，那不是很浪漫吗？ 在蒙古人心里，抢来的老婆最金贵，给一个台湾女艺人如此高贵的礼遇，对得起她自视甚高的身份。 说起台湾，是所有中国人的心痛。特别是刚刚看过一部台湾电影《海角七号》，这是描写一个台湾女人和一个日本男人凄美的爱情故事。故事有意淡化历史、文化、政治背景，歌颂一起美丽而浪漫的跨国之恋。可让我看得后背发冷，充满恐惧：文化之变异，在台湾人身上发生的如此彻底，是我所没有预料到的。 在美国人C•恩伯所写《文化的变异》的中译本前言里写道：欧洲人的对外扩张，使他们有机会发现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存在，了解到地球上存在着人类的多样性，从而为文化人类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积累。 “文化一般具有适应性，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整合的，这两点都意味着文化是不断变迁的。文化适应是文化对环境变异做出反应的一种变迁。”（《文化的变异》C•恩伯著） “当今世界上很多的不安定因素都与人们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有关。由于认同所造成的差异而产生的民族、种族、文化上的歧视与冲突比比皆是。涵化是西方文化变迁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间持续接触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的较剧烈的文化变异。最常见的涵化是两种以上民族或文化在相互长期接触中，均没有能同化或消灭他文化，便造成一种相对平衡状态，终于形成一种新的组合文化和形成新民族的涵化结局。这种涵化情况造成的条件一般是处于文化的边沿地带。最激烈的涵化现象是同化。同化应是一方的文化特征消失，几乎无踪无影。”（《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马曼丽等著），在文化变异方面，民族涵化现象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没有想到日本人先前在台湾的统治造成的影响，竟然如此深远。至少在文化殖民方面是成功的。 从这部电影里可以看到台湾人已经彻底和大陆人离心离德了。在这种文化变异的情势下，再谈什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无疑是白日见鬼、痴人说梦。 在清初的中华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对抗中，民族文化变异涵化的结果，是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布里亚特蒙古人、图瓦蒙古人以及琉球人。让哈萨克人、吉尔吉斯（柯尔克孜）人相互分离，成为跨国民族。更无法容忍地是外喀尔喀蒙古（外蒙古）人地离去。 今天，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已经接近世界强国的地位，文化的凝聚力应该是很强的。然而，台湾人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形势下，发生了民族文化激烈变异的重大“文化事故”，必须引起当代政治家、思想家们的高度重视。这里，我选择了“文化事故”一词，而不是“文化事件”。就可知此问题的严肃、紧迫、尖锐和复杂的程度。 面对台湾的政治乱象，蓝绿之争，难道我们真的束手无策吗？ 现在，那个政治和尚披着宗教的外衣，到处进行招摇撞骗。破坏中华民族团结，大搞民族分裂之勾当。我们的反应仅仅是谴责，只是谴责。把政治革命当成了请客吃饭。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精神领袖——亚辛，采取了定点清除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 我们处理自己的家事，是不是太过于在意西方列强们说三道四了？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疆独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问题看别人的脸色做什么？和自己的老婆做爱，难道，也要去问问政治流氓萨科奇愿意不愿意吗？ 今天，什么默克尔、萨科奇，萨卡什维利，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政治小丑，狼就是吃斋念佛，牠还是狼。关乎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太多考虑别人的情绪，那是对自己的残忍。对待西方列强，与其进行商务合作，那是与狼共舞。我们是可以和狼一起共舞的。我们有这个能力和勇气，但面对这些强盗，不可太在意什么外交礼仪。在关乎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大问题上，总不能为了合作，让他们肆意羞辱和歧视我们吧？难道，面对列强欺辱自己的老婆，还要点头哈腰的说：“太君，谢谢你临幸我的女人？” 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对列强们露出几颗老虎的牙齿。 我的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的一名战士。老人家多少年一直憋着一股火，第十五军不过是志愿军的二流部队，本来就轮不到他们去抗美援朝的前线，可这样一支二流部队竟然把美国人在上甘岭打得丢盔撂甲。等到十二军接替十五军时，战役基本结束了。让十二军的勇士们一直再没有找到露脸的机会。 在我的父辈那里，西方列强对他们没有任何心理优势可言。 我们爱好和平，我们爱好公正，我们更爱好民主。可我们首先需要吃饱肚皮。 沿着漓江，大概走了五公里，我不想再走了。找到一块石头，坐下来写起我的感受。一个年逾七旬的老太太，盯着我，我不解其意。老人家虽然没有说话，却干扰了我的思路，只好又换了一处地方。喝完瓶装水，又开始写作。那老人家赶快走过来，看了看空塑料瓶，把它拿走了。我望着老人家的背影，苦笑了一下，愣了一回神，决计往回走。 我的母亲如果健在，一定会像这个勤劳的老人，才不会考虑儿女们的面子不面子，也会到街面上捡拾别人丢弃的塑料瓶。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勤劳、实际、宽厚的人。 漓江不错，没感觉时间竟然捱过去了一天。阳朔是个诗一般美丽的地方，值得在此休宿一晚。
十月二十日
早晨，我起得比较晚。也许昨天有些累。赖在床上不想起来，昨天沿漓江走了一趟，今天该去哪里？突然不知道了？我的旅行经常是这样的，只有大目标，没有细节安排。一切根据自己的情绪决定。 还是到漓江边吧。阳朔之美，在于漓江。 我仍然不肯跟随旅行社，不肯乘船，到了漓江码头。我租了一只竹筏。那船家执意要给我介绍漓江的传说和故事，听着他那只有佛祖才能听懂的广西普通话，就让他闭嘴。惹得船家很不高兴。 这个汉子是个开朗的人，一会就把不愉快忘到脑后了。游到一处景点，他说这里是刘三姐赛歌的地方。刘三姐是广西宜州人，和财主莫怀仁的对歌，怎么能跑到漓江上？ 想一想，我自己也觉得好笑。刘三姐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么较真做什么？只要知道刘三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斗败了财主莫老爷请来的秀才们就可以了。 刘三姐的故事是典型的草根阶层和精英阶层的斗争。在和平年代，精英阶层在社会生活一般都占主导地位，只有精英阶层的经营失败，才会导致社会体系的崩溃。秦始皇和隋炀帝就是中国最典型的案例。 任何时候，精英阶层必须让草根阶层和他们一起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才会把这个社会体系维持下去。当草根阶层连维系日常的生活，都非常艰难的时候，精英阶层的幸福时光就算到头了。那就会有众多的毛公润芝先生率领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红军，去革精英阶层的命。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在重复的过程中进步的。 不要对捡空塑料瓶的草根阶层的老大妈们指手画脚。只有她们心安理得的劳作，社会才是和谐进步的。
十月二十一日
十月二十二日，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南宁召开。南宁已连续成功的举办过多次，我不能在桂林耽误的太久，该动身去看看。 一个晚上的火车，中午就到了南宁。第一次来南宁，感觉不错。 逛了几个商场，看到很多国际品牌服装：锐步、阿玛尼等。不过它们的生产地已经从中国转移到越南了，这让我对那些著名品牌有了新的认识：越南妹的手，和广东妹的手，甚至法国妹、意大利妹的手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所谓的区别那可能仅仅是消费者不成熟的消费心里而已。 文化变异的话题就到这里吧？ 我要去东盟博览会上去看看了，南宁的民歌节也在同期举行。要想办法弄一张门票。
2008年10月于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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