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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十五 酸苦的笑（一） 放眼黄土高原好似一马平川，可是仔细看来，大地上好多的皱纹，那些皱纹里深深埋藏着好多好多说不完的故事。古老的黄土地像似百年苍桑的一位老人，他有说不清故事和说不完酸苦，道道渠渠埋藏着喜乐和哀愁，道道渠渠里也有着深深地曲曲折折的故事。
每道高粱上有着层层梯埂，那些梯埂上有好多好多可耕的良田。也有好多本来就不能禾种的梯埂，就在那些不能种植的梯埂上，丛生着天来的野草、野棵。那些野草、野棵天生就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虽然它们不能获得人们的充饥的颗粒，但是它们依旧凭着自己的优势，疯狂的生活在梯埂上。人们的极其艰难的日子里，想尽办法铲除它的根基，用撅挖、用火烧，谁知就是挖不了它们的根基，只是挖掉粗干，嫩芽来年依旧旺盛。在那些野草、野棵里，酸枣棵就是特殊的野棵了。每年秋下酸枣果实磊磊，从绿色渐渐变成红色，颗颗酸枣吸人，特别是那些馋嘴的麻雀和野怪的孩子们。往往在这个季节里就会结伴打酸枣，钩酸枣，砍酸枣。往往在田地里干活的大人们，也少不了顺手摘上几把，溜溜自己的口水，酸酸自己的嘴巴。 远远看去，那点天蓝色的建筑，就是上世纪遗留下来的煤矿。那些煤井早早建立，不知开采了多少年，出了多少煤。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在这些煤矿看着马车拉运煤炭，煤矿就是我小时的回忆。 煤井的南门口老早竖立着一个高大的亭子，这个八角的亭子中央竖立一块石碑，石碑上的碑文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有位人士的名字至今没有忘记。他叫“王香宛”。这个人士，在幼年的我也曾见到他的俊容。那时的我，特不懂为什么有这位人士的名字，他和这个煤井有何关联。其他人名字早就遗忘了。后来石碑、方亭不见了，也许就在那个热闹的文革被铲平了。那时见到他。他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了，矮矮的个头，留着白色的胡须和白叟的脸膛，他的腰板弯弯的，脸上带着一副白色的眼镜，外表看上去，他像个文人，像似个绅士。后来听别人传说，他是个开井的资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民族工业资本家吧，小时的我也暗暗留下敬之的记忆。 说起煤矿来，听说就有很长的历史，有人说是在清代未期就开始，反正我父母就在解放前夕来到这个矿井，反正哥哥就在这里出生的，就别说我了。 要说煤井的大发展就算是解放后的事了。那时在小的时候，矿上的人员少，连个矿部办公的地方部就没有个像样的房子，矿上的办公室，职工医院、食堂，都在和我们家一起的土窑洞里，那排土窑洞连在一起就有十几孔，这里就成了煤矿的活动中心，生产中心，疗养中心，也成了生活中心。我的童年就在这个山包上度过，我的童年伙伴也一样就在这个光光的、凸凸的黄土包上度过，童年的故事和煤炭久久连在一起，久久不忘的还是黄土泥巴之情，久久地刻画在幼小童年的硬盘里，久久记忆永不灭。 煤矿要发展了，各地来矿上参加工作人员，多方都是老乡介绍来的，当地人都不喜欢这个工作，因为煤矿下井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每天下班都必须洗澡，身穿的衣服全都是黑色的煤粉。煤矿的工作服，无论什么颜色，将来都成了一律的煤炭色了。你如果穿上衣服，因事不能上班了，那你还得必须洗个澡，这是因为你的工作衣服已浸染了你的全身。 在我们这些不太懂事的孩子嘴里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当兵的是死了没埋，煤矿的是埋了没死，”这句话直到我长大后才有所理解。 煤矿的人员多数都是外乡的河南人所占有，煤矿就成了外省的小河南了，这里人的口音都是河南的口音了，可是就是河南的，口音也不同，可来到这里各地的口音，就变成普通的河南音了。谁也说不上是哪个地区的口音了，成了大众河南话了。在这个人员扩充的时期，各个老矿工都有各自的老乡了，几家人，几个亲朋好友都聚会在这个小山沟里，人们挤在在一块，显得住的地方不够用了，人们开始在四周的山坡上，野埂上，几家人联合起来建起新的住地。他们的地名也随着起初的窑洞数量叫起来了，什么“三窑洞”，“五孔窑”，“八孔窑”，“四孔窑”胡乱喊起来，就这一喊就成了这个煤矿的新住地，一喊就喊了几十年，一喊就养活了几代人。一喊几代人从这里成长、长大，走出了这个小山沟。
20120417 乡情十五--酸苦的笑（二） 五十年代,人们刚刚从火热的战争炮火下清醒过来，人们急于过个安稳的日子，纷纷到处寻觅安宁的地方，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奔波在黄土高原上，这里地广人稀是个生存的好地方。胆大的人到了煤矿下井，胆小的到乡下务起农来了。 矿上的职工人数不断地剧增，那时矿上的招工也比较马虎，只要能干活，什么人都行。每人发顶柳条安全帽，就成煤矿工人，那时也不会发工作服装，工人们自己家里的旧衣服、破衣服，就成了使用的工作服了，而且这种工作服永不再洗，因为煤炭永不洗得净，下几次井，就成了黑球球煤粉衣服了。人们依据自己井下的工作条件，可以穿单衣，也可穿棉衣，破烂的衣着，叫人看上去就像个要饭的。井下的条件比较差，温度反而高。就是地面寒冬，可是井下就是夏日，而且全年都是一个样。每次下井在地面单衣，小跑进入井罐，上来了小跑进入澡堂，都是行动快捷的，特别在冬季这里就更加显著了。那时矿上并没有电灯，人们头顶着一盏菜油灯，那盏灯的肚子大大的，灯嘴小小的，火苗也小小的，下井的人就靠这盏灯光，在煤巷里瞎摸。人们基本靠直觉，靠相互依赖着工作。在井下有许多工种，但是有一种工种就特别特殊。那个工种就是用两只木桶挑出工人的粪便，那两只木桶有两只木盖。用白石灰撒满粪便，再用木桶装好，也顺着井罐运上来，这个工种看来简单些，可比较麻烦，只有年龄大点的大伯们干完此事。 老杨一家人也是从豫北上来的，一家人挤在一孔窑洞里，家里的孩子多。他家的老三和我同班上学，比我小两岁。家里的老大是个男娃,和我哥哥同龄。老二是个女娃，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全家人有六口张嘴的吃饭，爸爸一个人在煤矿下井，每个月发下来的工资都基本顾在肚皮上了，孩子们就别说衣服了。 矿部，就是离我们家不远,就在那鬥围墙边张贴一张醒目的布告，记得那是一张镇压反革命的布告，布告上刊登着不少的人头照片，都是些那判了死刑人的照片，我们看了看，看不懂意思。好在矿上也有识字的干部，人们纷纷议论起来。人们传说在矿区向北，老远的黄龙山上一股土匪，那就是国民党残余特务，在山上杀人放火集合一起的山大王，被公安局打击活逮一群帮匪。在布告的文字行里，更有更多地匪徒的下层人员的名单，我们识字不多，看不出什么名堂，可是老工人们都知道，这些人员中就有他们认识的人员，其中姓刘的那个人，在解放前夕要抓他的时候，他跑掉。一直几年不见他的行踪，这次使人明白了，他跑到黄龙山做了土匪，多亏政府给抓住了，除了大害。 后来陕西地方戏剧团，依据这个故事编写了叫【两颗铃】秦腔剧，各地演唱，宣传剿匪的胜利。可是姓刘的妻子和女儿，就在矿上生活，后来生活无来源了，母亲就把自己和孩子，参加当地的生产队，做一个农民成员。姓刘的女孩和我一个班，她个子不高，红润蛋形脸庞，秀秀柳眉，浓眉大眼，黑粗双编，长长地搭在腰间，长得十分俊俏。也家庭生活困难，她早早结了婚，可见的结婚的年龄也特别小吧。 杨家几口人和矿上其他人家一样，艰难地生活，孩子们开始上学了，矿上城里一个小学，每个班里坐着不同的级别的两个班级，因为人数不多，教师也不多，同学们年龄差别也比较大，同是同学也有大有五六岁的，上课的时候，一半高年级，一半地低年，高年级听课，高年级就复习和做作业，下半时，就交换一下，高年级做作业，低年级就听来时讲课本了。 杨叔在矿上工作挺积极，干活挺卖力，是个小班长，就是小领班。每年还能得到矿上的表扬奖状的。可是有一天，县里的公安局来人把他逮扑了。那天公扑的时候，眼看着把他五花大绑，壮实的大汉被困得大汗淋漓。听说他是个历史反革命，是漏网的分子。后来把他直接押送到东北一个农场监狱，从此他也没有回到矿上。 他这一走，家人就乱成一团，妻子无法了，孩子幼小又多，没有了生活的来源。杨婶也没有回河南，我想要是回到河南，她的日子更难过，那个“反革命家属”的枷锁更难度过。她就横下心也加入了当地的生产队，做了当地的农民了。那个时代，家庭有历史问题的家，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人敢过多接触，可想生活是多么的艰辛的。因为我们就在一块住，时常见到杨大婶偷偷地在流泪凄伤，最后也将自己的一个二女儿送给河南自家亲亲了，她依旧带着五个孩子，在生产队天天做农活，晒太阳。杨叔到底什么问题，我再没干多问大人们，就是我的同学杨三，我也敢多问底细，直到现时，我只知道些朦胧的事了，谁都不愿再揭开别人的伤疤，刺到别人的痛楚。杨三一没在我们面前流泪诉苦，可在他心里总是个纠结，我想他那么小，我都不知道缘故，他也不会深知多少，他内心创伤无人知晓，无人分担，他只是暗暗勤奋学习。做好自己的事，所以他的学习。做人一直乖巧勤奋，默默地做自己的事，从不夸耀。这就成就了他的童年、青年、壮年直至老人的性格和为人的品德。可知他的酸苦泪花不知暗地流过多少次，他自己慢慢地养成一种谦让、懂礼的品德，在我们同学里，就算他学习最好，朋友最多，处事待人最知礼数的孩子。 2012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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