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流浪诗人 于 2016-1-12 09:01 编辑
第一次听说“高台村”之名，是在二十四年前，当时我在榕江一中就读初中民族班，班上正有一个来自高台村的同学，名叫郑德心，他与大家都很要好。记得有一次下夜自习后，我两聊到家乡时，我好奇地问他：“老郑，你们家高台村是不是真的很高很高？”他总是腼腆地笑了笑回答：“是的，比西门坡（榕江县城西面的山）还要高，站在村口往下看，榕江就像在脚下一样。”虽然他的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但是真要比西门坡还高的话，那也是有道理的。从那时起，高台这一名字就深深地铭于我的心头。 也许真是缘分，二十四后，我回到了县城——古州镇工作。初到古州镇工作时，就有同事都对我说，古州虽然是榕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镇内还有六个以“高”字来命名的行政村，村落内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滞后、村容村貌不容乐观、群众生活质量不高，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村落交通不便，通村公路等级低下，只要遇上风霜雨雪的天气，路面沟壑纵横，满地泥泞，通路不通车，人们戏称为“水泥公路”。而且高台村、高埂村所通的公路是从从江县绕过来的，途经从江县的停洞镇和东朗乡，高台与县城的距离小路只是20公里，但公路却山环水绕的达到是80多公里。听了同事们的介绍，对于古州镇的农村情况，我真的心里没有底了，记得我刚离任的仁里水族乡，那里的农村基本上村村通上了油路，而古州镇本属于县府所在地，理应占尽天时、人和与地利。我定了一个计划，决定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到各个以“高”字来命名的村寨去走一遍，便叫办公室的同志给我整理一份全镇所有以“高”字命名的村落名单。名单出来了，共有高文、高武、高台、高埂、高懂、高兴六个行政村涵盖39个自然寨。当看到高台这一名字并列其中，我顿时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的陌生。我找来《古州镇志》查阅高台村的相关资料，记载如是：“高台村，东南与从江县接边，西邻高埂村，北界滚玉村。由新、老两个自然寨组成，有900余人口，全是苗族。据说，因老寨居住在山岭之上，村外有一丘大田形如台子，而远远望去村寨如同置于台子之上，村名因而得名。” 第一次去高台是在2015年1月中旬，也是我到古州镇上任的第一次入村之行，当时是镇党委副书记罗辉坤老弟陪我去的，我们费了近3个小时时间，刚抵达高台时却接到通知还须赶回县里参加下午的一个会议，所以行程匆匆，对高台村的了解知之甚少，尤如皮毛，没能如我所愿。而第二次去高台，是镇里的副镇长李勇刚兄和张胜平老弟，以及办公室的杨科、王宗明和八吉中心村主任何岩生大哥与我一同前去的。为了赴这第二次的高台之行，我足足计划了近五个月的时间。而在这五个来月的日子里，好几次刚想动身，临时都被会议通知或者其它事务所耽搁。那是6月10日，我起了个大早，在离家不远的城西面粉店吃过早餐，顺手带出粉店里凳子，坐在街边吹吹清风。天空已经明朗起来，一路飘来的清风还带着三三两两的雨丝。相比之下，今天算是近段时间来，天气最好的了。渐渐地街上行人多了起来，有锻炼身体的，有忙于生计的。我看了看手机，已是七点半了。自昨天下午以来，没有接到任何会议通知和工作安排日程，感觉到今天应该是一个自己可以支配的日子，于是通知办公室，决定今天再去一趟高台。李勇刚兄与张胜平、杨科、王宗明三位老弟买了一些菜料，我们便坐上镇里的老爷车顺着正在升级改造的榕从公路巅跛而行。刚到八吉渡口，何岩生大哥早已等候。 因高台居于河对岸的山顶上，因都柳江之隔，从八吉至高台这一段路至今还没有修通，而从八吉渡口去高台还有近9公里的山路，这后半程是必须步行的。我们过了渡口，沿着上山的路慢慢前行。山路不太平坦，加之雨后路面布满青苔，走起路来比较困难。我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走这点山路根本不是问题，而何岩生大哥本身就是农家好手，那更没有问题了，但对于年纪稍长一些的李勇刚兄和身体长得稍胖一点的张胜平老弟，就显得有些困难，刚从渡口出发还没走多远，张胜平老弟就狠狠地摔了一跤，痛得他直捂屁股让大家一阵大笑。走了近2公里路，横在前面的便是两道溪水，溪水虽然不急却很丰满，足以将近10米宽的溪面塞得严严实实的。大家不得不脱了鞋，挽着裤腿，小心翼翼地涉水而过。也许是很久没有这样光着脚走路了，溪里的小石子将脚底钉得酸痛酸痛的。过了小溪，太阳已经爬上半空，气温逐渐升高，虽然我们戴着草帽，但仍然感到闷热难受。我们继续沿着上山的路，走走歇歇，幸好山上树木非常茂盛，路就在树林间穿梭蜿蜒。为了消遣气氛和转移着行路的艰辛，我们轮留着讲笑话打发时间。 在去高台的路上，我们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到高台大寨时已是中午时分。午时的高台，显得格外寂静，走在没有规则的巷道里，即使我们是陌生来客，也没有听到被惊扰的鸡鸣与犬吠。记得在我们都还是孩子的时候，只要有陌生客人步入老家的村庄时，其所到之处一路上都会惊落着鸡犬恐慌的叫唤，那些声音在儿时的记忆里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而此时的高台，是乎在村庄的印象之外。偶尔从村子外的树木中飘来几串山鸟的啼叫，悠长如同天籁，真有南朝诗人王籍《入若耶溪》中所描述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之感，刹那间顿觉心里空荡荡的，这难道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乡愁？整个高台大寨，除二三栋新近几年砖混建造的房子外，其余的均为木质结构，且年代久远，每栋房子都已老旧，暗灰色的木板已被岁月蚀去了容颜，松动的门把子在风中颤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听着都能感受到其光阴的厚重与沧桑。古州镇六个以“高”字命名的行政村，我都走了一遍，所见所闻，可以说高台的房子算是最差的。高台的条件之所以是最差的，我个人认为其交通上的瓶颈制约应该是最直接的因果关系，试想在大山之巅的高台村里，本身发展农业产业就不容易，何况即使把产业发展起来了，农产品如何向山外运输与销售也就成了高台人祖祖辈辈最刻骨铭心的痛。 高台村的人口中，以郑、王两个姓氏居多，郑姓人口占全村的40%，王姓人口占35%，而张、叶、蒙、杨、潘、陈、汪、韦、姚等姓氏人口共占25%。可以说郑、王两姓在村子里占有绝对优势，人多势重。在高台一般来说，“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之类的词，只能用来形容郑、王这两个姓氏中的人，因为他们牢牢地掌握着高台村生存与发展的话语权，每逢召开群众大会，他们族人的话总会在不知不觉间左右着局势，举足轻重。其他姓氏的群众虽然也有话要说，但终因其人微而至言轻。所以为保持该地的稳定，多年来村干部都是由郑、王两个姓氏的族人来担任，如果郑姓的人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话，那么村主任则一定由王姓的人来担当，其实镇里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可以让两个姓氏的族人之间相互监督制约，最终实现高台的平衡和谐发展。镇里有些同志把高台村的治理经验，称之为“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对于这样的形容，我刚到古州时开始也觉得有些别扭，细想后也认为还是比较贴切的。2013年高台被划入了八吉中心村管理，自实施中心村管理体制后，无论是高台村的地域、高台村的经济、还是高台村的人口，都无法与八吉等村寨相比，所以中心的党总支书记和中心村主任自然不会在高台村产生，但为了便于联络和开展工作，镇里还是决定在高台明确一名中心村副主任。并村后在高台产生的第一任中心村副主任，按人口论的原则，水到渠成地花落郑氏家族，名为郑德林。 在入户走访群众的路上，我好奇地询问郑德林先生：“老郑，高台村多年来一直由郑氏家族治理，其他姓氏有没有意见？” 郑德林先生自豪地说：“其实在高台，无论做什么公益活动，我们郑氏家族都是最积极的，比如以前接国电抬电杆、修自来水抬管子、建学校投工投劳，以及村里老人丧葬，都是我们郑氏家族的人冲锋在前，其他群众都是有目共睹的，不信可以随便问问。” “老人家，郑村长说的是真的吗？”我随意问了一个坐自家门口看热闹的大爷。 “郑家的人当村领导，哪家有些大凡小事，他们都热心帮助，高台的人都知道。”大爷的回答简直是天衣无缝，好象事前彩排过一样，我都有些惊讶，有些怀疑他是不是郑德林的本姓家族，怎么会帮他说如此好话。 “那位老大爷姓什么？”我问旁边的何岩生大哥，何岩生虽然是八吉寨人，他早些年就开始做些生意买卖，除了走南闯北外，还把八吉片区各村各寨都走了个遍，哪个村有山林田土多少，边界在哪，都住哪些姓氏家族，他都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有人称他为八吉的活词典。不仅如此，他还是八吉片区的经济能人，多年的勤劳与积累，可以算得上是该片区为数不多的经济达人。正是因为他群众基础好，又是创业致富的代表，在实行中心管理体制的村级换届选举时，他坐上中心村主任的宝座。 “他姓蒙，在高台家庭人口不多，但高台不像其他村寨那样，家族之间相互窝里斗，在还没有当中心村主任之前，我都来过无数次，虽然村子经济落后一点，但他们非常团结和睦。”岩生大哥脱口回答。 何岩生大哥的话让我深思。近些年来，在山区农村，不同程度地存着因山林田土宅居等纠纷，村落里各种姓氏族人之间，都会相互弄出些不大不小的磕磕碰碰来，你放牲口吃了我的庄稼，我就上山拔你的树苗，更甚者有的村子里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当属见怪不怪的事了。邻居家长里短的事都是如此，何况村干部的手里还握着全村各项惠民资金的调配大权，在外族群众的眼里，那些村干部一定损公肥私或优亲厚友，难道不值得怀疑么？只要有这种不良心态的滋长，久而久之，在整个村子里就会笼罩着负能量，导致处处人心涣散。在这样的村子里，异姓群众之间相互赞扬的话都很少听到，何况还会是帮助村干部说好话？这些年来，各地也相继发生一些村干部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例，但毕竟只是少数，我们应该看到多数和主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也不乏优秀的村官，他们每天都在默默无闻地做着平凡的服务群众工作，只是因为他们所做的那些调解婆媳矛盾、处理邻里纠纷，没有波澜壮阔的举动与效应，才没有让人们用一生去铭记。 我想起前些日子在另一个村走访贫困户时，群众得知是我镇里来的，就一个劲地围上来，问这问那，开始我还认为村子里的群众对今后发展报有如此渴求态度，几番交谈下来，全是一个劲地状告村干部。内容大致为该村干部×××将他家的山划到×××堂兄的名下，该村干部×××在处理村头杨家婆媳关系时偏袒80多岁的婆婆，该村干部×××在分救济时多分给堂公20斤米……这些虽然不是大事，但在该村就是大事，他们就是认为村干不偏向他们外姓。事后我也叫镇里的工作组下去核实，核实结果完全支持村干的做法，一是划山的问题是经过镇、县都调解下来有裁决文件的，不是村干想划给谁就划给谁的。二是处理婆媳关系的问题，该媳妇经常让年迈的婆婆吃剩饭剩菜，其不孝顺婆婆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三是多分救济的问题，实因其堂公无儿，且唯一一女外嫁，加之年老多病，生活困难，实质上国家的救济政策就是为了解决这类人群的生活保障问题。通过两个村子的对比，虽然高台村的经济发展较其它村子相对滞后一些，但能够在这么偏远的地方，把村子治理得群众心往一处想，处处团结和谐，也算是村干部的本事。 在村寨里转了一圈下来，共访谈了9户人家。按照“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里有没有读书郎。”这个标准来看高台未来发展前景的话，他们所拥有的房子、粮食、劳动力都不占多大优势，但值得欣慰的是，在村子里还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从祖辈来到我们这一代，因为没有重视文化，发展经济门路不多，所以我们贫穷，现在我们是走不出高台了，但我们不能让后代再走我们的老路，要让他们读书，让他们有文化，让他们走高台，让他们见大世面，让他们生活比我们好……”在一户姓王的家庭访谈时，他的话让我深受感触。也许是久远的贫困给高台人补了一课，让他们彻心彻肺地明白，知识能改变命运是永恒的真理。我看了看访谈记录，每家都做到了让子女上学读书，在县城读中学的就有好几个。我看着访谈记录，心里是温暖的，我感受到了高台人知难而进的勇气和高台人的正在奋发向上的力量。因为有梦想在，因为有行动在，因为有追求在，所以我仿佛看到了若干年以后高台，处处春暖花开。 我带上一种的释然心情踏上归程，站在八吉渡口的古榕下眺望，江对岸的公路上依旧车来车往喧嚣不断，江这边的翠竹与古树依旧摇曳不识春秋。我想，待到高台岁月安好的时候，而且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老去，我一定争取与勤劳、奋进的高台人，一道饮马八吉渡口岸，让那一江涛涛之水见证着：高台，不仅是地理位置高，而且是生活质量高。 写于2015年6月15日 【作者简介】 欧君武，贵州榕江人。榕江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喜爱文学，学习工作之余，写些散文随笔。1996年开始发表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音乐歌词等。作品分别发表在《散文百家》、《当代贵州》、《城市档案》、《江河文学》、《杭州日报》、《贵州日报》、《贵州民族报》、《黔东南日报》及各类网站。文章入选《黔东南文学60年（散文卷）》，出版有个人散文集《与梦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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