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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阵痛 张元平 九州风雷，一场巨变。先前那般“只要思想，不要产量”的“四人帮”作派，经不起金猴奋起得“金箍棒”，只需轻轻一扫，全部荡涤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神州大地经历了一场“阵痛”，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痛之深在那个年月，不亚于我国第一次“氢弹”实验，腾空而起的巨大“蘑菇云”，冲击波之大，辐射之广，似乎引起了一场强烈的地震。 “计划经济”曾经为我国的社会发展、经济腾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底子极端薄弱，百废待兴。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靠集体经济力量，才能发展一些国家急需的的工业项目，当时搞计划经济既是模仿的苏联经验，也是适应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但后来发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弊端颇多，特别是排斥了市场机制作用，不能灵活反映市场需求，压抑了人们生产积极性，抑制了经济活力。造成了市场供应短缺，生产力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但也勾起人们对往日回忆。 票证岁月 计划经济时代特殊产物，永远不能忘记夜晚12点开始那条渐渐伸长的购肉长队；永远不会忘记为布票不足愁煞母亲难为几姊妹安排过年新衣；永远不会忘记那颗高大的柴皂树解决母亲洗衣之难：永远不会忘记一次摔跤让全家人摸黒一个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及其匮乏，一切物资都在计划的掌控之下，吃、穿、用……都得需要票证，还记得吃粮要粮票，缝衣扯布要布票，吃肉购买要肉票，连购买白糖什么的，购买鸡蛋……也要白糖票、鸡蛋票。生活在各个大城市购买物资凭票购买，名目繁多，五花八门，青岛家具供销经理部的家具票，平桥供销社的月经票，吉林省的棉纱票，杭州商业局的肥皂票，香烟票，灯泡票，自行车票，手表票，豆腐票，蔬菜票，糕点票面包供应票，油条票，购煤票，洗澡票，暖瓶票……你看，令人眼花缭乱！这些票证留下了当时厚重的历史痕迹。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次去食品购肉的经历，天还没亮，我就急匆匆的往州府口老三岔路赶，来到食品，早已人山人海了。都在一旁，看那屠宰生猪的师傅手脚麻利的忙活开了，只见他手拿一个大铁钩，在偌大的养猪厂，依次在池沟两旁的过道，每个栏圈巡视了一番，看看那些猪身上圈点了记号，一天要屠宰多少头猪，这一巡视，心中就有数了。然后他找准了圈点记号为一号的猪，迅速拉开铁闸门，动作麻利的只用铁钩，对准猪嘴，铁钩就像磁铁石一样，一碰到猪的嘴辰，那就是蚂蟥碰到鸬鹚的脚——要甩脱，不得脱！只看见那头被铁钩勾住的猪，就像知道自己已经被验明正身，四只脚蹄子静静的爪住地面，生死的不往前走，在那里“嗷嗷地——”一直怪叫，那声音碰到四周远距离的岩壁又返回来，回音不断，后面跟着几个辅杂的，拉的拉耳朵，揪得揪尾巴，近乎这几个屠宰工人把它抬上了案板。屠宰工师傅左手使劲的搬住猪嘴，直往上拉，把猪的咽喉部位出露出来了，右手急忙从案板旁得地上操起一把一尺来长的大典刀，戳进猪的喉管、肺部，那猪沙哑般的腔调，嚎得地动山摇，四只脚蹄不住地乱蹬，大约持续了几分钟时间，便瘫在案板上，不能再动弹了。屠宰工人们脱毛、下猪头、掉边、破脊、掏内脏、拿猪蹄、砍肉……接着这些肉都搬到食品所营业部，因为我排在第二十八号，这头猪的肉根本就排不到我名下，只得在旁边观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看西洋镜般的看这些屠宰工人工作流程！他们工作还在继续，仍旧是那么忙碌，人们的喧闹声，猪子的嚎叫声、工人们的刨子声、多肉的“笃——笃——笃——”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一个热浪过去，下一个热浪又再一次卷起…… 闲得无事，我再一次打量起屠宰工师傅：他，一米七、八的身材，头上戴着一个鸭嘴帽，瘦削的脸膛，鼻梁下留有八字须，肤色黝黑，这可能是长年累月在露天工作所致，抹着一个偌大的长围腰，下摆很长，只能看见他穿着长筒胶鞋，左膀右臂套这个长长的皮袖头，手上油腻腻的，脚上还留有猪的粪便的痕迹。 其实这个人，我并不陌生。他原来任公社武装部部长、由于改制，公社把他派到食品所工作，一看他这个人，就知道是个老老实实为人，踏踏实实做事的秉性。 “二十八号——二十八号——”食品所唐所长扯开嗓子直叫唤。 “来啦——来啦——”我从遐想中醒悟过来，连声应诺。 “你的肉，七个人，每人七两，一共四斤九两”。唐所长对了一下账簿，对我说。 “唐所长，这时肉票。”我把一大叠肉票递到唐所长手里。 “下一个！下一个！”显然是唐所长又在唤下一个购肉的人。 转过身来，我提着肉。大踏步地走向回家的路上。我想这可是全家人一个月的肉食呢！ 熊猫电视机 我家所在地，公社机关团体，几乎把我家给全包围了。那时，条件差。文化生活除了“赶场”看电影外，再没有其它任何文化生活。连十多家机关单位，仅外贸公司一家有一个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天一到晚上，左右邻居，齐刷刷的都涌到那儿去看电视。自然娃儿们多，一个不大的屋子少不了你争我抢座位。 说着说着，你看两个小娃子就为争座位，互不相让，甚至杠起祸来了。 “这是我的陆爷爷的电视，不让你看！”外贸公司员工就陆爷爷一个人，这个蓄着瓦片头的小男孩说。 “是我的陆爷爷！是我的陆爷爷！”另一个留有平头的小男孩也不示弱。 说着说着，俩孩子就抱到了一起打起来了，眼看事态还有可能进一步的发展。 陆爷爷走到两个孩子跟前，才把他们劝开了，并给另一孩子找来了一把小竹椅。电视才得以继续看下去。 电视节目大伙儿一直看到，荧光屏上出现了“再见！”才依依不舍的离去。那个留有小平头的娃子，一回到家，就嘟囔开了。我一看他那不高兴的样子，小嘴巴纠得老长，瞪着小杏眼，嘟嘟囔囔的说个不停。急忙走过来。蹲下身子问他： “怎么啦？小宝贝！谁又欺负你啦？”我小声地问他。 “旁边的胡春芽，不让我看陆爷爷的电视，还说是他的陆爷爷！”儿子气呼呼的纠着小嘴。 “原来这样啊！爸爸给你买个电视，再谁也不会跟你争了。”我和蔼地说。 “真的吗？爸爸不许骗人，骗人是小狗。”我那儿子两眼放光。 “不骗你，爸爸说得是真的。”我轻轻地抚摸儿子的头说。 …… 我想，这一夜，儿子在梦中一定能睡个踏实觉。儿子先睡觉，等我们忙完事情，睡觉时，只见儿子，小小的脸蛋，红扑扑的，多像熟透的小苹果，嘴角向上翘着，脸颊旁一对深深地酒窝，是那样引人注目，又是那样的可爱。 第二天，天还刚开亮口，我来到了供销社，托熟人跟我弄了张内部购物券，凭购物券佘回了一台，十四英寸的“熊猫牌”电视。 从此，我家里一到晚上，人群颤动，早早地就围满了人都在看电视。 我家那宝贝，一双小眼睛盯着电视上的屏幕，一眨也不眨。 “龙凤牌”自行车 那时候，各种物资匮乏，想买个名牌商品，除非你供销社内部有亲戚或者有熟人。如果没有，那就是“没门”。 这个时候，我正好从行政转行到了教育。按照当地不成文的规矩，一般是本地不在本地教书，大多被调到离家较远的学校从教。这不，我被调到了宋谷平小学，从我家到学校大约有二十多里路程，步行走也得近两个小时，开始，几个月，一到星期六放学，都是手提包一拿，就踏上回家的路。一次、两次、三次……我在心里筹划着，产生了一个念想，卯这样走，不是个长法，得想办法购买一辆自行车代步。一来可以节省体力，更重要的是可以节省时间。因为我们这些农村半边户，放学后还要尽快的赶回家，帮家里多做做农田的活儿。 主意已定，我又到供销社找熟人，嘴巴说得打了泡、起了茧，怎么说、怎么求，都不起作用，供销社的人干板板甩过来一句话：“两个字——没有”！ 我折身来到一个原在供销社上班，后来辞职后，自己开办的一个综合商店毫无目的地转悠，忽然，眼前一亮，屋内货物琳琅满目，什么都有，好几辆崭新的自行车并排摆放的整整齐齐。我走过去。 “绿春——你这自行车是买的么？”绿春是我的老熟人，我也很随意。 “摆在这里，不买，我放着顿火锅吃呀？”他说话就是这样，我了解他。 “我看你这自行车‘龙凤牌’就像没听说呀？”我问他。 “这‘龙凤牌’是唐山地震后，恢复生产的第一批产品，”绿春指着自行车向我介绍。 “这种自行车钢架结实，载重性能好！”他继续介绍说。 “购买‘龙凤牌’自行车，也是在帮助灾区人民。”他接着又说。 本来我是想找供销社内部人士，帮我搞一辆上海生产的“永久牌”自行车的，听绿春这样一说，也就心动了。 “这款自行车，要多少钱？”我问绿春。 “三百九十八。”他回答。 说实在话，我是两手空空，囊中羞涩。那年月谁手头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工资每月也就在二十多元，一辆自行车，得一年多工资，不吃不喝，才能攒足。 我把嘴处在绿春耳朵旁小声的对他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手头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能不能分期分批付款？” 他是我的熟人，也都是本地土生土长。他也知道我的为人，是可以信赖的。 自行车一事，就这样谈拢了。我推出这辆崭新的自行车，骑在坐板上，脚一踩脚踏板，那两个轮子转得如风一般的快。 后来，这辆自行车，一直跟随我，它与我一起共享了幸福、一起品味了生活的艰难，走南闯北二十多年。 现在好了，人们经历了这些阵痛以后，迎来了新的曙光。市场繁荣，商品到处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 “凭票购物”一去不复返，那个年代所经历的辛酸、幸福却永远留在六十后，七十后一辈人的心中。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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