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尼罗河西岸是世界著名的皇家陵地，埋葬着古埃及自中王朝以后的六十多个法老，被称为帝王谷。我国北京昌平的十三陵皇家陵园无论从规模、出土文物等方面，都不逊色于它，它位于天寿山麓，东、西、北三面环山，是世界上保存较为完整和埋藏皇帝最多的墓葬群，而且在陵园布局设计上更胜一筹，应属于中国的帝王谷。 十三陵建造于公元十五到十七世纪的明朝，它的创建者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成祖朱棣。朱棣亲自主持，江西人廖均卿、顺天府尹王贤等参谋选取了陵址，并起名天寿山，从此，这里就成为明朝的皇家陵园。“天寿山，自西北东折而来，龙翔凤舞”，被认为“真万年宝藏之地也，包络蟠亘，倍蓰钟山”，就是说比朱元璋亲自选定的孝陵还强数倍。包括朱棣在内，共有十三代明朝皇帝在这里修建了陵墓。到明朝灭亡时整个陵区的总面积已超过一百二十平方公里，比当时明朝的都城——北京城的面积还要大。 对十三陵的考古挖掘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最早发起这个计划的，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由历史学家正式提出的挖掘古代皇陵的考古计划，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茅盾、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等人共同起草了《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首肯。一九五六年开挖的北京长陵，但对长陵的调查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最终，考古队决定，先另找一个陵墓进行试掘。经多方调查，明朝第十三代皇帝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的陵墓——定陵被选中，这是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座帝王陵墓，也是我国主动挖掘的惟一一座帝陵。 十三陵的总体布局就像一棵大树，每个陵墓如同是树枝，大树的主干就是通向陵墓的神道。神道，是进入整个十三陵的必经之路。神道两边排列着十八对巨大的石像，这些文官和武臣的雕像，表示皇帝在死后仍是帝国的主宰。按照中国古代皇陵的陵寝制度，阴宅仿照阳宅，十三陵的地面建筑全部仿照紫禁城的皇宫建造。外围是高大的城墙，城墙内的宫殿也严格地按照一条纵向的中轴线分布。在十三陵每一个陵墓的后部，都建有一个明楼。明楼下立有皇帝的墓碑，明楼后是皇帝的坟墓，定陵位于大峪山。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辟建定陵博物馆，由郭沫若题写馆名，一九六一年三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定陵是神宗皇帝自己在位时开始修建的，他为什么修建陵寝，还得从他继位说起。 穆宗皇帝晏驾之时，朱翊钧十岁就登上皇位，有托孤的三大臣，首辅高拱，大学士张居正和高仪，张居正早在隆庆二年就上过《陈六事疏》，准备变革，但一直被保守势力阻挠，新皇即位，他找到机会，撵走高拱，恰又逢高仪病故，于是独掌朝政，推行变革。得到皇帝生母孝定李太后的全力支持，说“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主要采取“立贤无方，唯才是用”的原则，整顿吏治，使戚继光这样的人得到发挥才能；推行“一条鞭法”，增加财政收入，“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国势几于富强”，有了十年太平盛世光景。但在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朱翊钧从张居正那里接受的教育被颠覆，一直希望他成为一个有为的君主的母亲因他已成年，督促也少了，皇帝没有了约束，畏惧之心顿失，“追夺张居正官阶”，“籍张居正家”，“榜张居正罪于天下，家属戍边”。新的首辅申时行没有给皇帝出富国富民的主意，却建议修筑陵园，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朱翊钧趁祭陵之便，带领文武官员、术士、钦天监等在天寿山亲自选定陵址，确定建陵规制。次年动工，历时六年，役使军匠、工匠达三万余人，花费白银八百多万两，大约相当于两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总和。在宫中宠爱郑贵妃，巧立名目搜刮民间钱财，讨好贵妃，其中一次买珠玉居然花掉二千四百万两银子，等于六年的财政总收入。在万历十四年，贵妃生下他的三子朱常洵，本来按礼制，应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皇帝爱屋及乌，想立朱常洵，遭到恪守祖制的“东林党”人大臣的坚决反对，这就是“国本之争”事件。朱翊钧却采取了极端的罢工办法与大臣对抗，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其中三十年一直“晏处深宫”隐居在紫禁城，最后二十年，他几乎拒绝和所有的大臣见面，国家政务陷于瘫痪，“纲纪废弛，君臣否隔”，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也“弃职私逃”，他统治末年，内阁竟然只有方从哲一人坚持工作。他直至二十九年，才册立太子和四个亲王，又耗费九百三十四万两银子，但福王朱常洵一直与母亲呆在宫中没有就国，二十八岁才去了洛阳就职，赐田两万顷，并把本属中央政府收入的江都（扬州）至太平（安徽当涂）这一段沿江税收和四川的井盐和茶税归他所有。郑贵妃不甘心儿子仅是封王，于是指使一个名为张差的男人持棍闯入太子所居慈庆宫伤人，这就是明朝宫内轰动的“梃击案”。在朱翊钧临时之前，也不忘留下遗嘱，册封郑贵妃为皇后，但没有人遵从，他宠爱郑贵妃一生，最终却没能“生同寝死同穴”与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葬在一起，而是与孝端王皇后、孝靖王恭妃同葬定陵。史学家论述明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实际是亡于神宗，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陵墓主要建筑有陵门、祾恩门、祾恩殿、明楼宝城、宝顶和地下宫殿。除明楼、宝顶外，其余建筑屡遭破坏。祾恩殿仅存遗址，并无宫殿。明楼为黄琉璃筒瓦重檐歇山顶，檐下榜额书“定陵”二字。四角及台阶都用巨石拼砌而成，枋、椽、斗栱也用石雕，加饰彩画，坚实美观。明楼内的石碑，额篆书“大明”二字，碑身刻“大明神宗显皇帝之陵”。两侧的宝城，为一圆形城墙，长约七百五十米，砖砌。其余建筑只在说明牌子上详细介绍，见不到实物了。 地宫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发掘时是完整的，游人参观地上建筑一般马马虎虎，心中都惦念想去神秘的地宫探秘，地宫位于明楼的正后部，是陵墓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揭开了地下宫殿之谜，为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定陵地宫是十三陵中唯一开挖的地宫。在定陵明楼的正后部，距墓顶二十七米。总面积一千一百九十五平方米，全部拱券式石结构，玄宫的殿室由前、中、后、左、右五个高大宽敞的殿堂组合而成。前、中殿为长方形甬道，后殿横在顶端。前、中、后三殿之间各有道石券门，其檐、椽、枋、脊、吻兽均为汉白玉雕成，檐下有空白石榜。券门下是两扇洁白的汉白玉门，高三点三米，宽一点八米，重约四吨。门扇上均横以青铜铸成的长方形大梁（称管扇），宽八十四厘米，厚三十厘米，重约十吨。石门制作工整细致，设计科学合理。门内有顶门用的“自来石”，通高一点六米，两端刻莲瓣。前、中殿长五十八米，宽六米，高七点二米，全用“金砖”（宫廷专用大型方砖）铺地。中殿是陈设祭器的殿堂，内置帝、后的三个汉白玉石宝座及点长明灯用的青花云龙大瓷缸和黄琉璃五供。左右配殿为石拱券无梁建筑，长二十六米，宽六米，高七点一米，中有汉白玉垒起的棺床，棺床上面用“金砖”铺砌，中间有长方形孔穴，内填黄土，称“金井”。后殿为地宫中最大的殿，长三十点一米，宽九点一米，高九点五米，棺床中央放置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后的棺椁，三具棺椁周围放有玉料、梅瓶及装满随葬器物的红漆木箱。玄宫还设有三条隧道，既与前室相通的是主隧道，以及宝城墙内侧石条上刻写的“左道”和“右道”通向左右配殿的隧道。玄宫五室的布局采用的是一种九宫式的，亦即井田式的格局，与皇帝生前所居的皇宫内廷建筑布局颇为妙合。其中定陵玄宫的前、中、后三室尊居中路，与内廷建筑中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座建筑的布局相合。左右配殿对称的分布在中室左右，又与对称于交泰殿东西两侧的东西六宫布局相合。定陵玄宫制度的这一特点无疑是我国古代丧葬制度的核心—“事死如事生”礼制观念的体现。依据是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二四六八为四隅，五为中宫，经纬四隅，横、竖、斜无论怎么相加，其和均得十五的“河图”。九宫传说是太一神所居，地上的皇宫模式仿照天上的“太乙宫”而建，追求的是一种“天人合一”观念。读过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的成名作《射雕英雄传》的人，会在第二十九回“黑沼隐女”中黄蓉曾对瑛姑一番奇门知识对答中有所见识，对不会者如郭靖，就得撞个头晕眼花，对学习过的人如黄蓉，却不过“何足道哉”。 从玄宫走出，参观者都会感叹，一边感叹重见天日，一边感叹皇帝的奢华，如四顶皇后戴的龙凤冠，用黄金、翡翠、珍珠和宝石编织而成，其中一顶镶嵌着三千五百颗珍珠和各色宝石一百九十五块；如采用中国传统的缂丝工艺织造而成的衮服，据说即使是最熟练的织匠，要织完这件衮服，也需要十年的时间；如皇后穿用的袍衫，采用的是复杂的刺绣工艺，整个袍衫总计使用了四种昂贵的丝线和十一种不同的刺绣方法才全部完成。其实，很多宝物因为发掘时条件所限，并没有保存下来，所以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在挖掘之初，也有过不同意见，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就力陈当时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挖掘工作，出土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后得到证实。即便是保存下来的文物，有些袍服的处理，也不尽人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以后的挖陵的请求一律予以否决，说：“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此后，不主动挖掘帝王陵成为一项中央政策延续至今。由于发掘本身也是一种破坏，它与保护是一对矛盾，因此这种抢救发掘并非是最佳的文化遗产保护措施，这种仓促发掘实质不是真正在保护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而是在保护名义下的合法破坏，与盗墓贼何异？时机不到，有些秘密，还是埋在地下的好，既然我们尽其一生连地上秘密也不能完全知晓，又何必对几座深埋到坟墓里的秘密充满好奇心？我们不放过古人的坟墓，行径又与这位墓主人有何分别？ 万历年间的文学家汤显祖曾有《感事》一诗，描述当时人民生活的环境： 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 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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